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節(jié)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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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鳴岐說的是治世，尹昌衡講的亂世。在亂世中，根本不需要什么長城，需要的只是板磚。板磚呼嘯而過，引來的是熱鬧和加冕。這就叫亂世梟雄。鯰魚效應(yīng)輪到尹昌衡來當家了。尹昌衡一張嘴能瞞神嚇鬼，可等他坐進都督府，才發(fā)現(xiàn)都督并不好做。在經(jīng)歷兵變后，成都的藩庫、鹽庫、銀行早已空空如也，工商業(yè)也元氣大傷。城里原有一座賣舊衣服的估衣鋪，由幾十家陜西商人合開，掌柜都嚇得跑回了陜西老家，鋪子里僅剩一兩個徒弟看守，直到一年后才慢慢恢復(fù)營業(yè)。連這樣只能做做窮人生意的商鋪都是如此，其它更可想而知，成都政府收不到錢稅，成了名符其實的窮棒子政府。尹昌衡毫無辦法，只能靠大量發(fā)行軍用票來維生。政府窮了，來蹭飯的卻不見少。兵變發(fā)生后，附近各縣的保路同志軍都打著平亂的旗號，先后聚集成都，而且來了就不走，明睡到夜，夜睡到明，除了食宿外，各種各樣的要求提了一大堆。當場者亂，隔壁心寬，直把尹昌衡這個窮都督急到要抹脖子上吊。到底從小是神童，左思右想，好歹給他熬出個主意。保路同志軍里面，以袍哥為主，其頭領(lǐng)也大多是袍哥里的舵把子。尹昌衡便依樣畫瓢，自己建立了一個袍哥組織“大漢公”，牌子就正大光明地掛在都督府大門口，他自封為“大漢公”的舵把子。從此以后，尹昌衡班也不上了，整天價到各個“碼頭”去拜客，跟同志軍的頭領(lǐng)們稱兄道弟，把酒言歡。這樣不僅省去了招待費，還拉近了彼此關(guān)系。看到都督如此“親民”，袍哥們自然喜不自勝，大家見了面，都不叫尹都督了，而是直稱“尹大哥”，表示絕對擁護。每到一處地方，袍哥就要給尹昌衡披一道紅，以致于尹昌衡天天都是“絳縐纏身”�；厝ズ螅鸭t綢往床上一扔，接著又興致勃勃去拜客。也就是說，這個都督成天不做別的事，就是穿梭也似地走親戚，至于都督府的公事，根本就沒時間去理會。成都的官員們上行下效，也都掛出招牌，成立本部門的“堂口”。尹昌衡是“大漢公”，他的軍政部稱為“大陸公”，有人甚至鼓動參謀長也掛一牌，曰：大參公。各地袍哥爭相涌入成都，“不逾刻而遍城中”，全城百姓為求自保，也皆以參加袍哥為榮。袍哥提倡復(fù)古，即恢復(fù)漢朝衣冠，但由于年代隔得太久，誰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標準的漢朝服飾，只能從戲曲中照搬。一時間，城里滿眼都是奇裝異服，有頭扎“英雄髻”的，有腰佩寶劍的，有足登花靴的，還有的就干脆直接披上舞臺戲服招搖過市。尹昌衡的抽風舉動，在令人瞪目結(jié)舌的同時，也給別人留下了話柄。云南都督蔡鍔給他發(fā)來電報，直截了當?shù)卣f，你的所謂“大漢四川軍政府”，其實不過是袍哥政府！蔡鍔一打一拉，他在貶低成都政府的同時，卻承認重慶政府，并且表示，愿意派滇軍幫重慶“討伐”成都。蔡鍔的話是說得很好聽，可不管是成都政府，還是重慶政府，都到了畏之如虎的程度。在此之前，滇黔兩省早就以“援川”為名派兵入據(jù)川境。黔軍還好，因為貴州內(nèi)部本身也發(fā)生了動亂，中途已經(jīng)折回。最難打發(fā)的就是云南的滇軍。重慶政府在獲知滇軍入境的消息后，曾專門派人跟滇軍擬定合約，答應(yīng)付給兵餉，但要求不得自由行動和干涉當?shù)孛裾?/div>可是滇軍根本就不把合約當回事：都到這個份上了，謙虛不能使我進步，驕傲不能使我落后，爺想怎樣就怎樣。滇軍所過之地，見到川軍就打，不管你是同志軍還是新軍、巡防軍，一個不留，然后他們自己任免官員。扯了半天，不過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滇軍“援川”實為“侵川”。讓人最不能容忍的是，滇軍把川南的自貢鹽場也給占了，鹽稅收入盡由云南人所截取。尹昌衡的成都政府已經(jīng)一貧如洗，現(xiàn)在鹽稅又沒了，無異于要去了半條命。尹昌衡忍無可忍，遂將軍隊開到自貢，不惜與滇軍進行火并。蔡鍔的一拉一打，正是以此為背景。不過以黨人為主的重慶政府并不如外人想像的那么沒覺悟，起碼唇亡齒寒的道理，他們還是懂的，因此忙不迭地謝絕了云南方面的“好意”。俗話說得好，一山難容二虎。在成都政府建立后，尹昌衡曾打算出兵重慶，實行“武力統(tǒng)一”，而重慶方面，也有過邀請滇軍入川“協(xié)助統(tǒng)一”的心思。滇軍的現(xiàn)身，讓兩個政府都意識到，它們其實根本不是“虎”，只是兩條朝不保夕的小魚。在經(jīng)濟學(xué)中，有個著名的術(shù)語叫做“鯰魚效應(yīng)”，說的是當兇猛的鯰魚進入，反而會激活小魚們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假如一一對應(yīng)，滇軍毫無疑問就是那條驕悍的鯰魚。如今不是要同室相煎，而是得互相扶持才行，否則最后都得被鯰魚給一口吞掉。蔡鍔主政云南時期，差不多正是歷史上滇軍軍容最盛時期，川軍要硬來的話，只會輸?shù)揭桓啥䞍�，除非你想個法子，將這尊神給平平安安地送走。可是眾生好度人難度，滇軍收著鹽稅，正滋潤著呢，豈有肯輕易走路的道理。正好這時傳聞北洋官軍將兵犯潼關(guān)，對云貴川來說，那是一條更大的鯰魚。重慶政府便出面勸說滇軍聯(lián)合北伐，并且事先商定，滇軍北伐的經(jīng)費由四川全額負擔，說好先給三十萬。四川人是想一箭雙雕，將云南人從境內(nèi)支走，沒想到才過幾天，黃興從南京發(fā)來電文：清帝退位，南北統(tǒng)一，用不著再北伐了。北伐中止，按理就不用掏費用，不料滇軍卻不依不饒，他們將軍營往重慶一扎，不拿錢就不走人，而且堅持三十萬一個子不能少。尹昌衡十分火大，也派軍隊去重慶，要迫使滇軍離境，雙方差一點又打起來。一打的話，甭管輸贏，總是重慶倒霉。無奈之下，重慶政府只好自認晦氣，籌集三十萬巨款給滇軍，并說了一籮筐的好話，滇軍這才撤走。吃過這么多苦頭之后，成都和重慶都感到有合并的必要，否則只會繼續(xù)遭受外省欺凌。按照雙方協(xié)議，合并后的軍政府設(shè)在成都，尹昌衡出任都督，四川就此統(tǒng)一。兄弟齊心，其利斷金，統(tǒng)一了的四川就不那么好欺負了。協(xié)議一出，滇軍也不再像原來那么驕橫，不久便乖乖地撤回了云南。鑒于先前的“袍哥政府”已受人以柄，尹昌衡趕緊改弦更張，下令取締袍哥，成都兩百多個袍哥招牌全被沒收，劈掉做了柴火。當然這只是明面上的，暗地里袍哥還是該干嘛干嘛。雖然是“腳桿硬不過大腿”，重慶實為成都所并，但它仍得以繼續(xù)保留重鎮(zhèn)地位。尹昌衡專門在重慶設(shè)立鎮(zhèn)撫府，并任命了一個骨灰級人物為鎮(zhèn)撫府總長。這個人叫胡景伊。開場秀說胡景伊是骨灰級，因為他在軍界的資歷實在是老到不能再老了。胡景伊也是赴日留學(xué)的官派保送生，不過那還在武備學(xué)堂成立之前——他和湖南的蔡鍔都畢業(yè)于陸士第三期，是四川留學(xué)陸士的第一批學(xué)生。等他畢業(yè)回國時，才有了武備學(xué)堂，旋即被分到學(xué)堂做了老師。當時尹昌衡已經(jīng)被保送出國，實際上并沒有聽過他一天課，但按照傳統(tǒng)規(guī)矩，二人仍有師生之名。除此之外，胡景伊在人際關(guān)系學(xué)上也足稱尹昌衡的老師。他正是張鳴岐所稱道的“不傲、不狂、不嗜飲”的典型，為人非常有城府，與尹昌衡的狂放不羈大相徑庭。在世道沒有大亂之前，胡景伊這樣的人不能不受到上級的青睞，所以他早早就得以向“長城”靠攏：當尹昌衡因不得志而大發(fā)牢騷，怪話連篇時，他已經(jīng)調(diào)任新軍協(xié)統(tǒng)。在東京時，胡景伊曾加入過同盟會的前身興中會�？傻雀锩h人去廣西找他，準備建立地下?lián)c時，他卻突然變了臉，只撂出一句：“你們趕快給我滾，要是不走，我把你們交出去！”說這話時，胡景伊一半是怕惹禍上身，一半則純粹是出于嫌貧愛富，他根本不認為這些朝不保夕的“亂黨”日后會有什么出息。可是僅僅幾年之后，國內(nèi)形勢就發(fā)生了驚人的轉(zhuǎn)變，世道開始亂了。眼前的局面，就連久歷宦場的張鳴岐、趙爾巽都無所適從，不知道怎么辦才好，更不用說胡景伊了。武昌起義爆發(fā)后，廣西新軍密謀響應(yīng)，有人推舉胡景伊為都督，一如湖北新軍擁立黎元洪。如果這種好事放在尹昌衡身上，他早就呼地一聲躥了出去，胡景伊不行，他是穩(wěn)妥持重的“長城”，不是冒冒失失的“板磚”，起碼得先看清楚風向再說吧。可是機會不等人，這么一猶豫，別人當了都督，反過來要對他下手，慌得他趕緊棄職逃到了上海。有時候，人生就差那么一步，要不然胡景伊可不就是廣西的黎元洪了。胡景伊后悔莫及，一個勁地埋怨自己膽子太小：活一百歲難道殺肉吃？該出手時得出手啊讓他想不到的是，以前瞧不上的“亂黨”竟會變得如此值錢，真是瞎了眼，趕快著手補救吧。上海是自由港，也是革命黨人聚居之地。胡景伊的弟弟已經(jīng)加入了同盟會，經(jīng)過他的引見，胡景伊結(jié)識了熊克武。胡景伊既有士官生的學(xué)歷，又有當協(xié)統(tǒng)的經(jīng)歷，在軍事學(xué)識方面自然有一套，因此一開始熊克武對他很是尊重，在籌組蜀軍的過程中，也經(jīng)常向其請教，兩人私交甚好。胡景伊本想憑此擠進蜀軍領(lǐng)導(dǎo)層，但廣西那段變臉經(jīng)歷，卻讓大多數(shù)革命黨人看穿了他的為人。據(jù)說孫中山只要一提胡景伊的名字就會切齒痛恨，在滬黨人對他也都非常厭惡。私交再好也得服從公義。熊克武從此便有意疏遠胡景伊，說到蜀軍時便語多敷衍。胡景伊察覺黨人難以相容，才灰溜溜地離開上海，去了四川。也算巧，當時重慶政府正不知如何才能打發(fā)滇軍，而胡景伊因為與滇軍將領(lǐng)有舊，便想聘他為顧問，以便與滇軍進行談判。胡景伊是個熱衷富貴不甘寂寞的人，尤其落魄之時，再小的官帽也是官帽，于是馬上接了過來。談判結(jié)束，正待回重慶復(fù)命，卻接到了尹昌衡的電召。此時的尹昌衡正處于焦頭爛額之中，急切地要找一個“諸葛軍師”來輔助自己。胡景伊不僅是他的老師，在廣西時還曾是他的上級，“學(xué)識優(yōu)長，經(jīng)驗宏深”，各方面都絕對合格。得知有這么好的去處在等著他，胡景伊連招呼都不給重慶方面打一個，就直接去了成都。四川統(tǒng)一后，重慶雖被并入成都，但尹昌衡對重慶并不放心，因為那里的革命黨人最為集中，即便變成地方，仍能形成分庭抗禮之勢，他任用胡景伊為重慶鎮(zhèn)撫府總長，就是想利用這個老狐貍來鎮(zhèn)住當?shù)氐母锩h。胡景伊初到上海時，本想與革命黨拉關(guān)系，卻遭到群起而攻之。等于阿Q要革命，“洋先生”卻不準他革命，以致于“他所有的抱負、志向、希望、前程”都差一點被一筆勾銷，由此因愛生恨，內(nèi)心對革命黨人恨得牙癢癢。胡景伊星夜兼程趕到重慶，隨他一起到任的，還有一個機關(guān)槍營。重慶黨人雖多，但手上沒有武裝，只能唯命是眾，胡景伊由此洋洋得意，不可一世。有人對他說，某某黨人乃海內(nèi)奇杰，才堪大用，他從鼻子里哼一聲：“什么奇杰，不過是能耍幾個炸彈而已！”要說最讓胡景伊痛恨的，莫過于有“羞辱之恨”的熊克武和蜀軍，偏偏他又聽到消息，蜀軍即將開赴重慶，這對他來說無疑是個很大的威脅。胡景伊需要找一個槍手來對付蜀軍，阻其入川。這個找到的槍手人稱劉羅漢，乃原駐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qū)）的巡防軍管帶（相當于營長），擁有巡防軍千余人，后經(jīng)人游說宣布“反正”。劉羅漢是熊克武所說的那種見風使舵者的典型，名義上與革命黨人雖已是同志，其實骨子里還是敵人。他在萬縣不僅貪橫不法，而且殘殺黨人，與胡景伊倒是實實足足的“同志”。胡景伊向劉羅漢發(fā)去密函，讓其對蜀軍發(fā)起暗襲，但墻有縫，壁有耳，重慶本是黨人據(jù)點，情報早就事先遞到了熊克武手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一刀一個。1912年4月10日拂曉，熊克武先發(fā)制敵，在他的指揮下，蜀軍在萬縣向巡防軍發(fā)起進攻。無論是人員質(zhì)量還是武器質(zhì)量，蜀軍均非巡防軍可比。尤其在近現(xiàn)代戰(zhàn)爭中，以炮的威懾力為最大，而巡防軍的炮還是舊式的劈山炮，這玩意就是在半個世紀前的湘軍時代都算落后了，哪里是新式山炮的對手。不到半天工夫，巡防軍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劉羅漢本人也遭到處決。蜀軍的開場秀令胡景伊大為震恐，自此更把蜀軍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后快。1912年3月底，熊克武乘輪船由萬縣抵達重慶。甫至城下，他就得到黨人捎來的情報，說胡景伊已在城頭安放大炮，針對的就是蜀軍。半幾，胡景伊果然派使登船，要求蜀軍不得入城，只能駐扎江北縣城。如此苛酷待遇，分明就是要尋釁打架。熊克武很清楚，尹昌衡對胡景伊如此倚重信任，一旦打起來，就不是胡熊二人的矛盾，而將轉(zhuǎn)化為蜀軍與其他川軍的戰(zhàn)爭。老狐貍真夠壞的，但我不會上你的當。熊克武馬上下令將部隊開入江北，同時禁止普通士兵進入成都，官佐要去探視親友，則一律換穿便衣，以免產(chǎn)生不必要的沖突。蜀軍不僅槍械齊整，而且軍官層多為剛走出軍校大門的年輕人，沒有小圈子，也沒有人擺老資格。平時辦公多采用圓桌形式，同事戰(zhàn)友之間，相處有如手足，盡管也時有爭吵，但吵過就算，誰也不會心存芥蒂。蜀軍內(nèi)外皆修，讓胡景伊沒有任何漏洞可鉆，大家只能這么互相對掐，直到胡景伊返回成都。川邊長城尹昌衡沒有虧待胡景伊這個“老諸葛”。當時全國進行軍制改革，尹昌衡也對川軍進行了統(tǒng)一改編，共編五個師，胡景伊被任命為軍團長，名義上可節(jié)制所有川軍。在整編儀式上，尹昌衡特地向全體軍官宣布：“胡先生是我們四川軍界的泰斗，在座諸位，哪一個不是胡先生教育過的？所以大家今后一定要按照軍團長的命令行事。”尹昌衡的這番話倒也不是空穴來風。除熊克武外的另外四個師長，都是武備學(xué)堂的學(xué)生，師長以下的旅團營長，武備學(xué)堂出來的就更多了，也就是說，武備生幾乎控制了川軍的各級領(lǐng)導(dǎo)權(quán)，由此形成了川軍中的第一個派系：武備系。胡景伊當了軍團長，就不想再留在重慶跟熊克武干耗——不管尹昌衡怎樣提高他的權(quán)威，軍團長說穿了仍只是一個空名，也根本調(diào)遣不了以蜀軍改編而成的第五師。1912年6月10日，經(jīng)胡景伊提議，重慶鎮(zhèn)撫府被正式撤銷。在胡景伊走后，蜀軍才得以移駐重慶，這個革命黨人的據(jù)點總算被保存下來。胡景伊回成都，一半是在重慶呆不下去，一半是受尹昌衡相召，而尹昌衡召他回來，則是要與他商量一件大事。自近代以來，英國多次派兵侵藏，達賴喇嘛起初曾選擇進京，欲借助中央政府之力抵御英軍，但在由印度回藏時，被英方籠絡(luò)，態(tài)度又轉(zhuǎn)向親英。在達賴的影響下，川邊巴塘、理塘一帶土司發(fā)動暴亂，殺害了北京派去的駐藏幫辦大臣。清末奉旨出征的是趙爾豐，他不僅平定了暴亂，而且還在當?shù)爻晒Φ貙嵤┝?ldquo;改土歸流”政策，即廢除土司制度，重新設(shè)立行政機構(gòu)。趙爾豐能做到封疆大吏，西征是其最大功績。接任乃兄的川督一職后，他仍在川邊忙碌，直到保路運動爆發(fā)，在成都被趕下臺。即使削職為民，趙爾豐也沒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成都兵變后，整個省城損失異常慘重，甫任都督的尹昌衡得給方方面面一個交待才行。可是亂兵又不能追懲，否則誰擁戴你，剩下來就只有痛打落水狗，順便借此立威。趙爾豐的哥哥與尹昌衡有知遇之恩，然而政治這東西，實在管不了那許多，尹昌衡最終將已經(jīng)下臺的趙爾豐抓了起來，指稱他是兵變的幕后元兇，予以斬首示眾。在出征川邊的軍事行動中，趙爾豐以文官而指揮若定，有擅戰(zhàn)之名，乃至“藏人畏恨”，可是當時代的大潮洶涌而至，亦只能遭受滅頂厄運，甚至于比普通人更狼狽——尹昌衡殺他時，幾乎跟殺一只豚犬沒有任何區(qū)分。不過他曾坐過的那張位置也決定了，誰坐上去，都得接受同樣的使命，如今尹昌衡遇到的情況更為嚴重。就在1912年6月，原本逃往印度躲避戰(zhàn)亂的達賴，在英軍的護送下又回到拉薩，“親英反漢”卷圖重來，并逾演逾烈。趙爾豐被殺前后，不僅“改土歸流”中途夭折，駐防軍隊也已大部內(nèi)調(diào)，在防守上極其虛弱。叛亂后的藏軍由此一路東進，不僅將駐藏川軍予以分割包圍，而且已經(jīng)打到了巴塘、理塘，川邊形勢岌岌可危。尹昌衡決心率大軍出關(guān)西征。他把胡景伊叫到成都，是要再聽聽“老諸葛”的意見。尹昌衡首先提到了趙爾豐：“此君經(jīng)營川邊六年，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才取得那么一點成績，要是我去的話，收獲當不止于此。”還是那種“尹氏風格”，目中無人，睥睨一切，但大敵當前，倒也頗有一番英雄氣慨。胡景伊對此極表贊同。趙爾豐以出手狠辣，被川人稱為“趙屠戶”。胡景伊對尹昌衡說：“以你誅殺趙屠戶的聲威，叛亂的藏兵聽了，定然是喪膽潰竄，蕩平不成問題。”尹昌衡聞言很是高興，即向北京政府請纓西征。1912年6月14日，北京政府復(fù)電同意，并任命尹昌衡為西征軍總司令。都督離境，本來留守責任要交給副都督，但尹昌衡對這個副都督不放心，怕他乘機奪權(quán)。想來想去，還是“老諸葛”更可靠，于是便在出發(fā)之前，任命胡景伊為護理都督（即代理都督）。尹昌衡這邊剛剛出兵，那邊叛軍就得到了消息。正如胡景伊所說，藏兵素來畏懼趙爾豐，而這個“尹長子”竟然能誅“趙屠戶”于成都，自然是比趙爾豐又要可怕許多倍，心理上便未戰(zhàn)先怯。尹昌衡西征時一共帶了八個團的川軍，至多萬余人，且是分路攻擊，但叛軍卻傳說他率兵十余萬，結(jié)果畏之如虎，自個把自個給嚇得夠嗆。西征川軍日行百余里，勢如破竹，有如秋風掃落葉一般，不到三個月，便收復(fù)了巴塘、理塘，原先被圍困著的駐藏川軍也一一得救。尹昌衡控制住川邊后，本擬一鼓作氣，率軍直趨拉薩，以徹底驅(qū)趕英人勢力和影響，但這時北京政府發(fā)來電文，下令他停止進軍。西征軍攻勢之神速凌厲，大大出乎達賴意料之外，也驚動了對西藏久有覬覦之心的英國佬。英國對“臨時大總統(tǒng)”袁世凱提出嚴重抗議，聲稱如果西征軍要繼續(xù)前進，他們將拒絕承認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不僅如此，還會“助藏獨立”。袁世凱深知尹昌衡個性，接連來電十余道，要求他絕對不得越界一步。尹昌衡出征，懷抱的是一種英雄情節(jié)。他曾經(jīng)說過，如果讓他生在漢朝，“烈不敢讓關(guān)壯繆”，讓他生在宋朝，“忠不敢讓岳武穆”，那是絕對敢跟關(guān)羽、岳飛這類猛人豪杰一比高下的。可是關(guān)羽、岳飛碰到的尷尬，也同樣發(fā)生在尹昌衡身上。歸根結(jié)底，他如今已是民國將領(lǐng)，再不是清末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毛頭小伙，說造反就可以造反。這些電文猶如十二道金牌，足以捆住他的手腳。另外一方面，兵馬出征，離不開充足糧草，當年趙爾豐在前面打仗，朝廷讓趙爾巽出任川督，就是為了從后面提供有力支援。袁世凱不光發(fā)金牌，還斷糧餉，西征軍要繼續(xù)前進，只能落入糧械兩絕的困境。尹昌衡只得停下征塵，著力經(jīng)略川邊。在趙爾豐“改土歸流”的基礎(chǔ)上，他再進一步，用整整兩年時間，將川邊建成了轄三十二縣的特區(qū)，為后來的西康（即川滇邊區(qū)）建省打了下基礎(chǔ)。因西征之功，尹昌衡被另授以川邊經(jīng)略使，軍銜晉為上將。這個年輕的川軍將領(lǐng)從未改變自己的個性，照樣傲，照樣狂，可對于四川百姓來說，他毫無疑問就是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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