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節(jié) 不愛紅妝愛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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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美好經(jīng)驗持續(xù)時間并不長。她們一身戎裝，很快就被整合成為革命隊伍里的一分子，接受集體軍事化生活的磨煉。
抗戰(zhàn)初期，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所屬西北青年救國聯(lián)合會（“西青救”），在國統(tǒng)區(qū)的陜西省涇陽縣安吳堡創(chuàng)辦的“戰(zhàn)時青年短期訓練班”和“戰(zhàn)時青年訓練班”（“安吳青訓班”），是西安事變后共產(chǎn)黨接受、訓練并甄別革命青年的一個早期場所。教學單位的組織機構為連隊，學員們的日常生活和學習安排全部軍事化。每天早晨的跑步操練、臨時安排的夜行軍和野外拉練，以及幫廚、修路、運糧、背柴，甚至開挖窯洞等體力勞動，使得這些投奔革命的知識女青年飯量大增，體格逐漸健壯起來，一改從前弱不禁風的小姐模樣。據(jù)親身經(jīng)歷者介紹：
誠然，有些資產(chǎn)階級或小資產(chǎn)階級出身的同學，在剛來的時候，捧起碗筷來看著那單調的青菜豆腐湯，不免發(fā)愁，吃不飽飯，夜里還要遭受到“游擊隊”似的跳蚤之襲擊，確有坐臥不安之感。可是過了幾天緊張活潑的生活之后，他們也居然吃得下三碗大米飯（這是她們空前未有的飯量），跳蚤的活動，也失去了劫奪她們美夢的作用了。
每逢勞動日，女同學像男同學一樣踴躍地參加勞作。盡管她們氣力不大，但并不氣餒，相反的，都拼了命似的要在這些工作里獲得她們的成績。
這種軍事化生活管理，是當時延安革命隊伍和學校的普遍現(xiàn)象。它強壯了投身革命者的體魄，培養(yǎng)了組織紀律性，磨煉了頑強的意志，也改變了革命女青年們的身心面貌。1937年8月在延安創(chuàng)辦的陜北公學，學員在校同樣采取軍事編制，平時生活要求軍事化、戰(zhàn)斗化。據(jù)時任陜北公學校長成仿吾后來介紹：
軍事訓練把女學員由嬌柔的小姐訓練成英武的女戰(zhàn)士。女學員開始時不適應夜行軍快速集合的要求，深夜緊急號吹響了，女生隊亂成一團，這個穿錯了鞋，那個摸不著襪子，還沒出發(fā)，背包帶又散了，笑料百出。一回生，二回熟，訓練幾次之后，幾分鐘內，女生隊就報告“集合完畢”，得到軍事教員的夸獎。夜間站崗女生隊也同樣參加，開始時，聽見風吹草動，腿就發(fā)軟。但是硬著頭皮堅持。當我問到她們怕不怕時，她們挺胸立正說：“報告校長，不怕。”
中國女子大學也是這樣。據(jù)當時的女大學員晚年回憶，“每天清晨起床號一響，就要集體出操，自此一天所有的生活和學習都是軍事化的。1940年，在國民黨的封鎖下，延安的生活條件異常艱苦，冬天寒風刺骨，我們每天洗腳洗臉都在延河。吃的是小米飯，一天兩頓，沒有菜，有時餓得難以忍受。”也有不能堅持者，便離開了延安，退出了革命行列。
延安的物質供給是貧乏的，但軍事訓練和體力勞動給予了她們肉體的饑餓與精神的富足。早在1936年10月就率先來到陜北的革命女作家丁玲，在革命隊伍里摸爬滾打了一年多時間后，接受美國女記者尼姆•威爾斯采訪時說：“我喜歡此地簡單的生活，我正在長康健長肥起來，雖然我來此之前是神經(jīng)衰弱，睡不著覺的。”大量活動，堅持勞累，人就能吃得多，睡得香，長得壯。同樣，那位從“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孫錚來到延安魯藝，參加大生產(chǎn)運動，“一個星期吃一次饅頭，她一頓能吃五、六個。平常吃小米，她也是一大碗一大碗地吞”。
位于延安城南門外杜甫川的自然科學院，是個男女兼招的戰(zhàn)時高等學校。“每周都有一次生活漫談會，分組進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大家都本著革命同志間團結互助的精神，有啥說啥，不講客套，偶爾也有爭得面紅耳赤的，但并不強加于人，爭完就過去了，不存什么事。這種直率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反而使同志間的關系更為融洽。”
用軍事化的方式來鍛煉她們的目的，是為了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斗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斗爭就需要講原則立場，更需要站到前臺作面對面的較量。延安革命隊伍里的女青年，尤其是在各類學校培訓的女同志，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的后備人選。她們必須拋棄傳統(tǒng)閨秀和仕女的羞澀感，學會理直氣壯、斬釘截鐵，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大庭廣眾之下，走上前臺，發(fā)表言論，激起眾怒或擁護。
紅軍初進延安城，被派往延安縣擔任婦女部長的周生榮，是個年方18歲的米脂姑娘。晚年她對來訪者爽朗地說起這段經(jīng)歷：
18歲的姑娘，正是害羞的年齡。這羞，一方面是生理原因，一方面是感情上的原因。因為中國人對姑娘的審美條件，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看那姑娘知不知羞，沒有羞態(tài)就顯示不出其美態(tài)。我們米脂就有這么個講究：要是誰家的姑娘對人講話干干脆脆，臉不紅，聲不軟，就會遭人說閑話。
可是，我是延安縣的婦女部長，若是羞羞答答，就沒法工作，就完不成黨交給的任務。所以，我就不能羞。
我到鄉(xiāng)下，把成千成百的婆姨子往一塊一召集，就站在碾盤子上揮著胳膊大聲作動員。
幾年后，由習仲勛代表黨組織，安排決定了她與李會有同志的婚姻大事那一刻，她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體驗到了羞澀的情感。
那一天，她到習仲勛那里去談工作，正“巧”李會有也進來了。她大大方方地主動與李握手，李卻躡手躡腳地往后退。她心想，這人怎么還這樣封建呢？
習仲勛笑著把他們倆看了一陣，拳頭砸了一下桌子說：“你們兩個美得太！”
李會有臉紅騰騰地也跟著說了一句：“就是美得太！”
周生榮懵了，鬧不清領導同志說的是啥意思，就問：“甚么美得太？”
習仲勛把腰一挺，朗聲笑道：“你們兩個過日子美得太嘛！”
地道的陜北話，醇厚質樸，說道這等新潮時髦的革命婚姻，抑揚頓挫的腔調里，滿蘊著的是美輪美奐、醉人心脾的豪情愛意。
有習仲勛代表組織這么一說，李會有就兩眼瓷瓷地短距離地直盯著周生榮這個愛戀已久的對象。周生榮的感覺是：
我只覺得渾身的血“呼”地一下子都涌到臉上來了，臉紅得不敢見人；心潮一涌一涌的，不知道自個兒是誰了。
這一下著實把我羞壞了，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害羞。我體會到：女人真正的害羞，往往只是最幸福的一瞬，而這幸福的一瞬會讓你深深地銘記一生。
羞澀，是青春的波光閃爍，是少女至真至純的情竇初開的天然美姿美態(tài)。但很多叛逆的女青年為革命付出的代價之一，卻是部分地或者干脆是完全地喪失了青春和性別的羞澀感。革命在占有了她們的全部作息時間和生活空間后，更進而充斥了她們幾乎所有的情感器官和思想領域，將她們從肉體到精神都全副武裝起來，錘煉成革命這架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
1944年夏天，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延安采訪的記者們發(fā)現(xiàn)，經(jīng)歷過整風運動和大生產(chǎn)運動后的延安，“女性的氣息，在這里異常淡薄，絕對沒有燙發(fā)的女人，也沒有手挽著手招搖過市的戀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嬌柔的做作。在服裝上，和男人差別很少。如果夸張一點說，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采訪中，這些來自外界的記者們注意到，“失卻了一部分家庭生活的煩惱，使這些所謂新女性恢復了大部分的自由，她可以工作，不必再倚靠男人生活，她可以不必再死忍氣聽受丈夫的無理譴責了！”“延安新女性給人的印象，是她們能夠那樣泰然生活的精神，確是配合著男性做了同樣的工作。”甚至通過觀察比較，深刻的記者們當時已經(jīng)意識到，在延安革命隊伍里，最有典型意義的不是那些出了名的模范共產(chǎn)黨員，而是“女同志”們。
有一次，這位記者斗膽放肆地問一位C女士：“你們簡直不像女人！”得到的回答是富有挑戰(zhàn)意味的執(zhí)拗的反詰：“我們?yōu)槭裁匆欢ㄒ衽耍?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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