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弱國幸有顧維鈞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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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東方雜志》報道：“被舉（選入國聯行政院－本文作者注）以后，驚駭者若而人，慶賀者若而人，華族寓公，人人色喜。記者目擊情狀， 汗流浹背；思中華民國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在國際上所處之地位，已與列強同等矣。”英國駐北京公使艾思頓在給英國外交部的年度報告中寫道：“盡管內部可 悲的困難，中國贏得外國更高的尊敬；當中國拒簽‘凡爾賽和約’時，國際尊敬的高潮開始涌起。日本雖然取得當時政治上的勝利，中國贏得道德上的勝利，并在贏 得國際行政院席位時達到巔峰。”
在顧維鈞一生的外交生涯中，他極為看重中國介入國際事務的可能性。早在日本要求簽訂“二十一條” 時，顧維鈞就認識到，中國需要國際上的支持。在日本要求絕對保密的談判期間，他沒有征求袁世凱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給了英、美。果不其然，國際反應對日 本構成了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看到對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國，開始有意地讓顧維鈞繼續(xù)透露消息。顧維鈞的勇氣和才能，使得他在27歲時被袁世凱任 命為駐美公使。一般以為林則徐代表了近代以來首批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從袁世凱臨死前的行跡看，當時中國頂級的政治人物才開始具備“世界眼光”。
有了巴黎和會上的外交成果，在國聯中，顧維鈞不失時機地向國聯大會提交廢除“二十一條”、歸還山東權益的“魯案”。日本為此表示，只要日、中開始單獨商 議，愿意歸還山東權益。顧維鈞再次說不，他拒絕有條件地歸還，拒絕單獨開議。最終于1921年11月12日由美國發(fā)起華盛頓會議，中國在會議上提出廢除 “二十一條”的要求，日本迫于美、英壓力，終于在1922年2月4日與中國簽訂《中日山東懸案條約及附約》，“二十一條”及山東問題的換文、對德和約關于 山東的條款被推翻；并于6日簽訂了《九國公約》，強調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給予中國以自行發(fā)展的機遇。
隨后，顧維鈞于1924年5月同蘇聯代表加拉罕簽訂《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xié)定》及其附件，這不但是近代中、蘇第一次平等地簽訂條約，也是中國憑借外交途徑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開始。
1925年6月24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各國政府發(fā)出修改不平等條約的照會，要求召開華盛頓會議確定的關稅會議和法權會議。同年10月26日，關稅特別會 議在北京召開，共13個西方國家參加。11月19日會議第二委員會通過決議：“承認中國享受關稅自主之權利，允許解除各該國與中國間現行各項條約中所包含 之關稅束縛，并允許《中國國定關稅率條例》于1929年1月1日發(fā)生效力。”
三
因此可以說，顧維鈞改寫了弱國無外交的歷史。
這個堪稱近代以來中國第一外交家的愛國者，當然知道實力的重要，并知道弱國外交所受的屈辱。1933年2月，經過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等人的艱苦努 力，國際聯盟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關于中日沖突的報告書，中國在外交上居有利地位。當是時，日軍發(fā)動對熱河的進攻，顧氏等人亟盼中國軍隊奮力作戰(zhàn)，可是中國軍 隊一再潰退。日內瓦的外交官們，“看到中國軍隊這般軟弱無能，與中國代表團在國聯大會上辯說時所持的強硬態(tài)度適成強烈的對照”。中國代表立即轉為尷尬的處 境，顧說：“不論我們每次怎么說，宣稱要堅決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傳到日內瓦的消息總是又喪失一塊土地。”在此情況下，顏、顧、郭聯名致電政府辭職： “自報告書公布后，軍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將來外交前途，多視軍事為轉移，惠等心余力拙……應請準予開去代表職務。”顧維鈞晚年憶及此事，仍是“猶感難 堪”。
但顧維鈞更堅持弱國外交的可能性，并奠定了現代國際外交的重要原則。他曾反復闡述關于外交談判的基本，即否定全勝論。顧 說：“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都記得一句古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換句話說，堅持原則比只顧局部利益為好。我一向把這句話看作是個人一生中的寶貴箴言， 因為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這項箴言不適用于外交，因為國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個外交家不能因為必須堅持原則而眼看著他的國家趨于毀滅不顧。”這個 否定全勝論的思想，不僅適用于弱國，也適用于強國。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顧維鈞在民國風雨飄搖的政壇上始終屹立不倒。其原因，除了 他有錢、他熱衷做官、他知道自己從政的價值外，也在于他維護了現代國家極為珍貴的人格獨立。這種人格獨立體現在相當程度的利益中立上。有人為此問顧維鈞， 在中國政府權力處于風雨飄搖中，他何以能夠左右逢源、官運亨通？顧維鈞回答說：“問題很簡單，我從不介入派系之爭。我的活動純以國家民族利益為依歸。凡是 有益國家的事，我必盡綿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寧愿掛冠而去。”
顧的人格獨立甚至體現在做人的細節(jié)上，即他尊重對手。人們回 憶說，顧維鈞的態(tài)度非常雍容，從來沒有疾言厲色。他對人總不稱“你”而稱“您”。他說：“在外交上講話，一定得有禮貌。例如知道對方不會同意自己的意見， 而話一定得這樣說：‘我相信您一定會同意我的意見吧。’”
英國人因此稱道他：“中國很少有比顧維鈞博士更堪作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養(yǎng)，無比耐心和溫文爾雅，沒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著與和藹方面能夠超過他。”
四
顧維鈞的人生同樣可圈可點。
作為一個家境并不殷實的孩子，顧維鈞可謂得上天眷顧。12歲時，他跟上海道尹袁觀瀾之子袁履登為同學。袁幕府中張衡山會看相，他說，這兩個孩子皆非等閑 之輩；惟履登不正，將來恐難有善終（后淪為漢奸）；維鈞則一帆風順，富貴雙全。張為此把女兒許配給了顧維鈞，是為顧第一次婚姻。張還為此資助顧維鈞，變賣 祖產送顧去美國留學。
這個民國的三大美男子之一有著匪夷所思的好運氣。當他還在美國讀書時，唐紹儀作為清朝政府的特使訪問美國， 在大使館里接見了40位中國留學生，顧維鈞作為學生代表致辭，給唐紹儀留下了好印象。當袁世凱執(zhí)政，唐紹儀出任袁世凱的內閣總理時，他向袁舉薦了顧維鈞。 那時，顧維鈞的博士論文只寫了一個序章，他準備拒絕來自北京的邀請。他的導師約翰•穆爾卻對他說：“你學習外交就是為了報效祖國，現在有這么好的機會，你 應該抓住。”在導師的理解和支持下，顧維鈞以一篇不成熟的論文《外人在華地位》拿到了博士學位，回國赴任。多年后，顧維鈞回憶起導師時說：約翰•穆爾是對 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
這篇論文據說是顧維鈞的遺憾，唐德剛也評其“不夠”，實在是學人書生之氣。這一點，反而是顧的導師、做過美 國國務卿助理的約翰•穆爾更懂得學術論文和事功之間的關系。甚至他的母校，也更能理解一個現代公民的意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杰出校友排名榜上，顧維鈞、胡 適、吳健雄是最早列入的三個中國人。
顧維鈞認識了唐紹儀的女兒，唐小姐很快墜入情網，并要挾父親出面。據說，學者氣很足的唐紹儀 被逼無奈，只好以國務總理之尊授意給淞滬護軍使（相當于警備總司令）何豐林，叫他負責顧維鈞退婚一事。何豐林本是粗人，親自帶了100名士兵跑進張公館， 找到張衡山，逼他立刻寫退婚書。張向來不畏強暴，憤然對何豐林說：“顧維鈞不是東西，我當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帶了大兵包圍 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豐林拍桌子大聲嚷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么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拼命！”退婚事成，張衡山感嘆：“我只會看相，不會看 心。”不久便抑郁而死。事實上，會看相的張衡山的悲劇才是當時中國新舊交替中注定的悲劇。
但顧維鈞卻在中國如魚得水。他的第二次婚姻以1919年夫人病亡而告終，唐小姐的死使得顧維鈞一度心灰意冷，想辭去公職，但他最后還是以國事為重，在巴黎和會上展示了中國人的形象。
很快，顧在倫敦的社交場合又結識了“糖王”黃奕柱的愛女黃蕙蘭。黃奕柱為英倫華僑第一巨富，死時積財500萬英鎊。據說，長相平平的黃蕙蘭生怕顧維鈞被 別人奪走，她老練而坦白地對顧說：“我的金錢力量，可以保證你事業(yè)的成功，我們來開始合作吧。”據說顧曾找過一個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個金鎊的酬勞，為他 占卜這門親事。占卜結果，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顧意始決。二人遂在倫敦結婚，時人稱“一鎊緣”。
黃蕙蘭精通幾國語言，婚后跟隨丈 夫活躍于國際政壇上，處處能為丈夫助一臂之力。但他們個性并不適合，夫妻一起生活了30余年，最后仍勞燕分飛。顧維鈞娶的第四位夫人嚴幼韻，充當了好管 家、好護士、好秘書的角色。顧維鈞在96歲高齡時，還完成11萬頁的口述回憶錄，即與夫人的精心照護息息相關。他晚年過著“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顏悅 色，心滿意足”的生活。在談到長壽秘訣時，他說：“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顧。”
有人說，這個弱國的幸運國民得益于他的長相、 婚姻，顧的四段婚姻或主學，或主富，或主貴，或主情，給了他近乎完美的人生。但綜觀他的一生，他配得上他的際遇。用我們現在的話說，他賤而不肆志、富貴不 驕人。他給過章士釗這些同時代的人暴發(fā)的錯覺，但他做人做事仍立足于國家、個人。他是他時代在國家和個人上做到雙贏的人，既為國家做出了貢獻，又成全了自 己。
顧的愛國出于至誠和人的尊嚴。當他還是一個少年時，經過外白渡橋，看見一個英國人坐著黃包車，急著要去看跑馬。拉車上橋本來就累得很，他還用鞭子抽打車夫。顧維鈞憤怒地斥責這個英國人說：“Areyouagentleman？”（你還算是個紳士嗎？）
顧對文化文明的尊重也融進了血液，養(yǎng)成了習慣。他以外交才干著稱，用英語多，用中文少，但他非�？粗刂形�。他曾要求秘書楊玉清每天從古文中選一點材料抄 給他，他夜晚回家去讀。他對楊玉清說：“一個中國人，當然應該把中文學好。一個人不能說年紀大了就不求進步。我應該學中文。你這樣做，是幫我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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