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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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嗅出王實味的“異味”
借助于毛澤東的指點和推薦，陳伯達的《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墨子的哲學思想》先后在延安的《解放》周刊上發(fā)表，引起了延安各界的注意。
如果說，那時延安的《解放日報》相當于解放后的《人民日報》的地位，那么《解放》周刊也就相當于1958年創(chuàng)刊的《紅旗》雜志的地位。連陳伯達都自以為從此“有點小名”了，誠如他后來在1942年8月28日《解放日報》上《思想的反省》一文中，那樣“謙虛”地寫過那樣：
像我們這樣思想淺薄的人，居然在中國思想界上有點小名，這并不是好事。文化落后的中國，到處是思想學術待墾的荒地，而且，百年來的生活又如此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又如此銳利，任何人只要稍為努力，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成就……
然而，“有點小名”的陳伯達并不真的那么謙遜。有誰稍稍冒犯他，他便要“商榷”，便要記在心中。
在延安整風時期，發(fā)生了著名的“王實味事件”。王實味當時受到密集性的批判，批判文章連篇累牘地刊登于《解放日報》，這當然有著錯綜復雜的種種原因，以致這位頗有才氣的作家、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特別研究員，在1947年春被以“托派分子”“國民黨特務”“反黨集團成員”的罪名處以死刑。
發(fā)動一場規(guī)�？涨暗膶ν鯇嵨兜呐校堑玫矫珴蓶|的認可和支持的。康生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而陳伯達則是批判王實味的積極參與者之一。
王實味遭到重炮猛轟的主要原因，是他于1942年3月13日和23日，在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報》副刊上，發(fā)表了總題為《野百合花》的一組雜文。
毛澤東不僅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多次發(fā)表過關于批判王實味和《野百合花》的言論，而且在16年后的1958年，當《文藝報》要對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延安時期作品進行“再批判”時，毛澤東為編者的按語加上了這樣的話：
再批判什么呢？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jié)有感》，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還有別的幾篇。上舉各篇都發(fā)表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主持這個副刊的，是丁玲、陳企霞。
……
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戰(zhàn)爭處于艱苦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
……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搜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tài)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騙。外國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許想要了解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們重新全部發(fā)表了這一批文章。
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開通起來，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許多世事。
被毛澤東稱之為“反黨反人民”的《野百合花》，共分五部分：
前記
一、我們生活里缺少什么？
二、碰“碰壁”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
四、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王實味說，為什么這組雜文以《野百合花》命名，這是因為：
第一，這種花是延安山野間最美麗的野花，用以獻給那圣潔的影子；其次，據說這花與一般百合花同樣有著鱗狀球莖，吃起來味雖略帶苦澀，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樣香甜可口，但卻有更大的藥用價值——未知確否。
確實，《野百合花》不像延安一般文藝作品“那樣香甜可口”，而是“略帶苦澀”。這“苦澀”味使一些人受不了。
王實味在文章中借用兩個女青年的口，說：
延安“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
王實味在文章中又說：
我并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有所謂“干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并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平心而論，王實味的文章確實有許多“牢騷”。他之所以在整風運動中把這些“牢騷”寫成文章，公之于眾，是因為他在《野百合花》中這么寫道：
1938年冬天，我們黨曾大規(guī)模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號召同志們要“議論紛紛”，“意見不管正確不正確都盡管提”，我希望這樣的大檢查再來一次，聽到一般下層青年的“牢騷”。這對我們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處。
應當說，王實味的出發(fā)點是好的。他希望這些“牢騷”能夠“對我們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處”。
然而，王實味以及他的《野百合花》受到猛烈的批判，以致《野百合花》被毛澤東稱之為“反黨反人民”。
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被毛澤東定為“反黨反人民”，其中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國民黨的中統(tǒng)特務“成功”地施行了“反間計”。
那時，國民黨的中統(tǒng)局在徐恩曾的領導下，對延安進行種種“新策略”——心理戰(zhàn)！
比如，徐恩曾在中統(tǒng)局里設立了一個“謠言清查科”。其實，這個科真正使命是“謠言科”。這個科有人負責“造謠”——制造謠言；有人負責“放謠”——把制造出來的謠言施放出去；還有人負責“收謠”！什么是“收謠”呢？那是指“放謠”之后，謠言就在社會上傳播，即“傳謠”。為了“測試”傳謠的范圍以及傳謠的速度，那便需要“收謠”。
這樣把“造謠”“放謠”“傳謠”“收謠”理論化、系統(tǒng)化，也真虧中統(tǒng)特務們想得出、做得出！
中統(tǒng)局造了許多謠，比如什么：“毛澤東主席被徐向前派人行刺受傷，不治身亡。開追悼會時被飛機偵察到了……”這些稀奇古怪的謠言，便是中統(tǒng)局對延安進行的“心理戰(zhàn)”之一。
中統(tǒng)局的第二處第三科，則致力于系統(tǒng)搜集延安情報，其中特別地注意研究延安的報刊。
中統(tǒng)特務們把從延安報刊上收集到的“有價值”的文章，按專題印成小冊子。這些小冊子分為兩類：
一類印成內部參考，限于國民黨高層閱讀。比如，他們印行了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教材《黨的建設》，深得蔣介石的喜歡，以至編輯者受到蔣介石的接見、獎賞。因為盡管《黨的建設》講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建設，而在蔣介石看來，卻是了解中國共產黨極有參考價值的情報。蔣介石甚至在書上寫下“此節(jié)重要足資參考”、“吾人亦可采用”之類批語。也就是說，蔣介石以為，中國共產黨在黨的建設方面的一些辦法，也可以用到中國國民黨的建設中來！
另一類小冊子則用于公開發(fā)行。中統(tǒng)特務特別注意不用“正中書局”“文化服務社”的名義出版，因為這些出版社的“御用”色彩太濃厚。他們選用中間色彩、民間色彩的出版社出版，保持“客觀”，以使讀者了解延安的“真相”。
中統(tǒng)特務從延安《解放日報》上讀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馬上看中了。當年的中統(tǒng)局局本部科長張文（又名張國棟），在后來寫的《中統(tǒng)二十年》中回憶道：
對外發(fā)行的小冊子中，影響比較大的首推《野百合及其他》。當中統(tǒng)特務見到延安《解放日報》刊載了王實味寫的《野百合花》一文時，如獲至寶，經過一番研究，由劉光煜、吳慕風執(zhí)筆，萬大鋐、王思誠核定，編寫了《野百合及其他》一書，其中除了王實味這篇文章外，還從《解放日報》上找出類似的篇章，斬頭去尾，加以歪曲和捏造，再加上引言按語。這一小冊子印了幾千份，據說是中統(tǒng)所印行的小冊子中最為暢銷的一種。
這本小冊子，迅速地被中共駐渝人員送往延安。
這里用得著毛澤東的一句名言：“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蓖鯇嵨秾懙摹兑鞍俸匣ā肥艿絿顸h的“擁護”，自然就要“反對”，進入“反黨反人民”之列了。
國民黨中統(tǒng)局施行的“心理戰(zhàn)”，印行那本《野百合及其他》，大大加重了王實味的罪名。
在對王實味進行“大批判”的行列中，陳伯達扮演著“排頭兵”的角色。
陳伯達當時還沒有“中央首長”的地位，遠遠不及康生那么顯赫。當時，康生擔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兼調查研究局情報部部長、干部審查委員會主任、指導整風運動的中央總學委副主任（主任為毛澤東）、中直機關總學委主任。然而，第一個以靈敏的“嗅覺”聞出王實味身上異味的，不是別人，正是陳伯達，其起因是王實味對陳伯達的一篇文章提出了異議……
正如“陳伯達”只是陳建相的筆名一樣，“王實味”也只是王叔翰的筆名。然而，如今世上知道陳建相、王叔翰其名的寥寥無幾，他們都以筆名——陳伯達、王實味——傳世。
王實味比陳伯達小兩歲，河南潢川縣人，1925年入北京大學文學院預科，與胡風同班。1926年秋，王實味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寫過小說，因英語頗好，更多地從事譯述。
1937年，王實味來到延安。
如同陳伯達所說，他過去與王實味并無交往，來到延安之前并不認識王實味，來到延安后，曾在馬列學院與王實味共事。不過，那時他們是同事，彼此是“平行”的。
后來，陳伯達成了王實味的頂頭上司——陳伯達擔任馬列學院編譯室主任，王實味在他手下工作，翻譯了許多馬列經典著作。
不久，王實味調往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擔任特別研究員，而研究室主任則是歐陽山。中央研究院的院長是張聞天，副院長是范文瀾。1942年初，張聞天率調查組到陜甘寧邊區(qū)農村工作，前后一年多，中央研究院由李維漢臨時負責。
陳伯達與王實味的爭執(zhí)，最初是從陳伯達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1939年2月7日起，原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新中華報》改作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于1941年5月16日與《今日新聞》合并，改名《新聞日報》，仍作中共中央機關報）。陳伯達在1939年2月16日《新中華報》上，發(fā)表了《關于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雜記》一文。王實味讀了此文，覺得許多地方欠妥，他曾與陳伯達當面談過，陳伯達顯得不很高興。王實味是個直爽、無遮無攔的人物。1940年冬，他竟動手寫了《文藝的民族形式短論》一文，準備發(fā)表。
陳伯達得知，索看了王實味的手稿，于1941年1月7日急就成章，寫出洋洋萬言的答復文章《寫在實味同志〈文藝的民族形式短論〉之后》。
在這篇長文之中，陳伯達先是“謙虛”一番，自稱：“我的確是文藝的門外漢，對于文藝并沒有專門用過什么工夫，說起來，總不免有點‘班門弄斧’，貽笑大方�！�
可是，他緊接著卻又說：
這次實味同志寫了一篇《文藝的民族形式短論》，牽涉了我，又迫得我不能不寫一篇東西。因為實味同志的文章就要發(fā)表，而我又有別的事情要做，沒有工夫在文章系統(tǒng)或文字上推敲，隨想隨寫，不免拉雜，只能請原諒了……
如此這般“隨想隨寫”，陳伯達竟寫下17條意見，逐一與王實味爭論，批駁王實味的批評。
本來，陳伯達與王實味的爭論——王實味的批評與他的反批評——純屬學術爭論，可是，在陳伯達看來，王實味對他的批評顯然是對他的一次挑戰(zhàn)。弄得不好，直接影響他在延安思想理論界的地位。為了制服對手，陳伯達使出了“殺手锏”——把對手跟“托派思想”掛起鉤來。
須知，在1940年代的延安，托派是反革命的同義詞，足以置人于死地的。
據陳伯達自云，他當時并不知道王實味其人是托派（當然也很可能陳伯達從某種渠道得知這一重要“信息”而故作糊涂——只是如今已很難確切“考證”了），而他的反擊竟擊中了王實味的要害！這種政治舞臺的格斗術，非常微妙……
延安正在緊張地“肅托”，在那樣緊張的氣氛中，大約是王實味認為陳伯達的反擊有來頭，用王實味自己的話來說，“為著站穩(wěn)腳跟，我才把我與托派的關系報告組織部”！
王實味跟托派，確實有點“曖昧”關系：他與托派有過接觸，翻譯過托洛茨基傳，也曾為托派翻譯過列寧的遺囑。本來，翻譯列寧的遺囑，怎么也上不了“綱”。但是，列寧正是在遺囑中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一起稱為“當前中央委員會杰出的領袖”；列寧還說：“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边@么一來，翻譯列寧的遺囑，也成了“嚴重問題”，與那“托”字掛鉤了——盡管那是貨真價實的列寧的遺囑！
王實味的“尾巴”已經捏在別人手里了，而他偏又把心中的憤懣泄諸筆端，在1942年3月13日、23日《解放日報》發(fā)表了那篇《野百合花》，又在中央研究院的壁報《矢與的》上寫文章冒犯了該院領導。
于是，王實味成了整風運動的靶子，一場大批判終于降臨到他的頭上……
在延安《解放日報》，光是從1942年6月9日到6月17日，就接連發(fā)表了八篇批判王實味的文章——其中作者不僅有陳伯達，甚至還有丁玲：
6月9日 《論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 范文瀾
《“藝術家”的“野百合花”》 陳 道
《繼〈讀“野百合花”有感〉之后》 伯 釗
6月10日 《政治家與藝術家》 蔡天心
6月15日 《關于王實味》 陳伯達
6月16日 《從魯迅的雜文談到王實味》 周 文
《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tài)度及反省》 丁 玲
6月17日 《徹底粉碎王實味托派理論及反黨活動》 張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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