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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繞著新疆，在晚清時期共有四次爭論：分別是道光年間的放棄西四城論；海防與塞防之爭；南疆棄取之爭；建省之爭。這四次爭論中的后三次，左宗棠是參與者。第四次則是改革派中的抵抗派內部的爭論，其主要論戰(zhàn)對手是左宗棠和左宗棠第一猛將劉錦棠。
　　
　　早在嘉慶道光年間，龔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議》、魏源的《圣武記》就曾提出過西域建行省的主張，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阻擋沙俄對西北的侵略。作為林魏路線的繼承者，左宗棠自然繼承了這一主張。這從左宗棠22歲時寫的《燕臺雜感八首》就可以看出，左宗棠早已認定新疆應該建省。
　　
　　建省的主張并非左宗棠首創(chuàng)，而是對道光年間魏源、龔自珍主張的延續(xù)。道光年間的張格爾叛亂被平滅之后，對新疆的取舍問題出現(xiàn)了新的爭論。長陵、武隆阿主張放棄西四城（即今天的喀什、英吉沙、莎車、和田）。類似于李鴻章仿效土司分封的建議也在是否舍棄西四城的爭論中出現(xiàn)過。道光皇帝為此并沒有同意放棄西四城，但也沒有決定改變伊犁將軍管轄新疆的軍府體制。
　　
　　到了19世紀60年代，隨著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侵占伊犁之后，新疆的軍府+伯克制+扎薩克制+新疆東部迪化鎮(zhèn)以西施行郡縣制的多重行政體系的弊端已經顯露無遺：伊犁將軍腐敗無能，伯克們分裂四方。
　　
　　如果不建行省，則很難統(tǒng)一政令。為此，左宗棠連續(xù)五次上書要求建立行省。與此同時出現(xiàn)的觀點則還有放棄新疆論、放棄南疆論。
　　
　　值得關注的是，李鴻章與左宗棠的沖突，在此期間起了新的變化。之前，我們可以說李左沖突僅僅是個人官職升遷的問題，盡管其間夾雜著一些高尚的東西，但都不應該為二人貼上高尚、卑鄙的標簽。但自從這一爭論開始，李左之間的矛盾已經有了兩大變化。
　　
　　其一：改革派正式分裂為抵抗派和妥協(xié)派，并畫地為牢，勢同水火。
　　
　　其二：左宗棠、李鴻章的矛盾公開化，最終到了難以共事的地步。
　　
　　李鴻章政治臉譜1：不論怎么說我也是對的
　　
　　李鴻章與左宗棠在新疆問題上存在爭論很正常，當時大部分的督撫和高級官員都支持李鴻章。因此，可以看出，在大部分高級官員眼中，為了這個“不毛之地”與“歐洲第一軍事強國”沙俄對抗是得不償失的。但在爭論中，我們看到的李鴻章的種種惡劣手段以及李鴻章的政治臉譜是多么令人作嘔。
　　
　　1872年，陜甘戰(zhàn)事雖然仍在激烈地進行著，但大局已定。為此，收復新疆已經被提上日程。左氏向朝廷建議出兵，李鴻章則對此表示反對。起初他四處聯(lián)絡志同道合者。他冠以的說辭是：“沙俄軍隊占領伊犁，我軍無法遠征，必須修建鐵路（沒有鐵路，左氏靠馬、駱駝、走路同樣成功了，因此，有無鐵路并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修建鐵路之后，全國可以貫通，那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這樣，我們就可以利用鐵路調兵遣將以對付俄國人和英國人。因為，俄國人有吞并西北地區(qū)的企圖，英國人有吞并西南地區(qū)的意念。”
　　
　　1873年，李鴻章又對沈葆楨說，現(xiàn)在的中國沒有班超、趙充國這樣的能人，新疆恐怕要丟了。左宗棠已經老了，能夠把陜甘問題解決就已經很萬幸了。
　　
　　到了1874年年底，李鴻章找到了同盟者，即英法等國也對中國出兵新疆表示不認可。例如英國認為：中國絕對不會收復新疆，因為財政困難，更何況遠征新疆這樣花費很大的舉動。1874年英國公使威妥瑪派人來到天津，向李鴻章提出把伊犁割讓給沙俄，天山南路劃給阿古柏的方案。為此，李鴻章在日后的《籌議海防折》中提出：伊犁、烏魯木齊、喀什等地可以自治。
　　
　　1875年光緒登基，兩宮問政于大臣們，李鴻章跳了出來要求停止西征。最后，李鴻章在論戰(zhàn)中失敗。但他心有不甘，經常動搖其他督撫對西征軍的支持力度。
　　
　　1876年三四月間，李鴻章對沈葆楨說：“阿古柏的虎狼之師與沙俄狼狽為奸，左宗棠必敗，中國人又該被外國人笑話了。”
　　
　　然而實際情況卻讓李鴻章大為驚訝。1876年4月26日劉錦棠率軍出征，兩個月攻占烏魯木齊，又一個半月攻占瑪納斯城，阿古柏第一次乞降。1877年4月劉錦棠大軍收復吐魯番，一個多月后阿古柏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