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節(jié) 仗義執(zhí)言 為弟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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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865年4月3日，離太后親自動筆，以皇帝口吻撰寫上諭，將恭親王“雙開”才一天。在那篇別字連篇的上諭中，慈禧太后指責(zé)恭親王“從議政以來，妄自尊大，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權(quán)重，目無君上�？措逈_齡，諸多挾致（制）。往往諳始（暗使）離間，不可細(xì)問。每日召見，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許多取巧，滿口中胡談亂道”。
而事件的起因就是翰林院編修蔡壽祺于一周前上疏，彈劾奕䜣貪墨、驕盈、攬權(quán)、徇私，并要他“歸政朝廷，退居藩邸，請別擇懿親議政”。
太后同時任命了新的行政領(lǐng)導(dǎo)班子，一下子讓4位王爺同時上臺，滿以為這樣就能團(tuán)結(jié)大多數(shù)可以團(tuán)結(jié)的人，結(jié)成最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
惇親王幾乎全盤否定了慈禧太后對恭親王的指控：“恭親王自議政以來，辦理事務(wù)，未聞有昭著劣跡，惟召對時語言詞氣之間諸多不檢，究非臣民所共見共聞。而被參各款，查辦又無實據(jù)，若遽行罷斥，竊恐傳聞中外，議論紛然，于用人行政，似有關(guān)系，殊非淺鮮。”要求“飭下王公大臣集議”，進(jìn)行集體研究，商議對恭親王的處分。
這份奏折語氣謙卑，卻帶著骨頭。慈禧太后批閱后，當(dāng)天就召見軍機大臣文祥等，指示說：“恭親王于召見時一切過失，恐誤正事，因蔡壽祺折，不能不降旨示懲。惇王折亦不能不交議。均無成見，總以國事為重。朝廷用舍，一秉大公，從諫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謂國家非王不治，但與外廷共議之，合疏請復(fù)任王，我聽許焉可也。”下令第二天召開王公大臣翰詹科道等中央全會，專題研究蔡壽祺和惇親王的奏折。
但是，在第二天的中央全會前，慈禧太后單獨召見了倭仁等大臣，告訴他們說：“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復(fù)用……汝曹為我平治之。”按照她的這個指示，倭仁等確定了中央全會的批斗會基調(diào)。
結(jié)果，在會上，文祥和倭仁傳達(dá)的太后指示精神完全是相反的。與會的中央干部們或者就是以惇親王和倭仁為首，分成兩派，相持不下；或者看看水太深了，不敢表態(tài)。大家只能確定6天后（4月9日）再議。
第二次中央全會的前一天（4月8日），排行老七的醇郡王奕回京，也上疏為六哥恭親王抱不平。
醇郡王在報告中認(rèn)為，要客觀看待恭親王的表現(xiàn)，成績畢竟是主要的，“感荷深恩，事煩任重，其勉圖報效之心，為我臣民所共見”；缺點則是次要的，具體表現(xiàn)在“小節(jié)有虧”，而原因也在于恭親王太忙了，“至其往往有失于檢點之處，似非敢有心驕傲”。最為關(guān)鍵的是，蔡壽祺的指控“本無實據(jù)”，如果因此將恭親王調(diào)離了領(lǐng)導(dǎo)崗位，“不免駭人聽聞，于用人行政，殊有關(guān)系”。所以，對待恭親王還是要以批評為主，“令其改過自新，以觀后效”。
在第二次中央全會上，大臣們和王公親貴們依然分成了兩派。倭仁起草了一份以“批恭”為主的決議，但遭到王公親貴們的堅決反對，已經(jīng)60歲的肅親王華豐（即善耆之祖父、川島芳子之曾祖）干脆另寫了一份決議。倭仁沒辦法，只好4次修改自己的稿子，王公親貴們依然不同意。最后，與會人員分別按照政治路線站隊簽名：軍機大臣多在倭仁的稿子上簽名；王公親貴們多在肅親王的稿子上簽名；紀(jì)檢部門（都察院）、老干部及干部子弟管理局（宗人府）等則另行上了報告，五花八門，中央領(lǐng)導(dǎo)班子幾乎分裂。
4月11日，兩宮太后終于接受了惇親王的意見，表示說，出于“防微杜漸”的目的，必須對恭親王“略示薄懲”，但為了大局的需要，恭親王可以邊工作邊檢查。恭親王的“議政王”頭銜，則再也沒有恢復(f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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