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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時期的武漢風云際會，特別是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是開天辟地以來從未有過的。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27年一二月間武漢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爭。當時，英、法、日、俄等帝國主義列強在漢口都有租界。1926年圣誕節(jié)至1927年元旦期間，英國水兵在漢口和九江登陸，狂歡酗酒，調(diào)戲女工，遭到抗議后，不認錯，還打死打傷中國人。此舉激起各界群眾的義憤，掀起了收回租界、反對帝國主義暴行的群眾性斗爭。在中國共產(chǎn)黨人劉少奇、李立三等領導的總工會發(fā)動下，成千上萬的群眾包圍了英國領事館，提出收回英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降下領事館前的英國國旗、撤走停在長江中的英國軍艦、責令行兇的英國水兵向中國人民道歉認罪等嚴正要求。開始時，群眾只是喊“英國鬼子滾回去”等不太文明的口號，是自發(fā)行動，但很快就發(fā)展成一場有組織、有領導、有秩序的偉大的反帝斗爭。憤怒的人群從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到英國領事館周圍，口號聲不斷。英國領事館的工作人員身陷重圍，出入不便，館內(nèi)的儲備食品也所剩無幾，就悄悄地派人出來，找圍在館外的碼頭工人，企圖通過行賄，幫他們把人員和行李偷偷地擺渡，撤退到停在長江中的英國軍艦上去。但遭到工人們的嚴詞拒絕。他們說：“要服從總工會命令！只要降下你們的英國國旗（向中國人民道歉），我們就會保護你們安全撤退。”當時，這場斗爭的領導者們采取了很好的斗爭策略，雖然外面的群眾把領事館圍得水泄不通，卻沒有切斷領事館跟倫敦英國政府間的電訊聯(lián)系。領事館里的英國人就不斷地打電報，向英國政府訴苦告急。英國政府見事已鬧得不可收拾，只好回電，指示領事館道歉和暫時撤退。2月9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國方面簽訂協(xié)定，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這是五四以來中國人民反帝斗爭的最大一次勝利，也是北伐期間大革命歷史上光輝的一頁。
　　
　　在這場斗爭中，我們婦女協(xié)會也發(fā)動和組織各界婦女群眾，輪班日夜包圍英國領事館，高呼反帝口號，并且做好向示威群眾送茶水、點心的后勤支援工作，發(fā)揮了婦女“半邊天”的作用。雖然后來國民黨右派“清黨”反共，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失敗了，英帝國主義又回到漢口，恢復了英租界，但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繼續(xù)不屈不撓地進行英勇斗爭，到1949年，終于在全中國大陸完全收回了外國租界，取消了不平等條約，并在1997年洗雪百年國恥，收回了被割讓的領土——香港的主權。這是歷史性的飛躍！這次收回漢口和九江英租界斗爭的偉大勝利，使黨和群眾都受到了一次極深刻教育，體會到群眾運動的偉大力量，只有人民群眾才是世界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對武裝斗爭和軍事工作的重要性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很明顯，沒有北伐戰(zhàn)爭節(jié)節(jié)勝利這個有力的后盾，英帝國主義是不會降下他們的國旗和從領事館撤退的。但那時，就全黨來說，特別是總書記陳獨秀，對軍事工作的重要性認識還很不足。盡管我們黨在大革命高潮中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還沒能獨立自主地領導和掌握革命的武裝力量。只有經(jīng)歷了北伐戰(zhàn)爭和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斗爭勝利、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以及國民黨右派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失敗，才從正反兩方面的經(jīng)驗教訓中，真正深深地體會到武裝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極端重要性。
　　
　　我從上�；氐轿錆h后，正好宋慶齡要開辦全國的婦女干部訓練班，就指定我兼任這個培訓班的籌備主任。為培訓班找房子等許多具體事務工作，是由趙畹華、梁劍華等同志配合幫助我做好的。趙畹華在武漢有很廣泛的社會關系，人也能干，所以很容易地就在漢口找到了房子。我擔任的主要是教導主任應做的籌備工作，就是制訂培訓計劃，安排課程和聘請教師。我們所有的教師，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除了由宋慶齡主講中國婦女運動史外，蘇聯(lián)顧問鮑羅廷的夫人講國際婦女運動史，是用布哈林著《共產(chǎn)主義ABC》和倍倍爾著《婦女與社會主義》的中文譯本為課本的。李立三講中國工人運動史，李立三的夫人李一純講女工運動史。還專門請宛希儼講反對“婦女主義”這一課。為什么要講反對“婦女主義”呢？因為那時在提倡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同時，也有好些工作能力很強的婦女產(chǎn)生驕傲自滿情緒，產(chǎn)生了只講婦女解放自己，而看不起男同志，走向另一極端的偏激傾向；特別是有些婦女因為反對包辦婚姻的“大男子主義”，就主張獨身主義，不愿意和男同志在一起合作共事。此外，我們還請了好些國民黨方面的知名人士來講課，如徐謙夫人和王世杰等人講法律和外交等課程。這些教師，是國共兩黨中具有很高水平和豐富經(jīng)驗的名人，但都很樂意地義務授課，不取報酬。
　　
　　中央婦女干部培訓班的學員，是由全國各地的婦女協(xié)會保送的，培訓三個月，結(jié)業(yè)后發(fā)給證書，仍回各地去工作。這對培養(yǎng)各地婦女運動的領導骨干是很有意義的。主辦者每個星期都邀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和理論家去培訓班做政治報告，講解國際國內(nèi)的政治形勢，這對許多在大革命高潮中新參加工作的年輕婦女干部們也是很切合實際的政治思想教育。
　　
　　1927年三八婦女節(jié)那天，我和宛希儼、梅電龍和龔品娟同時在武漢結(jié)了婚，又同住于我父親在法租界友益街租的兩層樓三開間住宅中。我父親的十幾只大書箱放在一樓，二樓就讓我們四人居住。品娟比我小三歲，入黨后名冰若。她是民進中央副主席梅向明的母親，離休后住北京，2001年去世。真是“朋輩多凋零”，唯有友誼長存。
　　
　　我們結(jié)婚時沒有舉行任何儀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會議上公開宣布的。同時在報上還登了“宛希儼、黃慕蘭啟事：我倆因為志同道合，結(jié)為革命伴侶，特此敬告諸親友”這樣一則簡單的啟事，對于我來講就是公開否定了我過去的包辦婚姻。宛希儼同志在自己家鄉(xiāng)亦有元配夫人，已經(jīng)生了一個女兒，因為是家庭包辦的婚姻，希儼早就跟她分居。這位元配夫人不愿意再嫁，仍舊留在宛家，新中國成立后還享受了烈屬待遇，我認為是應當?shù)�。從五四運動到北伐戰(zhàn)爭期間，男女青年反對家庭包辦婚姻，自主另擇配偶，已成為屢見不鮮的時代潮流。像魯迅、郭沫若等好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qū)者們，原先在家里都有夫人，后來另擇佳侶，但都沒有與元配正式離婚。他們并不是要像舊社會的男人那樣娶三妻四妾，而是以實際行動反對封建的包辦婚姻制度。至于實行一夫一妻制，到新中國頒布《婚姻法》時才有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我倆的結(jié)婚啟事登報后，熟識我們的同志都說“皇后”嫁給“皇帝”了。因為那時我代表婦女界參加各種群眾大會，經(jīng)常坐在主席臺上，非�；钴S，所以新聞界和文化界的人士都戲稱我為“皇后”；而宛希儼調(diào)到中央軍委工作后，還兼任全國新聞記者協(xié)會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新聞記者素有“無冕皇帝”之稱，所以人們才有這樣的祝詞，贊揚我們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制度的勇敢舉動。
　　
　　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宛希儼同志的情況。希儼生于1903年2月10日，湖北黃梅人。他的父親宛志瀛（號瑤峰）是秀才，也是黃梅的一位開明地方紳士。希儼在湖北讀書時，就在進步教師的啟蒙教育下閱讀了不少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的書刊。1923年，他在南京東南大學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并擔任了第一任黨支部書記。有許多東南大學的同鄉(xiāng)、同學，在后來所寫的回憶錄中，都曾提到他。希儼走上革命道路，是受到董必武和陳潭秋這兩位革命先驅(qū)者的影響和引導。希儼在東南大學讀書時，在董老和潭秋同志的影響下，湖北各地的進步青年組織讀書小組，閱讀《新青年》、《向?qū)А泛汀吨袊�青年》等進步刊物，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希儼時常返回湖北家鄉(xiāng)，黃梅地方的中共組織就是宛希儼等八位同志創(chuàng)建起來的。大革命時期的黃梅，革命勢力發(fā)展得很大，曾有“小莫斯科”之稱�，F(xiàn)在那里已建立了革命紀念館。后來希儼在上海參加過“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并以中共黨員身份，當選為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和董必武、袁溥之等同志一起去廣州開會。在那次會上，他認識了柳亞子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柳亞子是國民黨江蘇省黨部的執(zhí)行委員兼秘書長，希儼是省黨部的執(zhí)行委員兼宣傳部長，一起合作共事，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誼。希儼犧牲后，柳亞子還專門寫過沉痛哀悼的詩句。1925年冬，希儼被調(diào)回武漢，協(xié)助董老編輯出版《楚光日報》。希儼很會寫文章，也很會演講，能慷慨激昂地進行革命的宣傳鼓動工作。1926年冬，在國民黨武漢市特別黨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希儼再次當選為武漢特別市黨部執(zhí)行委員和宣傳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