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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jié) 第三章

“老鼠搬家”事件和《紅罌粟》事件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陳伯達與毛澤東之間曾幾度發(fā)生齟齬,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

最初的不快,是在一次與斯大林的會談時發(fā)生的。

那一次,毛澤東談起了蔣介石。斯大林忽然朝陳伯達說話了:“哦,我讀過陳伯達同志的《人民公敵蔣介石》!

陳伯達本來一直坐在一旁靜聽,一聽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非常高興,情緒馬上活躍起來,未等翻譯把話譯成漢語,懂俄語的陳伯達已在笑了。

斯大林把注意力從毛澤東轉(zhuǎn)向陳伯達,說了起來:“你的書里頭所講的宋美齡和小羅斯福的故事,很有趣,很有趣!”

其實,那是陳伯達在《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書中,引述了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之子小羅斯福的一段回憶:

我……代我父親出席蔣氏夫婦的雞尾酒會。他們的別墅離我們的住所約一二英里遠。當走進門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丘吉爾的女兒撒拉正和我扮演著同樣的角色。可是我沒有機會和她談話;蔣夫人走到我的身旁,毫不停留地把我?guī)У絻蓮埐⑴欧胖囊巫由献隆N矣X得她像一位頗為老練的演員。差不多有半小時之久,她生動地,有風趣地,熱心地談著……她把身子靠向前來,閃耀著光彩的眼睛凝視著我,同意我所說的每一句話,她的手輕輕地放在我的膝蓋上……我相信蔣夫人多少年來始終是以一種征服人的魅惑與假裝認為對方對她的談話發(fā)生興趣的方式來應(yīng)付人們——尤其是男人。

斯大林對小羅斯福的這段故事感興趣,居然對大家重述了一遍。

這么一來,作為政治秘書的陳伯達,一時成了談?wù)摰闹行,卻把毛澤東撂在了一邊,形成喧賓奪主的局面。

斯大林談興正濃,居然拿起了酒杯,走到陳伯達面前:“為中國的歷史學家、哲學家陳伯達同志干杯!”

陳伯達也舉起酒杯,回答道:“為全世界最杰出的歷史學家、哲學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陳伯達忘乎所以,似乎他的身邊沒有坐著毛澤東一般。陳伯達深為自己在最高級會談中大出風頭而興高采烈。

這次會談中的反,F(xiàn)象,理所當然地激怒了毛澤東。

深夜,結(jié)束會談送走斯大林之后,陳伯達仍處于興奮之中,卻接到毛澤東的通知:“下一次會談,你不要參加了!”

果然,下幾輪中蘇兩黨最高級會談的長方桌旁,不見了陳伯達。

毛澤東不讓陳伯達參加中蘇兩黨最高級會談,意在表明:就中方而言,陳伯達無足輕重——他可以參加會談,也可以不參加會談。

幾天之后,毛澤東要起草文件,卻找不到陳伯達。

“陳伯達哪里去了?”毛澤東問機要秘書葉子龍。

“他搬走了!”葉子龍答道。

“他搬到哪里去了?”毛澤東又問。

“搬到大使館去了!比~子龍答。

“他為什么搬走?他到大使館去干什么?他是我的秘書,他的工作在這邊!他搬走,為什么不跟我說一聲?”毛澤東顯得非常不高興。他要葉子龍通知大使館,陳伯達必須立即搬回來!

陳伯達只得灰溜溜地搬回來。陳伯達向毛澤東解釋說,他的兒子陳小達在蘇聯(lián)學習,16歲了,多年不見,想在大使館跟兒子一起住幾天……

“你為什么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崗位究竟在哪里?”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陳伯達。

望著毛澤東慍怒的臉,陳伯達知道事態(tài)已相當嚴重,趕緊向毛澤東賠不是,作了檢查。

毛澤東在陳伯達作了檢查之后,仍把他留在身邊工作。不過,這件事在毛澤東心中,留下了不愉快的陰影。

后來,在陳伯達倒臺后,對陳伯達進行批判時,曾經(jīng)算老賬,說陳伯達在陪同毛澤東前往蘇聯(lián)時,“竟然采取‘老鼠搬家’的罪惡行動……竟然不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而搬到駐蘇使館去住。他在莫斯科會談期間,行蹤詭秘,同蘇方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

在陳伯達晚年,對于這“老鼠搬家”事件向筆者解釋說,他是搬到我國駐蘇使館去住,又不是住到蘇方的什么地方去,而他搬到我國駐蘇使館去住,不存在“行蹤詭秘”的問題。他搬出毛澤東主席住地,則是因為他被排斥于中蘇會談之外,在那里無事可做,住到我國駐蘇使館可以讓兒子過來跟他一起住。他說,他并沒有“同蘇方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

此后不久,發(fā)生了所謂的“《紅罌粟》事件”。

在陳伯達倒臺后,在1972年7月,關(guān)于他的“審查報告”中有這么一段:

他接受蘇方的邀請,同蘇方人員密談。他出席觀看丑化和污蔑中國革命的芭蕾舞劇《紅罌粟》,并同該劇的編導座談。

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筆者采訪陳伯達的那些日子里,正值《參考消息》連載費德林的回憶錄。費德林是中蘇會談的見證人,他的回憶錄《歷史的篇章——夜間會談》在1988年10月連載于蘇聯(lián)《真理報》,由于內(nèi)容涉及中蘇會談,中國新華社的《參考消息》也就予以譯載。其中,費德林寫及“《紅罌粟》事件”。

費德林的回憶錄后來在1995年由新華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書名為《我所接觸的中蘇領(lǐng)導人》。書中的回憶比當年《參考消息》的連載更詳盡。本書初版引用的是《參考消息》連載稿,現(xiàn)據(jù)《我所接觸的中蘇領(lǐng)導人》一書的《陳伯達看芭蕾舞的故事》引用如下:

我還要講一段我親身經(jīng)歷的事,一個值得吸取教訓的故事。

1950年2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我們文化部門想讓中國朋友了解一下首都莫斯科的文化生活。他們覺得最好從大劇院上演的芭蕾舞劇《紅罌粟》開始。舞劇的劇情同中國有點關(guān)系。至少,它的作者和編導是這么認為的。他們是過分地以想象代替現(xiàn)實了。為了加深印象,《紅罌粟》的作曲者格里埃爾也應(yīng)邀出席。

由于某種原因(恐怕不是偶然的),毛澤東沒有來看劇,盡管大家都希望他能到場。

幾位中國朋友由著名的黨的思想理論家陳伯達教授率領(lǐng),坐在貴賓席上。中國同志看得很認真,有些問題還相當奧妙。

當劇中一個上海的老鴇出場時,陳伯達突然問:“咦,這個家伙是干嗎的?”

我作了解釋,但是他并不罷休:“這個丑八怪是中國人嗎?其他那些也是中國人?你們以為中國人就像臺上扮演的那個樣子?你們覺得好玩,是嗎?”

我不知怎么回答是好,這可不是一般性的問題。

我不得不對他說,我們大家都是從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想象出發(fā)的。外國人很難演出中國人的樣子,必須加以化裝……

“恐怕不是化裝問題吧?你看他那樣子、他的動作,簡直讓人惡心!……”陳伯達激動地說。

我不安地注視著教授的情緒。隨著劇情的發(fā)展,他的問題越來越多,戲到半途,陳伯達不想看了,提出退席。

我費了好大口舌才勉強把中國客人挽留下來,否則大家下不了臺。我拿出的最后一招是借口著名的作曲家格里埃爾也出席了,他年老體衰,出來一趟不容易……

“你說,《紅罌粟》是著名作曲家的作品?”陳伯達打斷我的話。

當時我覺得這人太刻薄、太不講情面了,于是不得不想出各種口實來挽留他。我說,我們的功勛音樂家已經(jīng)高齡,他今天是專程為歡迎中國貴賓而來的……

最后陳伯達才打著官腔說:“那好吧,為了禮貌,留個情面,我們看下去。居然這樣來丑化中國人的形象,簡直像一群土匪,丑八怪。對于進步的藝術(shù)家來說,簡直是不能容忍。對不起,這太不像話了……”

演出結(jié)束后,我們應(yīng)邀來到大劇院經(jīng)理室,那里擺好了酒菜,招待中國貴賓。

后來的事態(tài)加深了本來就很尷尬的局面。這時候,無論是富麗堂皇的家具擺設(shè)(如描金的桌子和絲絨軟椅)、殷勤周到的服務(wù),還是主人的熱情好客,都引不起陳伯達及其隨行人員的興趣。氣氛很沉悶,沒有通常觀劇后談笑風生的局面。

不言而喻,主人期待著中國客人講幾句捧場和表揚的話,因為《紅罌粟》是專門為他們排演的。但是中國人莫名其妙地沉默著。于是,我以陪同人員的身份請陳伯達談?wù)動^感。

“談出來讓人掃興,還是不談為好。如果可以的話,請你別把我的話翻譯過去!

陳伯達板著臉,顯然不愿發(fā)表評論。

但是不翻譯是不行的。因為大家都在聽我們談話,并且期待著想知道中國人講了什么,按主人的話說,隨便說點什么都行。要知道,我們已習慣于聽表揚,根本想不到他們會說別的話。我只好來點外交辭令,請陳伯達不要客氣,因為他的意見對劇院今后的工作十分寶貴。

陳伯達開口了:“請原諒,我們對這個舞劇的名字《紅罌粟》就持有異議。我們中國人把罌粟看成是鴉片的同義詞。也許你們不知道,鴉片是我們的死敵,曾經(jīng)毒害過我們好幾代人……不過,我并不是責怪你們……”說畢,他裝出一種歉意的笑容。

不愉快的冷場。談話陷于僵局。大家無話可說。于是陳伯達又補充說,這個劇的情節(jié)和幾個中國人的形象都是不可取的。談話進行不下去,草草收場。

我陪著中國同志離開大劇院,他們從此沒有再回來。中國貴賓也沒有興致再去欣賞莫斯科戲劇藝術(shù)的杰作了。

不過,我們的朋友后來曾在電視節(jié)目中觀看了舞劇《天鵝湖》。

“你喜歡這個舞劇嗎?”我問陳伯達。

“蠻有趣的,不過,為什么這些舞女都要光著身子跳舞呢?”陳伯達反問我。因為在中國的傳統(tǒng)戲劇里,女演員都是“套著”肥大的衣服表演的?傊,雙方的傳統(tǒng)不一樣。中國演員在舞臺上總是穿著衣服,把身材和體形掩蓋住,他們不允許用別的方式。

還有一件有意思的事:電視上播放一出由著名寓言作家米哈伊洛夫親自參與演出的劇,陳伯達和他的同志們一面看,一面哈哈大笑。我問陳伯達:“你喜歡他的演出嗎?”

“你說,他為什么要像公牛一樣號?”教授問我。

“他是我們的男低音,他不是號,是在唱。對不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口味,自己的欣賞力,我們俄羅斯人喜歡聽他的歌。就像你們喜歡聽京劇一樣,唱京劇不用真嗓子,而是像山羊叫……”我回敬他一句。

“是嗎?是這樣嗎?……”高明的教授嚷了一句。

中國朋友走了之后,大劇院把《紅罌粟》從劇目單上撤了下來,直到改名為《小紅花》才繼續(xù)上演。其他內(nèi)容……沒有改變。

我不想在這里講大道理!都t罌粟》的故事確是很荒誕的,它說明我們一些藝術(shù)大師的無知,這是他們不了解其他民族和我們近鄰的生活實際所造成的。他們追求異國情調(diào),結(jié)果呢,不僅破壞了人們的情緒,而且破壞了友誼和睦鄰關(guān)系。特瓦爾多夫斯基有過這么一句話:“一句不實之詞帶來的是損失,只有真情受人歡迎!

作為當事人,費德林客觀地、十分清楚地描述了“《紅罌粟》事件”的全過程。

筆者讓陳伯達看了費德林的回憶文章。陳伯達看后,對筆者說:

“我記得費德林,個子高高的,普通話說得比我好多了。事情的經(jīng)過,確實像費德林所寫的那樣。”

陳伯達對于“《紅罌粟》事件”的回憶,則作為另一個當事人,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經(jīng)過。

頗為出人意料的是,陳伯達對《紅罌粟》的不滿——對那“怪物”的不滿——是從芭蕾舞演員的足尖開始的:

有一晚,蘇聯(lián)聯(lián)絡(luò)人費德林找我,請我去看一場芭蕾舞劇。既然主人好意,我給毛主席說過,就去了。

事情已過幾十年,我人又老朽,不復甚記憶,不過依稀記得的:

說來可笑,我過去在蘇聯(lián)讀過書,可是從來沒有看過芭蕾舞。進劇場后,看到女演員的足尖,以為是仿中國女人的小足,心里已覺不快?聪氯ィ袊锩耆怯商K聯(lián)一些船員領(lǐng)導,而發(fā)展、而勝利。劇本寫的是關(guān)于中國革命的事,劇情卻不像中國革命中所發(fā)生過的。因此,在劇場中,我一直納悶,沒有鼓掌。費德林幾次勸我鼓,我還是沒有鼓。

直到劇已終了,在觀眾的熱烈鼓掌聲中,特別是觀眾表示對中國來客的熱情,為中蘇的友誼,為感謝觀眾的盛意,我也對著觀眾鼓了。

劇場指揮在劇終后找我談話,詢問意見,我坦率地說,根據(jù)我是一個參加中國革命的人,我覺得劇情不像。

這次看戲,就這樣不歡而散。

回到住所,見毛主席,說了經(jīng)過和自己的意見。

看《紅罌粟》的全部過程,就是這樣。

實際上,那回要我去看這個劇,不過是想先試一試中國人的態(tài)度,作為請毛主席去看劇作的一種準備。隨后,蘇聯(lián)人還是要請毛主席看,但毛主席已從我這里知道劇情,就沒有去。

“《紅罌粟》事件”曾在莫斯科掀起一場風波,有著各種說法。費德林和陳伯達作為兩個主要的當事人,其回憶的內(nèi)容大體上是一致的。那天與陳伯達一起去看《紅罌粟》的,還有師哲等人。

據(jù)陳伯達回憶:“當中蘇談判告一段落,毛主席即對我說,你現(xiàn)在要參觀一些什么,你就去看。我除了看列寧集體農(nóng)莊外,還到列寧晚年養(yǎng)病和逝世的地方去,并且按照引路者的要求,寫下自己的感想。這些參觀,都預先請示毛主席,后來又對他報告過。”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隆重的簽字儀式。蘇方出席儀式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維辛斯基等,當時尚未顯赫的赫魯曉夫也出席了儀式;中方出席儀式的有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陳伯達等。周恩來和維辛斯基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條約上簽字。

當晚,由王稼祥大使夫婦出面,舉行盛大的雞尾酒會,慶!吨刑K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斯大林和蘇聯(lián)黨政軍負責人出席酒會,毛澤東和代表團全體成員作陪。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歡宴中國黨政代表團。56歲的毛澤東,握別70歲的斯大林,于翌日登上回國的專列。這次訪蘇,毛澤東和斯大林是初會,也是永別。

陳伯達跟隨毛澤東一起回國。在莫斯科度過的兩個月,是陳伯達平生第一次參加重要的外交活動。

與毛澤東同車回去的,還有在蘇聯(lián)進行秘密訪問的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

專列進入中國東北境內(nèi)之后,陳伯達又隨毛澤東在東北作參觀、視察,回到北京已是3月上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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