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附錄四:我的外婆 黨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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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二十多年,外婆的自傳,終于出版了。作為她一直十分關心和鐘愛的外孫女,除了送去一份南半球厚厚重重的恭喜外,更多更多的還是我深深的祈禱和濃濃的祝福,祝她老人家健康、愉快。她的健康是我們小輩的福分,她的愉快是支撐她一生面對所有磨難的力量。
一直想寫上幾句,為外婆的自傳出版,也為圓滿我的心愿。家族里,我們這一輩中,我是第一個看著她開始寫自傳的孩子,看著她一遍又一遍,一篇又一篇地從湖北的大冶,寫到北京、上海,直到杭州。
1975年,外婆從秦城監(jiān)獄出來,根據當時“不能留首都,不能去大城市和邊疆”的規(guī)定,母親將她從北京接到湖北。那是一個下著瓢潑大雨的晚上,大風一次又一次將油布傘吹得翻頂,外婆牽著渾身濕淋淋的我,在大冶的縣城邊緣,一步一步踩著鐵軌的枕木向我們在地質隊的家中走去。第二天她就拿起了筆。
那是一個沒有桌子的家,能坐的除了床之外,就是兩張竹椅和兩個小木板凳,后者我和妹妹各一個,竹椅則一張為母親常用,還有一張是為每年來探親一次的父親而備。外婆最初的寫作就是坐在小木板凳上,將竹椅為桌開始的。
雖然剛剛上學,但“敬愛的毛主席”幾個大字我還是完全認識的,我知道她在寫信,總是厚厚長長的,一本又一本雙線報告紙,從紅紅的雙線,白白的空行,到寫滿全頁、全本的藍色圓珠筆字。多年后,我才知道,她是在寫申訴材料。厚厚的材料中記載著她自1926年十九歲起,跟隨中國共產黨革命,一生的工作經歷,一生的追求和希望。
或許是由于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的緣故,有一次外婆帶著我徑直闖去了湖北省黃石市委組織部。記得那天早晨我們五點鐘就起了床,火車、汽車……換了三次車后才到了黃石。兩個干部模樣的男人,在他們的辦公室中,同外婆高聲爭執(zhí)著什么,令我一直擔心他們會打起來。那幾個小時中,他們談的話我?guī)缀跏裁炊疾欢P旋在我腦海中的就一件事:“如果他們打我的外婆,我就咬他們的手。”因為當時我的高度正合適采取這個行動……
外婆是幸運的。她秉承了她自己祖父的豁達,父親的智慧,還有母親的善良;她天資聰穎,記憶力超人,直到中年都是被公認的“大美女”;她一生波折重重,卻總有伯樂知音相助,每每化險為夷。她十九歲起就投身于轟轟烈烈的中國革命,作為中國共產黨最早期的黨員之一,從武漢大革命、南昌起義、上海早期工人運動,直到抗日戰(zhàn)爭、太平洋戰(zhàn)爭、國共內戰(zhàn),她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參與者、組織者,最直接的歷史目擊者。她在風口浪尖上親身經歷了整個20世紀中國社會的動蕩,經歷了共產黨的成長、波折和發(fā)展。
外婆也是不幸的。她最大的不幸,是一生婚姻波折重重。她是個美麗賢淑的大家閨秀,她的父親是一位非常開明的知識分子。當年他曾是譚嗣同民主變法改革維新主要的支持者與協(xié)助者。正因為如此,他對孩子們的教育也從不墨守成規(guī)、刻從教條。因此造就了自己女兒的性格既知書達理,又熱情活潑,卻完全沒有名門小姐的傲氣。
自從外婆獻身革命后,她的個人生活也從此成為革命的一部分。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她放棄了去蘇聯(lián)深造的機會而完婚;又是為了革命的需要,她一次又一次的別子別夫,含淚上路在洪流中獨自頑強地奮斗;更是因為工作需要,她毫無怨言地聽從組織部署,將丈夫的家業(yè)、財產和社會關系都利用上了支持共產黨的事業(yè)。幾十年中,她之所以能作出如此大犧牲,是由于她不愿辜負敬重的董必武、瞿秋白、周恩來——她的老上級們的信任;她不能忘記至親至愛的誼兼師友的革命伴侶宛希儼、賀昌的教誨;更因為她自己的一顆赤赤誠誠、坦坦蕩蕩、無私的心。作為一個女人,一個與她共同生活過十多年的外孫女,我敢說,她一定有過憧憬,有過期盼,有過委屈,也有過孤獨。但是,當年,革命信心和激情抑制了她的個人愿望;后來,歲月磨平了她記憶中的褶皺;如今,她最大的快樂,就是常常扳著手指算“今年家中有多少好事”,而這些“好事”,大多是兒孫們的成功或晚輩們哪怕是一點小小的長進。
外婆是寬容的。不知是幾十年特殊生活經歷造就了她的性格,還是天性如此。從1926年參加革命到1955年她第一次被關進秦城監(jiān)獄隔離審查,近三十年中,順時遭人妒忌、陷害;逆時被人落井下石,這些往事,她只字未談。我曾親眼目睹,有些文藝界名人在她平反前后態(tài)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在書中她都沒有責怪,一概采取只寫別人好處和貢獻的態(tài)度。家中親人之間,由于政治壓力而產生的種種分離和隔閡,更是被她一一化解,最后達于和諧。她常說“家和萬事興”,這個家,既是我們這個小家,更是大家,國家。
外婆的堅強是超人的。她一生坐牢四次,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各兩次,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在秦城監(jiān)獄前后兩次一共十七年的監(jiān)禁生活,絲毫沒有動搖她追隨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信心,也絲毫沒有改變她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一次生離死別就足以將一個人的意志力摧垮,她經歷了九次打擊,僅用了九個“傷痕”來形容,這每一次打擊再站起來的過程,是何等的艱難;這每一個傷痕,帶來的痛楚,是何等的巨大,都被她輕描淡寫幾筆帶過了。
外婆的自傳終于出版了。中國解放以后,她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在用筆回顧自己的歷史,先是為審查,后是為申訴,直到現在,才真正有了實在的意義:是為了記錄,記錄一個中共早期革命者一個世紀以來走過的足跡;記錄一個女人,在男權的世界中的掙扎、奮斗、成功和挫折。
感謝梅益公公的支持以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的工作,令這本書最終得以出版。感謝眾多親長在這本自傳從文稿紙變成鉛印本的過程中,付出的諸多辛勞。
當然,最最需要感謝的人是外婆,她豐富多彩的人生,不僅是我們——她第三、第四代的兒孫輩的財富,更是一面珍貴的鏡子,它反映了上個世紀中國社會風云變幻和中共革命歷程的一個側面,它還是未來中國一代又一代后來者選擇人生道路時的參照。正因為如此,借用一位美國婦女問題研究專家,斯坦福大學的德納•古特曼教授在《新文化新舞臺》書中的一段話作為結尾或許更為合適,“經五四運動熱浪沖擊而走向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國第一代婦女先驅們的足跡,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因為她們不是為了解放婦女而投身政治,她們是為了實現一個理想和信念而成為了中國革命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7,21頁)。一位杰出的中國婦女,在上個世紀20年代就投身進了中國革命的洪流,成為這一代婦女先驅中重要的一員,她是被大家敬重的共產黨的女兒,是我深愛的外婆。
陳弘欣
2003年8月2日
于澳大利亞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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