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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位置:圖書頻道 > 綜合其他 > 史客1201·一脈 > 第 2 章 解璽璋:梁啟超與胡適:左右不討好的開路先鋒
第7節(jié) 第七章

  
  他希望讀書能成為一個人修身養(yǎng)性,為人生確立安身立命之道的途徑,他說:
  
   好文學是涵養(yǎng)情趣的工具,做一個民族的分子,總須對于本民族的好文學十分領(lǐng)略,能熟讀成誦,才在我們的“下意識”里頭,得著根柢,不知不覺會“發(fā)酵”有 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nèi)鐣闲纬晒餐庾R,我既做這社會的分子,總要徹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識生隔閡。(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 集》之七十一,26頁)
  
  梁啟超的意思很明顯,中國新文化的建設(shè),寄希望于青年,但青年人要想擔當起再造中國文明、復(fù)興中國文化 的 重任,就不能只讀西洋書,鄙棄中國書,特別是中國的古書。針對當時社會上激烈反傳統(tǒng),反對讀古書的風氣,他說:“讀書自然不限于讀中國書,但中國人對于中 國書,最少也該和外國書作平等待遇,你這樣待遇他,他給回你的愉快報酬,最少也和讀外國書所得的有同等分量。”(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 一,23頁)話說到這個份上,是很有些辛酸的,很難想像,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在本民族的心里,已經(jīng)淪落到這樣的地位。這是中華民族最大、最深刻,也是最沉 痛的悲劇。梁啟超也曾主張學習西方,他也曾做過多年的“搬運工”,把西方的學術(shù)、思想介紹到中國來。但自從游歷歐洲之后,梁啟超的思想發(fā)生了根本轉(zhuǎn)變。在 他看來,西方文明自有其進步的一面,但拯救人心,卻離不開中國文化,他告誡那些將要出國留學的學生:
  
  諸君回國之后,對于中國文 化 有無貢獻,便是諸君功罪的標準。任你學成一位天字第一號形神畢肖的美國學者,只怕于中國文化沒有多少影響。若這樣便有影響,我們把美國藍眼睛的大博士抬一 百幾十位來便夠了,又何必諸君呢?諸君須要牢牢記著你不是美國學生,是中國留學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國留學生,請你自己打主意罷。(梁啟超:《飲冰室合集• 專集》之七十一,27頁)
  
  對于梁啟超的批評,胡適并沒有做出回應(yīng)。實際上,在中國留學生必須讀中國書這一點上,他和梁啟超的意 見 是一致的。他在給《清華周刊》記者的復(fù)信中就曾指出:“正因為當代教育家不非難留學生的國學程度,所以留學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讀點國學書,所以他們在國 外既不能代表中國,回國后也沒有多大影響。”(胡適:《讀書與治學》,209-210頁)很顯然,除了在讀什么書、為什么讀書和怎樣讀書等具體問題上二人 有一些分歧外,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他們并沒有分歧,所堅持的都是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但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遭到了來自魯迅、陳獨秀、錢玄同、吳稚暉等激 進主義者的猛烈抨擊,吳稚暉就把梁啟超與胡適視為同黨,他以輕蔑嘲諷的口氣說:
  
  最近梁先生上了胡適之的惡當,公然把他長興學舍 以 前夾在書包里的一篇書目答問摘出,從西山送到清華園,又災(zāi)梨禍棗,費了許多報紙雜志的紙張傳錄了,真可發(fā)一笑……他受了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影響, 忽發(fā)整理國故的興會,先做什么《清代學術(shù)概論》,什么《中國歷史研究法》,都還要得。后來許多學術(shù)演講,大半是妖言惑眾,什么《先秦政治思想》等,正與 《西學古微》等一鼻孔出氣。所以他要造文化學院,隱隱說他若死了,國故便沒有人整理。我一見便愿他早點死了。照他那樣的整理起來,不知要葬送多少青年哩。 (張君勱等著:《科學與人生觀》,301頁)
  
  吳稚暉是國民黨元老,革命前輩,年紀比梁啟超還大,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做過蔣經(jīng)國 的 老師,他去世時蔣介石題詞“痛失師表”。他還是有名的“瘋子”,喜歡罵人,有時罵得很爽。據(jù)說有一次在東京學生大會上罵慈禧,罵到松了腰帶,褲子掉了下 來,他提上褲子繼續(xù)罵。他年輕時也曾崇拜康、梁,自稱維新派小卒,后來追隨孫中山,成了革命黨。他罵梁啟超,固然有痛恨中國舊文化的理由,但其中也夾雜著 很深的黨見和宿怨,以及對梁的誤解和誤讀。梁啟超并非是個守舊的人,他只是覺得,以舊文化排斥新文化和以新文化排斥舊文化,都不是很好的辦法,都有害于中 國文化的建設(shè)。他主張采取調(diào)和的、兼容的、共存共生的辦法,以為這樣才能使中國文化在未來的世界上發(fā)生影響。由此可見,梁啟超的眼光比新文化派和舊文化派 都看得更長遠些,也多虧了有他和胡適這樣的提倡者、維護者,為中國文化保存了一些根柢。假如真像吳稚暉輩所言,把“線裝書扔進毛廁三十年”,三十年后又將 如何,恐怕還要從“毛廁”里揀回來,打掃干凈,平白的費了很多功夫。
  
  說到新舊之爭,梁啟超是過來者,他也是信過進化論的,以為 新 的一定能勝過舊的。而且,發(fā)生在二十世紀之初的“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史學革命”,梁啟超都是發(fā)動者和倡導(dǎo)者。但隨著年紀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多, 他對文化革命中的過激態(tài)度和行為則多了幾分憂慮和不安,他擔心,對待文化傳統(tǒng)的偏激,也許會使中國人喪失安身立命的根基。所以,他總是試圖調(diào)和新舊之間的 矛盾。在白話詩的爭論中,他也是這樣做的。1920初,梁啟超旅歐歸來,恰逢胡適首部白話詩集《嘗試集》出版。在那段繁忙的日子里,他居然擠出時間讀了散 發(fā)著墨香的《嘗試集》,并致信胡適表示祝賀:“《嘗試集》讀竟,歡喜贊嘆得未曾有,吾為公成功祝矣。”(杜春河等編:《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下 冊),1234頁)我們尚不清楚梁啟超是從什么渠道獲得胡適這部新著的,也許是在某個飯局中胡適送給前輩“批評指正”的。不過,梁啟超的態(tài)度應(yīng)該讓胡博士 感到欣慰,盡管他已得到周圍朋友普遍的贊揚,但畢竟這是從另一陣營傳來的聲音。他批評那些守舊的老先生,“忽然把他(指白話詩)當洪水猛獸看待起來,只好 算少見多怪”。(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73頁)這些守舊的老先生多是梁的舊友,他們正翹首以待梁任公歸國,要他擔當起糾正文化發(fā)展方向 的重任呢。恰如李肖聃在《星廬筆記》中記載:“是時績溪胡適教授北京大學,力主以語體代文言,號新文化,群士方望梁歸,有以正之。”(李肖聃:《星廬筆 記》,38頁)但梁啟超卻讓老先生們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們或許忘了,梁啟超是最善變的呀。他一回國,就敏感地發(fā)現(xiàn)了新的時代正呼喚著新的文化,白話詩正 是新文化的代表;何況,他引為自豪的是,他不僅不是白話詩的反對派,17年前,在《新民叢報》上,他就說過白話詩應(yīng)該提倡。言外之意,你們現(xiàn)在搞白話詩, 還要尊他為前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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