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節(jié) 一個撿了張百萬支票的人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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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屋子的角落里堆著一些防水防漏的材料，“這是‘三元乙丙橡膠卷材’，那是‘PVC’，那邊那個是JS復(fù)合防水涂料。”何從佰一一介紹。閑聊半天，聽出原來沒有一個由何從佰負(fù)責(zé)的五六人的工程隊(duì)，他單干。我沒有點(diǎn)破，怕他難堪。
“１月16日那天下午，我躺在床上看書。”何從佰指指床頭兩本書。一本是《’92中國備忘》，一本是《笑傲股市》。“朋友打來電話。說我上報紙了。”何從佰從包里拿出一份報紙。報紙被磨得破損不堪，顯然被看過無數(shù)遍。
何從佰指給我看那條消息：“⋯⋯民警巡街，警覺地發(fā)現(xiàn)前方一男子神情格外怪異，在臨過馬路時仍盯著手里的一樣?xùn)|西呆看，民警當(dāng)即緊步追上，拉住該男子， 見警察從天而降，這名男子很老實(shí)地將緊攥在手里的一張‘小紙片’遞給了民警⋯⋯民警想到失主現(xiàn)在肯定非常著急，立即領(lǐng)著該男子和支票一起回所里匯報情 況。”等我看完，何從佰又用手著重指指“神情格外怪異”、“呆看”等幾個字，他說：“我去找了他們。”
“當(dāng)晚我就去了派出所。派出所說是記者寫的。所長也來了，給我500塊。說正找你呢，這是失主給你的酬金。我沒要。我拿報紙問他們，他們說那是記者寫的。”
第二天，１月17日下午，何從佰去了刊登此消息的某報社。
“報社接待我的同志讓我去派出所。我要求見他們領(lǐng)導(dǎo)，他說我無理取鬧，當(dāng)著我的面就撥‘110’。”
“他打‘110’，我就不走了。在那里等。我怕什么？我不怕。”
“‘110’警察來了，我講了情況。他笑笑。”對“110”民警的笑，何從佰充滿感激。何從佰再三強(qiáng)調(diào)說：“警察對我真是很好。來了沒說我什么，只是笑 笑。他還送我下樓。下樓的時候還問我什么時候回家過年，我說明天。到樓底下，他還向我揮揮手，跟我告別，告別之后他才上警車走的。”
“報社的同志真的喊了‘110’？”雖然何從佰講得很是細(xì)致，可我還是不大相信。
“我這里有那位民警的警號。當(dāng)時他給我看了他的警號，說知道警號就能找到他。”何從佰給我看他寫在本子上的一個號碼。我記下這個號碼。
我給何從佰打電話，告訴他，警號我向公安機(jī)關(guān)打聽了，不太好查，我再想辦法了解。我是２月10日上午給他打電話的，當(dāng)天傍晚，他又給我打來電話。
“我找到那位警官了。”他說。何從佰接到我的電話之后，又來到那家報社的樓下，向一位修自行車的師傅了解到管轄該地段的派出所的名稱。他找到派出所，在派出所墻上的照片上，認(rèn)出了那位“110”警官。
“我找到了那個警官，沒有暴露身份。”何從佰的口氣里有些興奮。
記者打通派出所的電話，找到這位警官。
確有其事。
在與某報交涉的第二天，何從佰回了淮安老家。這個年沒有過好。年初九就又匆匆忙忙趕回南京，帶著村里人的七嘴八舌的主意。到南京的第二天，何從佰又來到派出所。
他要見失主。派出所答應(yīng)等正月十五上班了，請失主過來。
正月十五，何從佰在派出所見到失主。
“那人看起來50多歲，我問他，支票是你丟的嗎？他說是的。問他做什么工作，他說是燒飯的。”何從佰說，“我就是再不懂，也知道，怎么可能讓一個燒飯的去拿一張一百多萬塊錢的支票？再問他行駛路線，丟失地點(diǎn)，全不對。”
“我說他是假的。后來他就走了。”
“四天之后，還是在派出所，我見到了失主楊經(jīng)理。楊經(jīng)理給我寫了份感謝信，還給了我500塊錢，說是他個人對我的感謝。我拿了。”何從佰把一張紙遞給我，“這是感謝信。”
我給失主楊經(jīng)理打電話，楊經(jīng)理說：“那天我出差在外地，單位里的人聽派出所讓去人，當(dāng)時只有炊事員閑著，就讓他去了。我回來就罵他們了。”
“他們可能覺得我不識字，一個打工的，什么也不懂。”何從佰有點(diǎn)憤憤然，“我每天看報紙。”他指了指桌子底下的一堆報紙。這桌子靠墻放著，既是餐桌又是寫字臺。一端有腳，另一端架在床頭柜上。
“我后來又到某報去了一次，要他們給我一個說法。他們卻讓我去法院，讓我打官司。”何從佰從床頭柜的抽屜里摸出一臺小小的錄音機(jī)。我吃了一驚。“第二次到某報去我錄音了。”他說。何從佰把錄音放給我聽。錄音不很清晰，但時間很長。里面是有人幾次提到“法院”。
何從佰把錄音機(jī)放進(jìn)抽屜，抽屜里登那條消息的報紙竟有好幾份。何從佰是第二天才得知他上報的，所以這些報紙都是他后來收集的。有從訂閱的朋友那里拿來的，有從沒有退報的報攤上買的，有老鄉(xiāng)幫他留著的。
“你留這么多報紙干什么？”我不解。
“我要打官司。”何從佰說。我又吃了一驚。
何從佰不是明星，他的名譽(yù)價值幾何可能很難量化。雖說中國人講究“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不過，一般的邏輯，謀生還是第一位的。拿起法律武器，并且為之 投入時間、精力及金錢，對何從佰這樣境況的人，似乎是個奢侈的決定。我無法發(fā)表意見，我選擇了沉默。我看著他，他坐在床沿，低著頭看自己的皮鞋鞋尖。腳旁 有一雙解放鞋，一半在床底，一半在外面，滿是泥濘，殘破不堪。
“你覺得，官司能打贏嗎？”我謹(jǐn)慎地措辭。
又是沉默。空氣像是變得虛無、輕飄，消化了一切。
“我們老家在這里當(dāng)官的也不少。”何從佰說。我愕然。
“拍張照吧，報道時可能要用照片。”我說。何從佰轉(zhuǎn)身出了屋，不一會，又回來了，脫了灰底藍(lán)格的夾克，換了件簇新的西服。一路出來，朝弄堂外走。一個熟人跟他打招呼：“什么人��？”眼睛盯著記者手里的相機(jī)。
“記者采訪。”何從佰腰直了直，聲音很大。
何從佰的形象定格在鏡頭里，表情在篤定與張皇之間變幻著。這張臉抽象出他所有同類人的共同特征，讓我不能忘記。
上了公共汽車，回頭望過去，何從佰已消失在人流中。如果我再來，那湮沒在同樣色調(diào)的民居中的，他的小平房，怕是也絕不能找到。在南京，有多少這樣的地方，沒人知道；每天，又有多少人，從那里出來匯入到都市的喧囂中，同樣沒人知道。
何從佰，一個鄉(xiāng)下人，來到了大城市里打工，每日和城里人一樣的上班下班，坐公交逛超市，時間久了，便以為自己也算是個城里人了，但城里人都知道，他不 是。城里人不屑于說出來。而要不是因?yàn)樗馔鈸斓搅艘粡埌偃f支票，他還很篤定自己的城市身份。他坦誠地一路尋找著支票的主人，結(jié)果，失主找到了，他卻把自 己弄丟了。他終于艱難地明白了一件事：“我還是原來的我⋯⋯”
這是一件小事，但是當(dāng)過多年民工的我知道，在這樣一個時代，對于何從佰及其身后無數(shù)的民工兄弟，卻有著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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