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勝利
抗戰(zhàn)勝利后，外公先行回到上海。父親因為貴陽營造廠的業(yè)務難于脫身，仍留在貴州。當外公聽說女兒自作主張在貴陽結婚時，心里不很愉快，但是“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也無可奈何，只好順水推舟，匯了五百塊大洋做作為賀禮，并一再來電催促父母趕快回上海團聚�？墒�，營造廠的事務繁忙，哪能說走就走，父親一時抽不出身來。
外公急了，便又匯了五百元錢過來。父親說，500塊大洋在當時可是一筆不小的數(shù)目，因為那時市場上，就是黃金也要值十塊大洋一兩。
父母親急于復員，便將外公匯來的那一百塊大洋全部分給合伙人和員工，將貴陽營造廠的所有事務托付給合伙人，帶著母親匆忙起程。
到達上海
抗戰(zhàn)勝利初期，內地機關、學校等紛紛回遷，到上海的交通相當不便。
父母坐長途客車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船到上海。輪船在香港起航時，父母便給當時在上海的外公、外婆發(fā)了電報，告訴他們開航的日期。
外公聽說小女兒夫婦就要到來，相當興奮，在輪船抵達上海港口那天，親自率領著全家大小一齊前來碼頭迎接，場面相當隆重。
父親迄今清楚地記得，碼頭上汽車就停了一排，令初抵上海的父母怦然心動。
父親每每回憶此事，都感激萬分。想來外公從母親的書信中，已經知道了一些父親在“藝專”讀書及后來在貴陽開辦營造廠的經歷。
此時，外公已將重慶時規(guī)劃的“戰(zhàn)后復興中國紡織工業(yè)藍圖”付諸實施，對父親寄予相當厚望。也許他在想，“女婿頂半子”，父親可以頂替他英年過世的長子李紹方了，幫他打理正在搬遷建設中的經緯紡機廠的工作。
復員以后
復員后回到上海，一些同學在家鄉(xiāng)又見面了。
抗戰(zhàn)結束了，眾學友不由抱頭痛哭，歷經苦難、歷盡艱險，大家又重逢了。
在上海，父親接到同學的第一張請柬，就是趙無疾首開畫展，父親約了幾位好友一起去捧場。到了畫展地點，只見館內作品多數(shù)已經出售。
父親說，當時在上海開個人畫展，多先有個“預展”。所謂“預展”，按現(xiàn)在的行話來說，也就是“內部開放”。趙的父親在滬上是一個頗有聲望的銀行家，預展時，先約請了一些客戶、至親好友前往參觀。當年，眾親友“賣”趙家的面子，紛紛慷慨解囊，訂購趙同學的畫。
按舊時畫展規(guī)矩，如果有人在畫展里相中某一幅畫，意欲購買，可以先付錢，然后，等畫展結束時再來將畫取走。在展覽會里，只須在這幅畫下別一個條子，上書：“此畫已售，如觀者喜歡，可以請畫家按原畫另繪一張”字樣。
正式開放畫展的那幾天，參訪畫展的人絡繹不絕，見到畫展中的多數(shù)繪畫已經被多位上海工商業(yè)大亨所購，立時起到連鎖效應。由此，趙同學在滬的個人畫展首戰(zhàn)告捷，一炮在上海灘打響，仿佛也為其后來成為世界畫壇名人做了奠基。
我的大舅舅李紹方先生
抗戰(zhàn)初期，外公就在廣西柳州籌建經緯紡織機器制造廠，那時規(guī)模不大，只生產一些紡織機器的主要配件，如羅拉、錠子等，供應西南地區(qū)數(shù)十萬錠紡織廠之需要。
當時的柳州，遠離中心城市，地處偏僻，人才匱乏，外公一時找不到適用的人才，便召回在美國攻讀紡織機械制造專業(yè)的兒子,我的大舅舅李紹方返國，轉往柳州任經緯紡織機械制造廠工程師，專門從事經緯廠的技術指導。
西南地區(qū)氣候潮濕，抗戰(zhàn)初期，柳州雖然處在國家的大后方,但是生活條件相當艱苦，醫(yī)療設備極度落后,與舅舅在上海、美國的生活情形遠遠不能相比，加上廣西連年瘟疫。
舅舅當時不自量力，以為年青力壯、精力充沛,就能抵御各種病魔。柳州經緯廠籌辦初期，人手不多，各種日常事務都要他來應付，常常接應不暇。數(shù)年后，不幸罹疾，病歿任上。
母親常常說，大舅舅的英年早逝，對于外公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他常常自責，不該當時只考慮經緯廠的發(fā)展，過早地將舅舅召回國內，在一個戰(zhàn)爭動亂的年代里，將他派到這樣一個特別艱苦的地方。如果當時大舅舅繼續(xù)留在美國讀書，或者回到上海，跟隨外公一起撤退到重慶，就不會發(fā)生這樣的事了�？箲�(zhàn)時，外公將南通誠孚紡校也隨同工廠一起搬遷到四川。
勝利后的外公
復員后，師生跟隨外公一起返回闊別多年的上海。外公從事紡織業(yè)多年，擁有戰(zhàn)后東南沿海地區(qū)最迫切需要的大批紡織工業(yè)人才----誠孚紡校的三屆師生，在江浙紡織界聲望卓著。經過八年抗戰(zhàn)，國家瘡痍滿目，百業(yè)待興。
勝利后的一個時期，外公的事業(yè)達到巔峰，時出任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副總經理、經緯紡織機械制造公司總經理，雄心勃勃，有心在江浙工商業(yè)界大展拳腳。
到上海后，外公調集前三屆“誠孚紡校”師生，聘請全國著名紡織專家和管理人才順利接管了日本在華各紡織印染廠，調集資金人才，迅速恢復生產，并將戰(zhàn)時在重慶擬定的建設發(fā)展我國紡織工業(yè)的規(guī)劃與方案付諸實施。
父親回到杭州
次年（1946），外公在杭州拱宸橋購得一塊土地，決定將在柳州的經緯紡織機械廠遷至杭州。同時，向美國和瑞士訂購了一批當時先進的紡織機械母機和制造技術，欲將之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型紡織機械制造基地，作為發(fā)展戰(zhàn)后我國紡織機械制造業(yè)的樣板。
母親每談及此事總是要說，外公在滬策劃經緯紡機廠轉遷杭州的時候，極度傷感，嘆息大舅舅李紹方過早逝世，使他失去了一個得力幫手。否則在杭州的經緯廠擴建能得到舅舅的支持，外公就更加放心了。
當時，我的另幾個舅舅正在準備美國去讀書，一時派不上用場。想來外公對于父親寄予厚望，也有這一層的意思。父親雖然是“藝專”畢業(yè)，對于紡織工業(yè)是一個門外漢，但是在貴陽做過多年的營造廠（也就是現(xiàn)在的建筑公司），在建筑上頗具實戰(zhàn)經驗。
于是，他派父親到杭州來做籌建工作，父親帶著母親，又回到了闊別多年的杭州。
初到杭州，人生地不熟，父母借住在靈隱路十號，老師雷圭元家中。
那時，作為父親師長一輩的人物，藝專的不少教授，諸如，林風眠、吳大羽、林文錚、雷圭元等人在湖畔玉泉附近都有房子（這些房屋至今仍在），父親不由也萌生長住之念。
父親就在附近的岳墳街也擇地另造了一座小屋，也就是現(xiàn)在的北山路97號（見圖）。
其時，父親雖然身兼經緯紡機制造廠的籌建工作，但是，剛回到杭州，經濟并不寬裕，想要購地造屋也非易事。此時，他的老同學小袁（就是袁力丁先生）也到了杭州，見面談起，一拍即合，兩人都有定居西湖之想。
擇地造屋
父親便與袁先生合作在岳墳街李公祠（即紀念清代名臣李鴻章的祠堂）對面的一塊土地上，開工造屋了。
袁先生是父親“藝專”同學，家境較為寬裕。據父親說，學校西撤時，他在小袁的新登老家住過幾天，耳聞目睹，知道一些底細。袁家在富陽新登鎮(zhèn)是一個望族，不僅擁有田地山林房產，而且在新登街面上還開有南貨店，算得上一方鄉(xiāng)紳了。
小袁由鄉(xiāng)下運來木材等建筑材料。其實，抗戰(zhàn)勝利后，袁先生一直在外教書，只是個普通的老師而已，收入有限，也沒有什么錢。聽父親說，他的那些建筑材料多是從自家山林中砍伐后，經水路搬運過來的，他個人只化點人工運費而已。
“一個雞蛋的家當”
父親說，那時他在經緯廠工作,不過是一家企業(yè)一個小小的籌建處主任，靠工資收入，那些年來雖然在貴州做營造廠也賺了一點錢，但是一直生活動蕩不安，初到杭州，手邊也沒有多少閑錢，一氣造一座小樓并不容易。他與袁力丁二人，有了一點錢，找?guī)讉�小工來做“點工”，沒錢時，工地就息著，這樣斷斷續(xù)續(xù)地建造，一直造了三、四年才將這座房屋建造起來。按照籌劃建屋的初衷，袁先生與父親也不準備等小屋造好后自己住的。
父親與袁先生在貴州就已經合作開過營造廠，懂得如果做營造業(yè)得法，頗為賺錢。
再說，父親對于外公所從事的那一行“紡織工業(yè)”并不懂行。如果工程結束后，再繼續(xù)留在經緯廠，在別人眼里，就是自己再能干、再有本領，“總是李升伯的女婿，靠著丈人的牌頭”,在那里發(fā)號施令。
父親自尊心極強，他想走自己的路，不愿依附于別人，即使是自己的丈人也不例外。
父親總是在暗暗盤算著:等經緯廠工程結束后，就離開外公創(chuàng)辦的緯經紡機制造廠,自己另起爐灶,與小袁合伙開一家房地產建筑公司,將抗戰(zhàn)時在貴州學到的那一套,利用戰(zhàn)后百廢待興的大好時機,以這座小樓為基礎，逐步擴大,在杭州干一番自己的事業(yè)。
也就是說,現(xiàn)在給別人打工,一邊靠工資收入養(yǎng)家糊口；一邊再以此樓為基礎,等做好以后,將它賣掉;賣掉的錢，也許就變成了二座樓的錢了，再以此錢為本金，造二座樓；等二座小樓造好后，再賣掉，就變成了四座樓…。
父親與袁力丁兩個人正做著這種“一個雞蛋家當”的美夢。
外公到杭州
當杭州拱宸橋的經緯紡機廠在緊鑼密鼓地籌建之中,外公李升伯先生多次到杭州,一方面視察公司業(yè)務，另一方面，也來探望出嫁的女兒，我的母親。
外公對母親特別寵愛，因為在幾個子女當中，母親最懂外公的心理，而且還會將外面聽到的、從報上書中讀到的，人們的各種議論、各種逸事帶回家，常常令家人樂翻天。
在外公家中，只要母親在旁，客廳里總是笑聲不斷。
外公看到建造中的小屋（岳墳路93號）,環(huán)境幽靜，又靠近西湖，十分羨慕,說道:“等我退休了，就搬到西湖邊來住，杭州山水清秀，還有小女兒佩蕓的照顧，晚年就有靠了。”
我外公每次到杭州來，總是住在新新飯店，一方面那里面對西湖，風景好；另一方面，離女兒家也近。父親說：“抗戰(zhàn)勝利后，杭州城里上得了等級的旅館只有三家，也就是新新旅館、金城飯店和西冷飯店，你外公總是挑選新新旅館”。
外公去香港
1948年，我外公帶著家人搬到香港去了。
臨行前，外公再三來信勸說父母同行，母親覺得很奇怪，便說：“香港離杭州又不遠，我會經常來看你的。再說，嫁出去的女兒，哪能總是跟著父母，而且我們在西湖邊已經有了房子，干嘛跑到香港去寄人籬下？”
“小插曲”
1950年，“抗美援朝”運動開始，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貿易禁運政策。
此時，發(fā)生了一個小插曲，四十年代末，經緯紡機制造公司在美國和瑞士訂購了一大批紡織母機設備（也就是制造紡織機的設備），原本這批設備是準備放在杭州拱宸橋那塊土地上的。
當時，那批精良的紡織母機運抵后，一部分存在菲律賓,另一部分存放在香港倉庫擱淺，作為經緯紡機公司總經理的外公掌控了那此機器。
時任中央人民政府紡織工業(yè)部副部長陳維稷先生是外公幾個最得意學生之一，便親自前往香港，希望外公將這批織織母機運回國內，由國家將經緯紡織機械廠建成；未久,臺灣當局也派出代表，要求將這批價值連城之紡織母機運到臺灣去。
上世紀四十年代時，陳維稷就是地下中共黨員，在外公身邊工作，但是當時外公并不知道。外公在各種力量的交錯影響之下，權衡利弊,不惜一切代價,決然將這批巨型紡織母機,趕在禁運生效前一刻,搶運回到祖國大陸。
從眾多外公的學生和他朋友的回憶錄或講話中都可以看出，外公將這批紡織母機運回國內的心愿，是在努力實踐他的夢想：“中國不甘心做一個落后國家，振興國家的紡織事業(yè)”的至理名言，并沒有多少考慮個人的利害得失。
我的大舅舅（李紹沆先生）后來講，當年外公私下表示過，臺灣彈丸之地，如此大型的紡織母機對于一個區(qū)區(qū)小島來說，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而在百廢待興的中國大陸，所能起的作用就不同尋常了。
“籌劃經緯紡機廠、復興中國的紡織事業(yè)”，則是外公辛苦多年的宿愿。
他說，如果將經緯紡織機械運回祖國大陸，那里土地寬廣，經過多年戰(zhàn)亂，紡織工業(yè)凋蔽，且設備陳舊，對于今后的國計民生才會產生重大影響。
如果說外公當時個人還有什么私愿的話，也就是他最為寵愛的女兒，我母親住在杭州。在外公的眼里，母親永遠是一個天真爛漫、不太懂事的女孩。他非常希望女兒不在自己身邊時，也能對她有所關照。而且外公十分想望有朝一日，等他退休后，也能到西湖邊來與女兒一起同享天倫之樂。
“陳部長抵港”
那批紡織母機終于由我舅舅李紹沆、姨夫蔡維邦協(xié)助裝運回國。
機器運抵國內后，當時紡織工業(yè)部在考慮國際形勢之下,決定將經緯紡織機器廠遷建于山西榆次，該廠成為五十年代國內最具規(guī)模的大型紡織機械廠。
陳維稷副部長為此親自到香港會見了外公，他極為感激地對外公說：“李先生為新中國的紡織事業(yè)立了大功，政府非常感激李先生的所作所為，不知道我們能為先生做點什么？”
外公向陳副部長說：“我現(xiàn)在衣食無愁，經濟上并不需要什么幫助。”
陳維稷又說：“希望李先生能回到國內工作，新中國的建設事業(yè)百廢待興，正需要像李先生這樣的建設專才，施展抱負，您如果回國工作的話，一定會大有作為的,您的地位決不會低于原來的位置。”
外公想了想，說道：“現(xiàn)在香港正在開始發(fā)展工商業(yè)，紡織工業(yè)剛起步，我的二家廠，永生紡織公司和開源毛紡織廠還在籌劃之中，恐怕一時抽不出身來。今后會經常回來看看的。”
后來，外公又說：“不過,我在內地還有一個女兒，從小就非常寵愛，務請政府關照一下！”陳副部長一口應承。
此時，我外公全家，除了我父母留在杭州之外，幾乎全部遷到了香港。我的幾個姨媽、舅舅當時正在美國讀書，也不在國內,只有我父母在內地。
可以說，母親也是外公一生最為牽腸掛肚的人。
早在抗戰(zhàn)勝利前，外公就在重慶設立辦事處，集中了一大批人才,專門研究制訂戰(zhàn)后重建國家紡織工業(yè)的整體規(guī)劃方案，深知這批紡織母機，對于國家戰(zhàn)后恢復時期的重要。
而在外公眼中，臺灣孤懸海外,只是一個小島經濟,地窄人稠，對于這樣大型的紡織母機可以發(fā)揮的作用不大。如果說外公還有什么個人私愿的話，他當時毅然決然將機器運回大陸另一個因素，不乏對于我母親牽掛的考慮。
1952年，我母親帶著我姐姐到香港去探親。臨行前，外公去送行，一再對媽媽說：“你在杭州安心工作好了，這里不用牽掛，我已經拜托過我的老朋友陳部長來照顧你們全家了。他在北京很有影響，政府不會虧待你們的，你只要能常�；貋砜纯次揖托辛恕�”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外公移居美國，并加入美國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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