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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漢抗日游擊縱隊共轄8個基干團。其中，尤以安仲琨帶領的基干二團影響力最大。

安仲琨戰(zhàn)場特別能戰(zhàn)斗，在與日寇兩軍交手時，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戰(zhàn)，一桿槍、一把戰(zhàn)刀，殺得敵人聞風喪膽、鬼哭狼嚎，被視為平漢縱隊第一虎將。在八路軍129師總部，亦被視為最驃悍的年輕團長之一。

胸懷殺敵報國志向的壯志青年慕名投軍，大多先找到安仲琨直接帶領的基干二團參加革命。故而，在平漢縱隊的8個基干團里，基干二團編制最大，一個團滿員時，竟高達5000多人，這在八路軍129師建制史上，也是罕見的，一時傳為佳話，多次受到部隊嘉獎。

安仲琨腳下功夫特別好，平日行軍，他大多時間不騎戰(zhàn)馬，而是把馬讓給輕傷員、病號或年老體弱的戰(zhàn)士，再不就是讓馬為戰(zhàn)士馱米袋、槍支等物品。

一場戰(zhàn)斗下來，每每必有傷員。戰(zhàn)斗結束后，安仲琨總是先到戰(zhàn)地醫(yī)院噓寒問暖，安撫、慰問傷員。

有一次，一個戰(zhàn)地護士長老程和安仲琨開玩笑說：“安團長，看來不應該叫你安團長，叫你安大善人更合適你哩！”

安仲琨聽了只是默默一笑。后來，護士和傷員們聽說了，倍感親切。一時傳開，全團官兵毫無忌諱地稱呼為：老安、大安、安善人……

這些親切的稱呼，一時間竟成了安仲琨的代號。

安仲琨身為團長，從無居高臨下之舉，對幾名比自己資格老的副職或部屬都尊稱為老兄，對文化教員從不直呼其名，而是尊敬地稱為老師。在研究制定作戰(zhàn)方案時，他注意聽取同志們的不同意見，故全團上下、和睦融洽，作戰(zhàn)時能以一當十。

基干二團在河北磁縣、河南林縣等第頗具盛名。在安仲琨的帶領下，全團指戰(zhàn)員和戰(zhàn)士精神百倍，視死如歸、勇往直前，面對強大的敵人，從來就是“寧可上前一步死，不肯后退半步生”。也正是這些戰(zhàn)時臨危不懼、如狼似虎的英雄指戰(zhàn)員和戰(zhàn)士們，在八路軍129師對日作戰(zhàn)中威名遠揚，才使得敵人聞風喪膽。

1940年2月，平漢縱隊轉移至山西武鄉(xiāng)一帶活動。日軍在華北實行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將山西省境內白圭至晉城公路改建為鐵路，企圖割裂太行、太岳兩抗日根據地的聯系。

為破壞其修筑鐵路的計劃，摧毀據點，解放被日軍強征的民工，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決心發(fā)起了白晉鐵路破擊戰(zhàn)。

1940年6月7日，八路軍129師根據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會議建軍方針進行整編，撤銷晉冀豫邊區(qū)游擊縱隊，成立太行軍區(qū)，由129師兼軍區(qū)。安仲琨所在的平漢縱隊與八路軍的部隊合編為八路軍太行軍區(qū)第10旅。范子俠任新10旅旅長、平漢縱隊司令員兼太行軍區(qū)第六軍分區(qū)司令員，安仲琨任該部獨立團團長。

駐徐州12集團軍軍史辦，當年新10旅某部教導員王德純，在其《回憶安仲琨同志》一文中寫到：

1940年5、6月，平漢縱隊改編為129師新編10旅29團，我與他在該團3營工作，那時他任3營營長，我任教導員，直到1947年7月進軍大別山時才分開，在一起工作戰(zhàn)斗整整七個年頭，我對他的英雄模范事跡，至今記憶猶新：安仲琨同志，在漫長的戰(zhàn)斗年代里，對黨忠誠，作戰(zhàn)勇敢機智，待人誠懇厚道，嚴格律己，尊重團結同志。40年5、6月間，平漢縱隊在山西榆社整編后，仲琨同志當營長時，調來一位副營長褚永久和一位特派員，一位文化教員，仲琨同志對他們很關心，常常問寒問暖。以后仲琨同志任團長，先后有兩位副團長，蔣國鈞、賴林芝，他們都是紅軍，仲琨同志對他們很尊重，關心他們的生活，注重學習他們的長處，善于發(fā)揮他們的作用，從而使營團干部很團結，工作順心。不久，我營接到團里命令，到山西太谷城一帶負責警戒，主要任務是掩護政府及群眾完成夏收征糧任務，這次我營單獨行動，白天要警戒打擊襲擾的敵人，又要派不少人員同地方政府一同完成征糧任務，營里決定將全部馱馬包括領導的坐騎，用來幫助群眾運糧，仲琨同志帶頭發(fā)揚艱苦奮斗的作風，堅決執(zhí)行。他對政治工作也很關心，每到部隊集合，他就叫文化教員指揮唱歌，他自己也站在隊列里唱，活躍部隊，鼓舞斗志。

經過長期出生入死的考驗，安仲琨于1940年6月1日由部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正式黨員，更加堅定了他為中國革命獻身的堅強信念。

在此后的戰(zhàn)爭歲月里，安仲琨不管環(huán)境多么險惡，戰(zhàn)斗多么慘烈，道路多么曲折，生活多么艱苦，他都對黨忠心耿耿，義無反顧，直至戰(zhàn)斗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