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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或講演是一門學問，所以在書店里有《外國名人演講集》賣。雖然演講的不一定都是名人，名人不會演講好像總覺缺憾。上海曾經出過一本雜志《演講與社交》，后來改名叫《青年社交》了，不知道為了什么；不過原來的命名，至少說明社交雖不限于演講，但演講與社交關系密切。

可是細想，什么叫演講？說不清楚。說是當眾講話吧？三人成眾，面對三五個聽眾，算不上演講。面對三五十個聽眾，在課堂上條分縷析，習慣稱之為講課，似也不叫演講。然而把講課的同樣內容，拿到一個什么講座上去念叨，海報上有時就理所當然地把“主講人”寫成“演講者”了。

現(xiàn)在又有“報告”和“發(fā)言”。開一個會，按照預定的議程，甲乙丙丁依次上去表態(tài)，無論有稿沒稿，各說各的題目或圍繞一個問題，也都不叫演講，而叫發(fā)言。所謂作報告，多少有點居高臨下的味道，是有點身份的人來，照本宣科也罷，即席發(fā)揮也罷，一二三點，帶指導性，甚至帶結論性，主持報告會的人有時索性就說“請某某同志作指示”。因此，會上發(fā)言、作報告，都不等于演講。

講經講道，由來久矣。然而演講之名雖非外來，演講之事我猜原來是西方貨色，例如在上下議院，海德公園，街頭集會，有所辯難，抒發(fā)政見，鼓動群眾，需要如簧之舌，淋漓酣暢，駁倒對手，博得掌聲。說是丘吉爾在演講時把聽眾都當作蠢材，這樣就毫無心理障礙，理直氣壯，理不直也氣猶壯。倒有點像戈培爾，胸有成竹地把謊言重復若干遍，以便使它化為“真理”。又聽說丘吉爾事前總是把講詞背熟，并且對鏡演習，并非毫無準備。想來戈培爾的謊言也不是信口胡謅的。

因此，演講需要訓練。我記得讀初中時聽過高班生的演講比賽。印象最深的是評為第一名的那一位同學，除了把講稿熟記，聲調抑揚頓挫，忽高忽低，忽大忽小，輔之以手勢，兩臂輪番左右開弓，平舉，高揚，橫掃，直切，收縮，像機械人，忙得不亦樂乎，當時只覺得突兀奇崛，怪累得慌，光顧看他動作，竟沒注意他講了些什么。從此認為演講這事，跟我輩不沾邊，因為類乎技巧運動，不是人人能干得了。

前面說的丘吉爾、戈培爾都是外國政治人物。至于中國，自孫中山以下，一些政治人物的講演，從照片和電影片斷看來，也都突出了他們的體態(tài)語言，更加印證了我關于演講的揣想。

后來我聽過一些文化人的演講，包括外國作家、詩人聶魯達、吉洪諾夫，卻并不劍拔弩張，而是娓娓而談、很少附加什么手勢和動作，卻也潺湲入耳。于是我想，演講大約有文武之別：文化人多屬文演講，適用于室內，從中小教室到大型會議廳；政治家則大抵是武演講，從街頭的群眾集會發(fā)軔，直到萬頭攢動的大露天會場，始終保持著駕馭洶涌的人潮的勁頭。因此前者如室內樂，如江南絲竹；后者則如野臺子戲，鑼鼓喧天，先聲奪人，以號召遠邇，即使進了劇場會堂，也是文場變武場，震耳欲聾，或者如交響樂，那動作就向指揮先生看齊了。我沒趕上聽聞一多先生演講，據說非常激昂慷慨，不復文質彬彬，然則也是武演講了，那也不違上述規(guī)律，因為他這些演講的內容，大概已經不是文化，而是政治。

聞一多被暗殺前的最后一次演講，現(xiàn)在有記錄稿保存，讀來仍感到大聲鏜韃，正氣凜然，這是演講者全生命、全人格的自然表現(xiàn)，不是任何循規(guī)蹈矩、訓練有素或矯揉造作、玩弄技巧的演講所能同日而語，至于謊話連篇或虛聲恫嚇的所謂演講，更不可相提并論了。

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