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偽“三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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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歲月》是葉兆言和他的老同學、好友余斌的對話錄，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由于我和他們是同鄉(xiāng)，而且書中寫道，他們的對話都是用南京方言進行的，于是當我抓住這本書在手里閑讀時，便有了親臨其境的感覺。何況去年我回國時還有緣和他們在一起吃過一頓飯，讀起來就時不時有一種躍躍欲試想要加入談話的沖動。所以姑且把這里記下的一點雜感稱作偽“三人談”。
我們除了在同一座城市里長大，還有許多相似的經歷。葉比我早一年中學畢業(yè)，余大概比我晚一年。“文革”后恢復高考，我首批考入南京師范大學外語系。葉當時名落孫山，頗受刺激。據說當時“想上大學的欲望那么強烈，甚至超過了性沖動”。第二年他終于考上了南京大學的中文系，和余成了同學。葉的父親和爺爺本來都反對他念文科，可是由于眼睛不符合理工科的體檢標準，只能報考了文科。我和他還有一層相似的背景：他從小在錫劇團里長大，而我是在越劇團里長大的。不過我最近了解到，他后來是見戲就躲，看膩了，看怕了。我卻至今都還在癡迷，常常在美國一個人關起門來過戲癮。
這種反差之大，有時實在令人詫異。他在中文系課堂里念書不甚起勁，暗地里下死功夫學古文和英語，而且居然直到大學三年級之前都沒有完整讀過《紅樓夢》。我在外文系里好高騖遠，不光課外讀英文原著，還啃《紅樓夢》，剛畢業(yè)就混入《紅樓夢》研究學會，撈點虛榮。更有趣的是，他那時就一眼看穿并看輕歐•亨利的小說，而我卻因為迷上英文教材里的兩個短篇，特地托人從南京圖書館長期封存的日偽時期東亞同文書院留下的一批書里搜尋到歐•亨利的英文全集捧回家中通讀。
更有趣的是，葉兆言的英語沒有學下去，后來統(tǒng)統(tǒng)忘光，可是他卻說：“我想我的世界觀，我的文學標準和尺度，都是外國作品給的”。不僅如此，他還認同王小波的觀點，認為他們的文學師承和語言基礎，都是從好的譯文家那兒學的。后來在余斌的不斷追問下，葉也只是承認他后來又從《儒林外史》和《金瓶梅》那里學會一些好的漢語文字。這讓我忽然意識到當代中國作家受外國文學影響之深，可又不是從外國語原文得來的。不像現代文學里那老一輩或者說爺爺輩里有一批真正精通外國語的人。
這一結論看似有些像傳說中的九斤老太，仿佛一代不如一代�？墒侨~兆言又在書里拿出另一種一代不如一代的佐證。他說從章太炎、康有為算起，到魯迅再到他爺爺（葉圣陶），接著再往下算，可以數得出六代文人。而他們的素養(yǎng)和學問，至少是專指舊學而言，竟是越來越差。“對于后一輩人而言，前一輩人就是厲害，不可超越，而且絕對是大師”。“這幾代人為什么快速地頹敗，一代不如一代”？我對葉兆言的這一觀察，可以說是深切地感同身受，可是卻也無法解釋。不過且慢，我好像忽然從下面的故事里發(fā)現了其中的玄機！
葉兆言中學畢業(yè)后，曾經到北京和他的祖父葉圣陶生活過一年時光。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這一年實際上我是爺爺的秘書，我照顧老人家，聽他聊天，陪他去看他的朋友，在他的身邊亂看書”。“我和祖父相處了一年，想想這一年我別的不學，跟隨他練練毛筆字也好啊，可是我祖父很固執(zhí)，他自己天天寫，卻反對我們小輩寫，他覺得這是一個過時的東西，應該淘汰”。讀到這里，我忽然會心一笑，幾乎忍不住想要開口加入他們的談話，對他們說：啊，我終于明白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了。這正是由于中國的歷史處于時代的巨變中，尤其是從文言到白話的過渡。全社會的現代化和西化，是歷史的大潮。置身于這樣的巨變中，放棄傳統(tǒng)、變革傳統(tǒng)，才被視為順應歷史的潮流，才是有識之士。因此連毛澤東也是一邊自己寫舊詩、一邊不主張年輕人去學寫。所以上一輩人自然是大師，下一輩人絕對無法超越。
這樣“與時俱進”地一想，似乎對于國學的式微也就可以釋然。不過對于當代中國作家只從翻譯成中文的外國文學作品里接受如此巨大的影響，我還一時辨不清究竟是福是禍。其中到底有無指鹿為馬、橘枳之變呢？更有趣的是，如今的翻譯作品質量之差，已經可以說，幾乎到了外國文學不再有可能像上個世紀里那樣影響當代中國作家了。何況除了翻譯質量，整個歷史潮流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已經不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風西漸了。正如葉兆言在書中指出，80年代里的中國作家還是蠻虛心的，90年代里已經不虛心了。所以便有了諾貝爾文學獎情結，成為一個“癢”、一種“痛”。用葉的話說就是，“很不虛心，自以為是。一方面很急，一方面很不虛心了”。
好在葉兆言本人還沒有失去這份虛心。他推崇的是齊白石的“兩方章”：一是“不知有漢”，二是“見賢思齊”。悶頭寫作時“不知有漢”，“平時閱讀中遇到好的讓我拍案叫絕的東西就要去學”，“看到好的東西就羨慕得不得了，恨不得做你的徒弟、做你的門下走狗”。他的小說我至今也沒讀過，只是看過他的散文。有一本《閑話三種》（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我非常喜歡，特別是因為他在書里對南京的文化人文分析得頗為精辟，諸如蘇南來的、蘇北來的、和本土南京人的集體性個性心理之差異。
《午后的歲月》里，他還提起周作人講到過為人為文的三種情況：“一是為人放蕩而為文拘謹；二是為人謹慎但為文放蕩；三是為人為文都放蕩”。他說他自己傾向于第二種，“在做人上我不愿意放浪形骸，但在為文上我寧愿寫砸，而不愿循規(guī)蹈矩、四平八穩(wěn)”�？吹竭@里我自然也是要“見賢思齊”了。
2011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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