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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4日，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在上海廣慈醫(yī)院被刺。關于此案，當時人已經(jīng)普遍懷疑是陳其美指使蔣介石所為；后來，毛思誠在編著《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時，也承認不諱。不過，毛書所述較略，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殘稿則所述較為詳盡，且系蔣介石“自白”，因此，史料價值更高，有助于回答蔣介石刺陶這一疑案�！妒侣浴芬悦�筆工楷寫成，文字略有蝕損。現(xiàn)將有關段落照錄如下，凡蝕損處均以□□表示，可以意補的地方則以括號標明。

《事略》述1908年的經(jīng)歷時說：

是時之知交，以竺紹康為第一人……余無形中亦漸染其風尚。彼□（言）錫麟之死，實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徐之）學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談，陶之為人，不易共事。余聞此乃知陶、龔日常詆毀徐伯□□（生有）帝王思想者，實有其他意圖。余當時聞陶、龔毀徐，僅以為伯生已死，即有過誤，我同志不應再加猜測，詆毀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為陶所逼□（乎）！自此，即甚鄙陶之為人，以其無光明正大態(tài)度，無革命人格。

竺紹康，浙江會黨首領，曾與秋瑾、徐錫麟共同在紹興創(chuàng)辦大通學堂，策劃起義。1908年與蔣介石相識。1910年去世。錫麟，即徐錫麟，字伯蓀，蔣介石寫作伯生，章太炎寫作伯孫。龔，指龔寶銓，光復會的重要成員。按：徐錫麟和陶成章本是志同道合的戰(zhàn)友，后來，因在革命途徑及大通學堂應否續(xù)辦等問題上意見分歧，二人發(fā)生沖突。1907年，徐錫麟依靠表伯、山西巡撫俞廉三的關系，以道員分發(fā)安徽，被任命為巡警學堂會辦，深得信任。7月，刺殺巡撫恩銘，被捕犧牲。關于此事，章太炎曾說：“其后伯孫入官頗得意，煥卿等不見其動靜，疑其變志，與爭甚烈，及伯孫殺恩銘，始信之�！盵1]竺紹康所言，“錫麟之死，實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這一事實表現(xiàn)出陶成章性格的一個突出弱點——多疑，但據(jù)此即將徐錫麟之死的責任歸在陶成章身上，并由此認為其“無革命人格”，顯然不妥。

《事略》又說：

及陶由南洋歸日，又對孫先生詆毀□□（不遺）余情。英士告余曰：陶為少數(shù)經(jīng)費關系，不顧大體，掀起黨內(nèi)風潮，是誠可憾，囑余置之不理，不為其所動，免致糾紛。余乃知陶實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濟其經(jīng)費者即停止，不與其往來也。

1907年春，同盟會內(nèi)部發(fā)生反對孫中山的風潮，陶成章是參與者之一。1909年9月，陶成章因在南洋募捐未獲滿意結(jié)果，聯(lián)絡李燮和、柳聘農(nóng)、陳方度、胡國梁等七八人以東京南渡分駐英、荷各屬辦事的川、廣、湘、鄂、江、浙、閩七省同志的名義起草《孫文罪狀》，指責孫中山有“殘賊同志”、“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等罪狀12條，要求開除其總理一職，通告海內(nèi)外�！蹲餇睢凡⒄_稱孫中山貪污公款，在香港、上海存款20萬云云。陶成章并帶著《罪狀》，趕赴東京，要求同盟會本部開會討論�！妒侣浴匪�稱“為少數(shù)經(jīng)費關系，不顧大體，掀起黨內(nèi)風潮”，指此。這一事實同樣表現(xiàn)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點，陳其美批評其“不顧大體”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顯然不妥。

《事略》還說：

當革命之初，陶成章亦□（踵）回國，即與英士相爭，不但反對英士為滬軍都督而顛覆之，且欲將同盟會之組織根本破壞，而以浙江之光復（會）代之為革命之正統(tǒng)，必欲將同盟會領袖□□（孫、黃）之歷史抹煞無遺，并謀推戴章炳麟以代孫先□（生），□（嗚）呼革命未成，自起紛爭。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紹康未死前，嘗謂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實此人也。爾當留意之！”惜竺于此時已逝世，而其言則余切記未□（忘）。及陶親來運動余反對同盟會，推章炳麟為領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聞之甚駭，且怨陶之喪心病狂，已無救藥，若不除之，無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當時之大局也。蓋陶已派定刺客，以謀英士，如其計得行，則滬軍無主，長江下游必擾亂不知所之；而當時軍官又皆為滿清所遺，反復無常，其象甚危，長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為滿清與袁賊所收復，如此則辛亥革命功敗垂成，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權，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本段中，蔣介石坦率地承認，他是刺陶案的主兇，并列舉了許多理由，證明他的行動是有功于革命的正義之舉。其實，不管是出于哪種理由，刺陶都是錯誤的。在這些理由中，有些還有可疑之處，例如所謂陶成章準備刺殺陳其美的問題。蔣介石是陳其美的親信，這一點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會糊涂到向蔣介石透露刺陳方案，甚至動員蔣下手呢？倒是蔣介石所說的其他理由，對于說明陶成章的死因，有一定意義。如蔣介石稱，陶成章回國“即與英士相爭，反對英士為滬軍都督而顛覆之”，以及“反對同盟會”等，應該說，這才是陶成章的真正死因所在。

1909年秋陶成章再次掀起反對孫中山的風潮后，因受到黃興等人的抵制，于次年2月在東京重建光復會，以章太炎為會長，正式與同盟會分家。1911年籌備廣州起義期間，兩會關系有所緩和。不久。趙聲在香港患盲腸炎逝世，陶成章懷疑為胡漢民所毒，再次對同盟會產(chǎn)生疑忌。同年7月，陶成章應尹銳志、尹維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組織銳進學社，作為秘密聯(lián)絡機關。當時，陳其美、譚人鳳、宋教仁等正在上�；I備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以便在長江中下游發(fā)動起義。同月26日，陳其美、陶成章在沈縵云宅開會，討論合作問題，二人發(fā)生爭執(zhí)，陳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了手槍。幾天后，陶成章匆匆離滬，再赴南洋，上海一地存在著兩個革命組織的狀況也就因之未能改變。所幸的是，面對共同的敵人，雙方大體仍能配合。11月3日，上海起義發(fā)動，陳其美率隊奪取制造局，他只身入內(nèi)勸降，被扣押。起義群眾奮勇進攻，光復會的李燮和也調(diào)來軍警助戰(zhàn)，救出了陳其美。11月6日，滬軍都督府成立，陳其美被推為都督，李燮和任參謀。對此，李燮和與光復會的人都很不高興。有人主張逮捕陳其美，治以“違令起事，篡竊名義”之罪[2]。李燮和不同意，于11月9日率部去吳淞成立軍政分府及光復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宣布只承認蘇州軍政府為全省的軍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歸蘇州軍政府辦理”[3]。這樣，同盟、光復兩會矛盾再度公開化。

上海光復之際，陶成章自南洋歸國。他未能因應形勢，和同盟會棄嫌修好，相反，卻繼續(xù)鼓吹和同盟會分家，進一步惡化和孫中山的關系。南京攻克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聯(lián)合會在上海開會，推舉大元帥，一部分人主張推黃興擔任，以朱瑞為首的浙軍將領則主張推黎元洪，強烈反對黃興。時任浙軍參謀的葛敬恩后來回憶說：“袒黃（亦即袒孫）袒黎一時鬧得不可開交。光復會分子反對同盟會日益露骨，陶煥卿、李燮和一派鼓吹與同盟會分家，我們就成了此等人的對象�！盵4]會議本已于12月4日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但于12月17日又改推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代行大元帥職權。這一變化，原因復雜，但同盟會方面認為和陶成章“嗾動軍隊”有關[5]。12月20日，馬君武鑒于孫中山即將回國，在上�！睹窳�報》著文，盛贊孫中山的革命品格和經(jīng)驗，斷言財政及外交等問題，“通計中國人才非孫君莫能解決”。該文稱：

孫君之真價值如此，日人宮崎至謂其為亞洲第一人杰，而尚有挾小嫌宿怨以肆誣謗者，其人必腦筋有異狀，可入瘋?cè)嗽阂病Ｎ崞缴鷱牟话⒄樔�，又以為吾國素知孫君，故默默然不贅論。今見反對孫君之人大肆旗鼓，煽惑軍隊，此事與革命前途關系至大，又孫君于數(shù)日內(nèi)將歸國，故不能已于言。[6]

[1]　章太炎：《答陶冶公代劉霖生問光復會及煥卿事書》，《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53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　楊鎮(zhèn)毅：《光復軍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陳其美篡取滬軍都督之真相》，《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第33頁，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

[3]　《中華民國駐吳淞軍政分府李宣言》，《民立報》1911年11月17日。

[4]　葛敬恩：《辛亥革命在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集，第123～124頁。

[5]　章太炎口授、寂照筆述《光復繼起之領袖陶煥卿君事略》，湯志鈞編《陶成章集》，第439頁，中華書局，1986。

[6]　馬君武：《記孫文之最近運動及其人之價值》，《民立報》1911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