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袁世凱腿短，沒跑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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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第四次上書期間，具體來講是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的7月，袁世凱由河南老家來到了北京。一進北京，就結(jié)識了康梁二人。8月，袁世凱受到光緒皇帝的親切接見。接見之后，袁被任用到督辦軍務(wù)處差委。這個時候，袁做了幾件事，一是給光緒皇帝上自己的政改萬言書；二是想把康有為的一份萬言書遞給負責督辦軍務(wù)處的榮祿，未遂；三是康有為的北京強學會開張，袁世凱捐款五百金，還發(fā)動別人捐款，為建立報館、圖書館做準備，與康有為討論開設(shè)書局之事。
這個時候，不只是袁世凱，天朝的有識之士都在活動。一者是《馬關(guān)條約》的刺激；二者是公車上書的影響，官僚改革、士人組社與庶民問政的風尚與傾向風起云涌。從官僚方面來講，聶士成、孫家鼎、張謇、張之洞、陳寶箴、翁同龢甚至李鴻章都受了改革思想的感染，他們知道，不改不行了；從太子黨方面來講，張之洞的兒子張權(quán)、曾國藩的孫子曾廣鈞、翁同龢的侄孫翁斌孫、陳寶箴的兒子陳三立（陳寅恪之父）、沈葆楨的兒子沈瑜慶、左宗棠的兒子左孝同、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兒子譚嗣同等高干子弟也都傾心改革，他們也知道，不改不行了。
問題是，咋改呢？正如馬士所言：“在世界史上，沒有一個像中國領(lǐng)土這樣廣袤，人口這樣眾多，而又同隸于一個政府之下的國家——沒有一個擁有它的面積和人口十分之一的國家——曾經(jīng)遭到這樣一連串的侮辱，或這樣多的受人歧視的證明。……可是我們更不妨說，沒有一個國家曾經(jīng)在糾正行政的公認弊端方面，或在組織由具有許多優(yōu)良品質(zhì)的堅強民族居住著的一個極其富庶的地區(qū)上的資源方面，表現(xiàn)過這樣的無能。有一些愛國的中國人已經(jīng)感覺到這一點，但是，雖然有很多人認清局勢中的事實，但是想得出辦法的卻寥寥無幾；而且那寥寥可數(shù)的幾個人，在國家陷入更深的屈辱以前，對于國家發(fā)揮不了任何作用。”
馬士說得太客氣。用我的普通話翻譯一下，那就是：清政府挨揍還不夠，愛國者還站不到政改的中心位置上去。因為中國真正的政改，啟動于八國聯(lián)軍進中國之后，而不是甲午戰(zhàn)后的現(xiàn)在�，F(xiàn)在，康有為是霸王硬上弓，上列那些高干及高干子弟，也僅僅處于春江水冷鴨先知的狀態(tài)。體制的限制和路徑依賴的鎖定，導致他們也頂多是推動一下康有為的活動。
這其中推動最有力者，乃帝師翁同龢。翁原先不搭理康有為，可是在看了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后，改變了自己的態(tài)度，不但主動登門拜訪，還跟康有為說了些“上實無權(quán)，太后極猜忌”之類的心窩子話。帝師為什么突然改變態(tài)度呢？小兒沒娘，說來話長，咱簡單些：第一，翁同龢原本是帝國的保守分子，對外國及洋人持敵視態(tài)度。問題是作為光緒帝師，作為帝黨領(lǐng)軍人物，不管是中法戰(zhàn)爭還是中日戰(zhàn)爭，他都是主戰(zhàn)的核心人物�，F(xiàn)在，發(fā)現(xiàn)帝國既不是法國的對手，更不是小日本的對手，他總得有所動作。第二，宮廷政治斗爭的需要。明知道天朝需要改革，那么誰抓住改革的主動權(quán)，誰就算抓住了政治的主動權(quán)。而且老翁不只爭自己的主動權(quán)，他還得為自己的學生、可憐的光緒爭些主動權(quán)。所以，他走近康有為，最簡單的動機就是給自己的帝黨陣營補充新鮮血液。事實上帝師一走近康有為，就與光緒合謀搞了些新政措施。但是各地督撫推說沒法執(zhí)行，且一執(zhí)行，人心先就亂了云云。再加上慈禧太后出面干預(yù)了。所以光緒與翁同龢只得暫停。一句話，時機依然不到。
政改沒法推動，那就推動其他吧。由于官場人士與高干子弟給康有為提供了強大的人脈、地脈及錢脈，所以他們首先組織了北京強學會，又名譯書局、強學局或者強學書局。光緒親信、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列名為發(fā)起人之一；光緒帝師、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翁同龢從戶部劃出個小預(yù)算，給它固定經(jīng)費并給它撥出了一部印書機；工部尚書孫家鼐為它找房屋作會址；其后復由直隸總督大學士王文韶、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各捐五千兩銀子；淮軍中的聶士成和毅軍中的宋慶等軍界精英，亦各捐數(shù)千銀子；因簽訂《馬關(guān)條約》而聲譽受損、被貶到總理衙門行走的李鴻章也拿出了兩千兩銀子，沒想到康圣人缺少統(tǒng)戰(zhàn)意識，認為李鴻章名聲太臭，拒絕了這筆款子和這個老成的政治家；這個時候，袁世凱還沒有接到小站的任命，在維新的官僚陣營里，還是無名小卒，但卻與自己的好友徐世昌一道做了強學會會員，捐的是五百金。當然，江湖義氣的他，還替康有為上書督辦軍務(wù)處了，只是榮祿沒有接受而已。
北京強學會發(fā)展得太好了，連清議派領(lǐng)袖李鴻藻都參加了進來，而康有為呢，實際領(lǐng)導權(quán)掌握不住，頑固派還凈給他制造飛短流長，于是在他的勸說下，在張之洞的支持下，另往上海發(fā)展。上海強學會的宣言，雖由康有為起草，但卻以張之洞的名義發(fā)表；經(jīng)費主要由張之洞贊助；章程由張的幕僚梁鼎芬和康有為共同擬定，規(guī)定：“入會諸君，原為講求學問，圣門分科，聽性所近。今為分門別類，皆以孔子經(jīng)學為本”，“到局之后，倘別存意見，或誕妄挾私及逞奇立異者，恐與局務(wù)有礙，即由提調(diào)董事諸友公議辭退”。看來，張之洞作為一個老成的洋務(wù)派大員，對于維新僅是某種程度上的支持，也可以說，是某種程度上的控制，免得康有為像脫韁的野驢那般，一路狂奔而去。比如張之洞曾要求康有為不要再提他的《孔子改制考》了，并且為此可以供他一切費用。但是康有為拒絕了，對梁鼎芬說：“孔子改制，大道也，豈能為一兩江總督的供養(yǎng)而作為交易。”于是，康有為不但跟張之洞擰巴上了，還真一路狂奔上了。北京強學會期間，他令得意弟子梁啟超主編《中外紀聞》。雖然影響還不夠很大，但它是維新派的第一張報紙。上海強學會成立后，他又令梁啟超主辦《強學報》，居然不用清朝紀年而改用孔子紀年，按皇家法律，這是謀逆造反。張之洞大怒。就在這當口，老張聽說北京強學會出事了，被老太后關(guān)了。于是他馬上下令解散上海強學會。兩地的強學會全部煙消云散�？涤袨槟舷聫V州，又教上了他的書。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在華洋人也特別關(guān)注強學會。英美公使分別贈送書籍和地圖冊。外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更是與強學會迎來送往，宴會聚談。當然，說風涼話的也有，海關(guān)總稅務(wù)司赫德與法國公使施阿蘭討論說：“我不以為中國覺醒的時刻已經(jīng)到來。在我看來，中國似乎更像一個從睡眠中醒來的渴睡者，不久即將重新進入夢鄉(xiāng)。它的醒來不過是為了翻個身，從左胳膊轉(zhuǎn)向右胳膊而已。”雖然施阿蘭與赫德的觀點正好相反，認為中國徹底覺醒了。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還是赫德這個老中國通更了解中國。中國確實還要繼續(xù)睡，它好像一直缺覺似的。用旅德華人學者鴿子的話來講：中國如同服了過量的安眠藥，沉睡得太死。而西方像是服了過量的興奮劑，躁動不安。
之后，康有為組織的其他學會再也沒了強學會當初的脈氣。團結(jié)盡可能多的朋友，縮小可能存在的敵人，這才是干事的真經(jīng)，也是統(tǒng)戰(zhàn)的宗旨，可惜康圣人在狂人的路上奔得太猛，還沒走向正軌，就老想出軌。他的學生梁啟超與張之洞的親信汪康年在上海繼續(xù)合作，辦《時務(wù)報》宣傳維新，他還遙控人家，一定要用孔子紀年。但是梁啟超的同仁們都反對，就連梁自己都認為創(chuàng)辦《時務(wù)報》“乃八十老翁過危橋”，實在不能再出格了�？涤袨檫@才作罷。相形之下，袁世凱的改革主張就穩(wěn)健多了。
前面說過，小站練兵之前，袁世凱給皇帝上了份政改萬言書，也就是所謂的《尊奉面諭謹擬條陳事件呈》。萬言書中，袁世凱首先論述了當時形勢與變法的必要性：“竊維天下大勢，遞變而不窮者也。變局之來，惟變法以應(yīng)，則事變乃消弭于無形。此次軍興失利，勢誠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恥，破除積習，因時變通，不過十數(shù)年間，而富強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轉(zhuǎn)機也。”“顧說者謂：我國聲名文物，遠駕他邦，何必舍已從人，輕更古制？不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自應(yīng)恪守我法，而富國強兵之道，彼已久著成效，勢不得不參用各國新法，擇善而從。試觀三代之際，行井田，設(shè)封建，秦漢而后，農(nóng)政鈔法，兵律官制，迭經(jīng)更易，降至今日，舊制所存者，百難一舉。以漢宋大儒名臣，亦不能強違時勢，追復三代成規(guī)，蓋因時制宣，人心運會，有必不能相沿者也。”之后的具體建議更是包羅了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按駱寶善先生的評價：“從其全部內(nèi)容來看，辦法之設(shè)想，改革之主張，雖不無摭拾時賢所論之處，但其注意之廣泛，對局勢觀察分析的深刻程度，比著時人的許多論著，乃至康有為著名的公車上書，都毫不遜色。”孔祥吉先生更是打抱不平地評價曰：“長期以來，不少論者由袁世凱后來的表現(xiàn)，推論其早期與康梁等人的交往，往往謂其偽裝維新，將其參加強學會等活動，稱之為投機行為，虛假地贊成變法，其實這種評價并不十分確切。”“袁世凱講得非常明白痛切，他是衷心地贊成變法的，他不羨慕三代成規(guī)，而主張因時變通，并認為這是富國強兵的重要途徑。這些論說與康有為當時的一些變法奏議比較起來并不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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