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翠灣連紅渚，宛似武陵迷——晁補之的故鄉(xiāng)風土與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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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京畿以東的應天府以及濟、單、曹、濮諸州屬于黃淮之間的平原地區(qū)，這里一馬平川，沒有山林之勝。偶有幾座小山包，也往往淹沒在桑麻平野之中。當?shù)匕傩沾蠖嘁院帖溳穆闉橹饕r(nóng)作物，種桑養(yǎng)蠶也是主要的農(nóng)事活動。晁補之在《照碧堂記》中這樣寫道：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于宋，其城郭闤閈，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
照壁堂是應天府的一座城樓，登上這座高樓眺望，滿眼都是整整齊齊的桑麻，好像沒有什么靈山勝景。然而，這里人煙稠密，貨物阜盛，也不枉被宋人稱作南京。濟州在應天以北隔著單州和曹州的二、三百里之間，風物大體相同。晁補之在考中進士歸鄉(xiāng)的途中曾留下過這樣的詩句來描繪自己的故鄉(xiāng)：“千里東歸暮景清，桑麻暗地日銜城。”（《及第東歸將赴調(diào)寄李成季》）此后，在曹、濟之間來往之時，晁補之還有“蕭蕭班馬鳴，落日大野中”（《曹州道中》）的詩句，可見這一帶平原暮色的高闊空曠。然而，濟州的景色并非完全平淡無奇。
毗連著濟州城的巨野澤，是由古濟水積聚而成的一個大湖泊，這里另有一番風致。巨野大澤的形成可以上溯到遠古時期，后來水面逐漸北移，便形成了以梁山為中心的水泊。由于湖面廣大，水草豐美，自古以來這里就是一片風光旖旎的景色。夏秋時節(jié)，有鷗鳥飛翔，荷花映日，連綿不斷的蒲草蘆葦更是如碩大無比的碧色巨毯，平鋪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旖旎的自然風常常讓人沉醉。元符二年六月，晁補之在和他的族叔——著名詞人晁端禮話別南行的時候，曾乘舟游覽梁山伯并留下了《滿庭芳》、《滿江紅》等幾首膾炙人口的佳作。其中，他的《滿庭芳》寫道：
鷗起蘋中，魚驚荷底，畫船天上來時。翠灣紅渚，宛似武陵迷。更晚青山更好，孤云帶、遠雨絲垂。清歌里，金尊未掩，誰使動分攜。竹林、高晉軟，阿咸瀟散，猶愧風期。便棄官終隱，釣叟苔磯�？v是鳴鴻云外，應念我、垂翼低飛。新詞好，他年認取，天際片帆歸。
詞的上片以清新流麗之筆寫出了梁山伯的優(yōu)美風光。白鷗綠蘋、碧水紅花，畫船輕泛在青山倒影之中。黃昏里，朦朧煙雨，絲絲拂面，帶來陣陣涼意。一曲曲清歌繚繞在耳際，在這樣的時刻，怎么能讓人舍得別離？這是宋代文人最早正面描寫梁山水泊風光的文字。
因為地似水鄉(xiāng)，當?shù)氐陌傩找蚨泊蠖?ldquo;賴其蒲、漁之利”，或捕魚為業(yè)，或編織蘆席蒲苫以為生計。在太平的年景，水泊周圍的百姓憑借著勤勞的雙手，生活也算得上平靜安逸。
然而，晁補之生活的那個年代，宋代社會正日益走向動蕩不安。“三冗”如一座座大山壓在朝廷的頭上，國庫一天天干癟。王安石的變法最終也沒能改變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而一些宵小之人則趁機為非作歹、橫征暴斂�！端问�•楊戩傳》載：“筑山濼（梁山泊）古巨野澤，綿亙數(shù)百里，濟、鄆數(shù)州，賴其蒲、魚之利，立租船納直，犯者盜執(zhí)之。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錢至十余萬緡，（其余稅賦）水旱蠲稅，此不得免”。這就是說，楊戩在此為官的時候，開始依船交賦，如果違反，便以強盜論罪。如果遇到水旱之年，耕地種田的可以免稅，而賴其蒲、魚之利的漁民則不能免稅。楊戩死后，李彥繼其職，為害更甚。此時，京西的提舉官和京東的州縣吏為虎作倀，使廣大百姓求生無路。人禍之外，還有天災。據(jù)氣象資料顯示，公元1050至1120年，亞洲季風漸強，北方降雨增多，這就造成了多次河患。據(jù)《宋史•河渠志》記載，自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至元祐九年（公元1094年），不到二十年間，黃河決口四次，此后至徽宗即位，仍有潰決。天災人禍相威逼，致使京東路百姓鋌而走險，聚為賊盜也就在所難免了。熙寧十年前后，晁補之回鄉(xiāng)丁憂，生計困難，以至于賣牛補屋，正是此時百姓生活困難的具體寫照。
京東路所轄區(qū)域自古就是強人出沒的地方，秦末巨野人彭越曾經(jīng)以巨野澤為根據(jù)地跟項羽展開游擊戰(zhàn)，數(shù)次截斷項羽糧道，最終協(xié)助劉邦擊敗項羽，建立了西漢王朝，他本人也被劉邦封為梁王。唐朝末年，黃巢又起兵于冤句，最后竟導致了大唐王朝的覆亡。北宋中后期的貪官政治，直接造成了官逼民反，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宋江便嘯聚梁山泊起義。宋江起義可謂占盡了天時地利，因為此時京東路的廣濟河是北宋末年的主要漕運水道，況且又經(jīng)過梁山泊，這里水面遼闊，蘆葦叢生，為盜賊的滋生和活動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加之貪官肆虐，民不聊生，一人舉義，則應者影從。宋江因而成為這一帶極為有影響的水上賊寇。其實，這些在黃金水道上劫掠的盜寇，除了宋江這樣的江湖中人，還有梁山泊、南清河沿岸的農(nóng)民和漁民。他們是貪官逼迫失去了生計的流民，黃河歷次泛濫造成的災民。當然也有一些犯了律條的各色逃犯，抑或是像林沖這樣被官府逼上了絕路的軍官。他們都是宋江的同伙和同盟軍。不僅如此，《宋史》中還有漕運吏卒監(jiān)守自盜的記載：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mào)易，甚至托風水沉沒以滅跡，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蘇軾知揚州，也發(fā)現(xiàn)“（操舟者）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由此可見，在當時內(nèi)外相通、率為劫掠的現(xiàn)狀和巨大規(guī)模。當然，此時京東路造反的也不只宋江一伙，因為海州知州張叔夜在逼降宋江之后，曾在濟南府設計殲滅了“山東群盜”。而在張叔夜之前，晁補之在紹圣元年知齊州的時候，也曾經(jīng)悄然偵知當?shù)貜姳I的姓名，在他剛到任的時刻，便“召捕吏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終，悉擒而還。”（張耒《晁太史補之墓志銘》）由此也可見盜賊之風的盛行。
總之，宋朝的京東路一帶民風淳樸、尚武豪俠，這為晁補之植下一種天生豪雋的基因。此外，故鄉(xiāng)歷史上一些人物的英雄事跡同樣激勵著晁補之對軍事的興趣。這是他年輕時喜讀兵家之書的因由。他曾經(jīng)很認真地在還未出仕之前向朝廷進獻《安南罪言》，用洋洋灑灑幾千字的筆墨詳述交趾作戰(zhàn)的方略。后來也曾經(jīng)在遼宋邊情緊急的時候，向朝廷獻上了他平生最長的一篇文章——《言北事疏》。我們可以想象，彭越、秦叔寶、程咬金、單雄信、徐懋公們的千秋功業(yè)，肯定會讓他心向往之。然而，家學的傳統(tǒng)與儒家思想的熏染，讓晁補之最終還是成為了一個深于經(jīng)術(shù)的儒士，仁民愛物的思想體現(xiàn)在他一生為官作宦的人生實踐之中。所以，在齊州任上，面對河北災荒而流入齊州的大量災民，晁補之總是極力安撫。他為災民建起臨時住處，并且用朝廷賑濟的糧米設立粥棚，同時又購置草藥以防疾病蔓延，每一件事他都親自過問。在他的體恤之下，幾千人得以活命。在赴河中府就任時，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修通了當?shù)匕傩湛逝蔚狞S河大橋。在晁補之為官的時光里，除了短暫的牧守經(jīng)歷，“庠校五歲，館閣四年”（晁補之《謝淮南漕彭元施啟》），更多的時間是在學校、秘書省和史館。在晁補之的思想中，儒家思想是基礎，受時代和家庭的影響，佛教和道家思想對他濡染甚深。然而，晁補之一生卻豪雋但難以灑脫，超邁但難以出世。這是他詩詞之中多沉郁悲咽之音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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