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節(jié) 1902［德國］特奧多爾•蒙森（1817—1903）授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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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森由于他的“里程碑著作《羅馬史》既有完整而廣泛的學術(shù)價值，又有生動有力的文學風格”而獲獎。
授獎詞
瑞典學院常務秘書C.D.維爾森在諾貝爾章程第二段中曾寫道，“文學”不應僅僅包含純文學，“還應有那些在形式上或內(nèi)容上表現(xiàn)出文學價值的其他作品”。這一定義使我們可以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哲學家、以宗教為主題的作家、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假如他們的作品內(nèi)容有很高價值，又具有卓越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的話。
本年度瑞典科學院不得不在獲得提名的諸多出色人士中作出取舍，結(jié)果評委會將文學獎授予了當中最著名的學者之一，由18位普魯士皇家科學院院士提名的歷史學家特奧多爾•蒙森。
在蒙森70歲壽辰之際，柴格邁斯特編纂出版了他的作品的文獻目錄，它包括了920條書目。蒙森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編著了《拉丁銘文集成》。盡管有許多博學的合作者幫助，但這仍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蒙森不僅要為所有15卷書撰稿，還要負責整部著作的組織工作。蒙森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學術(shù)領(lǐng)域的英雄。他在羅馬法學、銘文學、錢幣學、羅馬歷史年代學以及羅馬通史方面都有獨到創(chuàng)新的研究。即使某位總帶有偏見的批評家也承認，在談到一段伊阿庇吉亞的碑文，一塊阿庇烏斯•西庫斯的殘片，以及迦太基的農(nóng)學時，蒙森的話是相當有權(quán)威性的。有知識的公眾主要是通過他的《羅馬史》(1854—1855，1885)一書認識他的。正是這部不朽的著作使他獲得了瑞典科學院授予的諾貝爾文學獎。
這部著作始見于1854年，第四卷尚未出版，但在1885年他完成了第五卷。他在該書中大師般地描述了帝國各省的情況，羅馬時期與我們這個時代有很多相近之處，以至有關(guān)的描述完全可用于諾貝爾章程中所提到的更現(xiàn)代的活動領(lǐng)域。人們可以以之作為評價作者全部作品的出發(fā)點。蒙森的《羅馬史》被譯為多種文字，并以其深邃廣博的學識和充滿活力的生動風格而著名。蒙森把駕馭大量材料的能力與其敏銳的判斷力、嚴謹?shù)姆椒�、青春般的活力以及賦予文章生命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結(jié)合在一起。他懂得如何將麥粒從谷殼中分離出來。人們簡直難以確定，究竟應該更仰慕與贊賞他廣博的學識和頭腦的組織能力，還是他的直觀想象力和把仔細調(diào)查所得的結(jié)果變成一幅生動的圖畫的才能。他的直覺和創(chuàng)造力像是架于歷史學家和詩人間的橋梁。蒙森意識到了這種關(guān)系。在他的《羅馬史》第五卷中他說，想象力不僅是詩歌，也是歷史的源泉。的確，二者極為相似。蘭克的超然的客觀令人想起歌德靜穆的偉大，而英格蘭恰如其分地把麥考雷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詩人之角。
00蒙森用粗獷的筆法描繪出羅馬人的性格，并展示出羅馬人對國家的服從與兒子對父親的服從的聯(lián)系。他以非凡的技巧展開了一幅羅馬帝國從形成到統(tǒng)治世界的發(fā)展過程的畫卷。他展示了隨著帝國的成長，新任務如何超越了舊的責任與頑固維持的政體的束縛；古羅馬的公民大會的權(quán)力如何逐漸形同虛設，僅偶爾為蠱惑人心的政客出于本身目的所利用；元老院如何體面地接管了公眾事務，而這一古老的貴族寡頭政治過去雖能達到其目的，現(xiàn)在卻如何無法適應新的要求；通常毫不愛國的資產(chǎn)者，如何在政治投機中濫用權(quán)力；自由農(nóng)民的消失如何給共和國帶來災難性的后果。蒙森還論證了執(zhí)政官頻繁更換如何牽制著國家，使戰(zhàn)爭連綿不斷而導致了長期的軍隊執(zhí)政；同時那些將軍們?nèi)绾螡u漸獨立，愷撒主義如何成為一種必然，這主要是因為制度的缺乏和帝國的實際需要；專制主義在很多情況下如何并不會比寡頭政治帶來更嚴酷的統(tǒng)治。虛假的崇高在歷史學家毫不妥協(xié)的眼前消失，麥粒由谷殼中分離，像他崇拜的愷撒一樣，蒙森的目光非常敏銳清晰，善于區(qū)分自由與幻想。他在稱贊高盧人的征服者時并未惑于這種幻想。
許多批評家都曾提出異議，認為蒙森的天才有時使他在判斷事物時受主觀情感的支配。尤其是他對正在消亡的自由的最后支持者和愷撒的對手們，以及在困難時期動搖于派別之間的騎墻派的不友好的評論中更可以體現(xiàn)這一點。還有人質(zhì)疑蒙森對天才的力量的贊賞，哪怕它違背了法律，以及他那種關(guān)于歷史不會審判高尚的叛逆，革命者是有遠見的值得贊美的政治家的言論。許多異議可能是公正恰當?shù)�，但必須強調(diào)的是，蒙森從不贊頌暴力，而是贊頌為國家最高目的服務的那種力量。人們應該記錄下他那堅定的信念：“贊頌為邪惡的天才所誘惑者，絕非神圣不可侵犯的歷史主旨。”人們還注意到蒙森曾偶然把并不完全相應的現(xiàn)代術(shù)語運用于古代的史實（容克地主、宮廷黨、雇傭兵、元帥、軍事法庭執(zhí)行官員等）。但是這種強調(diào)不同年代歷史現(xiàn)象相似之處的方法并非蒙森想象力的產(chǎn)物，而應歸功于他對不同歷史時期很多類似點的運用自如的學識。如果說它給文章加入了太多色彩，那么同時它也給文章加入了新鮮感。蒙森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他崇拜波利比烏斯，但也批評其忽視人的道德力量以及過于機械論的世界觀。對于格拉古斯這位鼓舞人心的革命者，蒙森盡管對其有褒有貶，但他還是認為，除非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擁有共同的道德準則，否則任何國家都是建筑于流沙之上的。對他而言，健康的家庭生活即是國家的核心所在。他嚴厲譴責羅馬的奴隸制度。他見到一個仍有活力的民族如何會在災難面前變得更加堅強，他指出了一個富有教育意義的事實：正如雅典的自由產(chǎn)生在波斯人毀滅（古希臘）衛(wèi)城的大火中，高盧人在羅馬燒起的大火亦導致了今天意大利的統(tǒng)一。
蒙森博學生動，長于諷刺，多才多藝。他在諸如羅馬的國內(nèi)外事務以及宗教、文學、法律、金融、風俗等方面都很有造詣。他在文章中的描寫是非常精彩的。讀者無法忘記他對特拉西美努斯湖、卡奈、阿累利亞及法薩魯斯諸戰(zhàn)役的描述。他對人物的描寫也同樣生動。他銳利、清晰地概括出許多形象，例如富有政治煽動性的格拉古斯•馬利烏斯將軍，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瘋狂成為一種力量，人們?yōu)樘颖芰钊藭炑５氖澜缍肷顪Y”；特別是蘇拉，有關(guān)他的無可比擬的描繪已成為文選中必不可少的材料；還有偉大的尤利烏斯愷撒，蒙森的羅馬理想，以及漢尼拔，阿非利加的西庇阿，薩馬的勝利者——更不用提那些在大師筆下生輝的次要人物了。
對這些描寫，歷史學家特萊赤克說過，《羅馬史》是19世紀最優(yōu)秀的歷史著作，蒙森筆下的愷撒和漢尼拔會在每個年輕男子和戰(zhàn)士心中燃起熱情之火。
蒙森身上奇妙地匯集了許多才能。他學識淵博，善于清醒地分析原始資料。但他在判斷事物時也會充滿激情，他以深厚的知識功底詳盡描述了政府內(nèi)部的運轉(zhuǎn)和復雜的經(jīng)濟情況；同時他對戰(zhàn)斗場面和人物的描寫又是出類拔萃的。他首先是位藝術(shù)家，他的《羅馬史》是一部藝術(shù)巨作。諾貝爾在遺囑的最后提到了純文學這朵人類文明的高貴之花，蒙森將永遠在其最出色的代表之列。在把《羅馬史》第一卷交付出版時他寫道：“工作量是巨大的”。在獲得博士學位50周年之際，他又熱情地講到無涯的學術(shù)海洋。但是如同任何真正藝術(shù)作品的形式都得自天成一樣，他完成的作品中絲毫看不出任何工作的艱辛。讀者像踏在堅實的土地上，完全不受拍岸濤聲的干擾。這部偉大的作品就如同金屬所鑄的一樣實實在在地矗立于我們眼前。在劍橋的就職演說中，阿克頓勛爵稱蒙森為當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由此看來，蒙森理應得到一項偉大的文學獎。德語最新版的《羅馬史》剛剛發(fā)行，內(nèi)容沒有任何變化，這部書仍然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它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也許它沒有大理石那柔和的美感，但卻像銅器一樣耐久。蒙森的作品中，學者和詩人的手法隨處可見。確實，他年輕時真的寫過詩。1843年的《三個朋友的歌集》即可證明，如果不是境遇使然，他完全有可能成為繆斯的門徒。用他自己的話講：“講到寫詩歌和做文章的機會，并非所有蓓蕾都會變成玫瑰”。作為歷史學家的蒙森是特奧多爾•施托姆的朋友，默里克的仰慕者；他早年還翻譯過意大利詩人卡爾杜齊和加可薩的作品。藝術(shù)與科學常常有一種使人在精神上保持年輕的魅力。蒙森既是學者又是藝術(shù)家，85歲的他在作品中依然年輕。即使到了1895年，年邁的他仍為普魯士科學院的活動做出了很有價值的貢獻。
諾貝爾獎的獎章上面描繪了一位年輕人在聆聽繆斯的教誨。蒙森是位長者，但他有青年一樣火熱的心。在讀《羅馬史》時很少有人未曾清楚地意識到，克里奧是（九位）繆斯女神之一。這一純歷史的范例在我們年輕時曾激起我們的熱情，在我們多年之后重讀歷史的時候才知道，它的影響仍根植于我們的頭腦中。這就是與偉大的藝術(shù)相結(jié)合的歷史學識的力量。
出于以上理由，今天我們從埃里克•古斯塔夫•蓋耶爾國王的國家向特奧多爾•蒙森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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