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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是插上了翅膀的撒旦，歷史往往隱藏于假象的背后。
　　
　　——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Agamben），1997
　　
　　只有在一種特定時間意識，即線性是不可逆的、無法阻止地流逝的歷史性時間意識的框架中，現(xiàn)代性這個概念才能被構想出來。
　　
　　——馬泰•卡林內(nèi)斯庫（MateiCalinescu），1987
　　
　　一
　　
　　“二十世紀文學史”是一個近些年曾在文學研究界引起強烈反響與高度關注的語匯，此語匯與海外中文研究界的“現(xiàn)代文學”這一名詞在內(nèi)涵上幾乎保持高度一致，即否定“1949年”在文學史研究上的積極意義，進而認同“五四”不但是現(xiàn)代文學的邏輯開端，更是當代文學的精神來源。若是套用李澤厚的話來講，就是“啟蒙壓倒革命”。
　　
　　當然，誰也無法否認“五四”對于中國文學的意義所在，盡管不斷有現(xiàn)代文學學者一再上溯現(xiàn)代文學之邏輯起點為晚清甚至更早，但他們誰也無法抹殺“五四”的重要價值；同理，我們也不能刻意忽視“1949年”這一特定的歷史時刻，縱然信奉“二十世紀文學”甚至“現(xiàn)代文學”就是“當代文學”的學者，也無法回避一個現(xiàn)實：中國文學確實在1949年此處有一個轉彎，并且是大轉彎。
　　
　　筆者認為，轉彎之后，中國現(xiàn)代文學遂由一條大路分成了兩條路，一條貌如“金光大道”，但卻與前路有著九十度的轉折，大陸學界稱之為“中國當代文學”，另一條看似“通幽曲徑”，但卻是前路之精神延續(xù)，大陸學界稱之為“港臺文學”，兩條道路，各有千秋。
　　
　　問題不言自明，“1949年”作為一個特定的歷史符號，其意義究竟為何？在這里，我們可以在無數(shù)本不同的文學史教材中找尋到五光十色的答案，但是這些答案并非都指向問題的本質。研究界對大陸“現(xiàn)當代文學”分野之態(tài)度實質上應證了他們對于政治與當代文學生產(chǎn)關系之態(tài)度。因為大部分研究者們都認為，1949年之后，政治開始對文學進行全面干預，使得“五四”建立的“文學道統(tǒng)”迅速瓦解，文學不再具備其應有的啟蒙價值，取而代之是類似于《紅旗歌謠》式的詩歌、《金光大道》式的小說與“樣板戲”式的戲劇。政治將文學全面解構之后，使得文學不但“告別五四”，甚至還走向了“五四”的反面。
　　
　　正視并否定“左傾”思潮對文學的干預，這是必須的前提。但我們本身不應否定一段過去的“歷史”。海登•懷特（HaydenWhite）曾有一個著名的論斷：文學是“可敘述”的文本，而歷史是“不可敘述”的文本，事實上，歷史同樣是“不可否定”的文本，我們只能否定某種思潮、某條理論、某個具體的方案或政策，但是我們不能全盤否定一段由人類群體所共同創(chuàng)造的時間維度——譬如一棒子打死“八十年代”、徹底否定“晚清”以及認為“十七年”一無是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