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昱的奏折據(jù)說與兩廣總督張樹聲有關(guān)。張樹聲（1824—1884），安徽合肥人，為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在家鄉(xiāng)辦團練，后投入李鴻章的淮軍，屢立軍功，光緒五年（1879年）任兩廣總督，是淮系中堅之一。八年三月，李鴻章因母親病逝，回籍奔喪，張樹聲奉調(diào)北上接替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自忖聲望遠不能與李鴻章相比，難堪直隸總督重任，便想援引清流黨人以自固。他看中了左副都御史張佩綸，便派自己的兒子先與張佩綸聯(lián)系，在得到張的首肯后，他上了一道奏折，請派張佩綸到天津幫辦北洋軍務。不料陳寶琛針對此事上奏參劾，他批評張樹聲身為疆臣不該奏調(diào)京僚，既屬越權(quán)，又有內(nèi)外勾結(jié)的嫌疑。張佩綸對張樹聲也很不滿意，認為他損害了自己清流黨人的名聲。而張樹聲也因此對北清流不滿，便轉(zhuǎn)而拉攏南清流來打擊北清流。張本來與南清流有些關(guān)系，他的坐京（為之通報京中消息者）王仁堪就屬于南清流。南北清流在政見和私人關(guān)系上素有矛盾，王仁堪受張樹聲父子之托，找祭酒盛昱商量，請盛昱參劾張佩綸。盛昱認為要打擊張佩綸就必須打擊其后臺李鴻藻，而李鴻藻是軍機大臣，要彈劾軍機大臣，必須有合適的機會。這個機會很快就來了。
光緒十年正月，清軍在越南戰(zhàn)場上對法軍作戰(zhàn)失利，前軍將領徐延旭和唐炯被革職拿問。三月初八日，盛昱上奏，要求追查有關(guān)廷臣的責任。他指出：越南戰(zhàn)場失利，由云南巡撫唐炯和廣西巡撫徐延旭負責，而這兩人兩年前不過是道員，因得到張佩綸和李鴻藻的保薦才得以升遷。張佩綸資淺分疏，誤采虛聲，猶可言也。而李鴻藻內(nèi)參進退之權(quán)，外顧安危之局，義當博訪，務極真知，乃以輕信濫保，使越事敗壞至此，即非阿好循私，律以失人僨事，何說之辭？恭親王、寶鋆久值樞廷，更事不少，非無知人之明，與景廉、翁同龢之才識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觀成敗，其咎實與李鴻藻同科。在奏折中，盛昱對前線的新任命也提出批評，他說，由湖南巡撫潘鼎新接任廣西巡撫，由貴州巡撫張凱嵩接任云南巡撫，這兩人一則粗庸，一則畏葸，恭親王和李鴻藻并非不知，但對此不敢明言，有推諉之過。奏折最后要求將軍機處和張佩綸均交部嚴加議處。這道彈章從邊疆巡撫到軍機大臣一并彈劾，5名軍機大臣奕䜣、李鴻藻、寶鋆、翁同龢、景廉無一幸免。由此可見言臣的厲害。無怪身為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張樹聲等都加意籠絡清流黨人。
盛昱的奏折呈上后，慈禧太后暗自歡喜，她正打算找機會將奕䜣趕出軍機處呢。
慈禧和奕䜣的矛盾由來已久。辛酉政變后，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和奕䜣三人聯(lián)合掌權(quán)。慈安為人寬厚，言語木訥，遇事很少拿主意。慈禧則有強烈的權(quán)力欲，而且有手腕，但起初她缺乏政治經(jīng)驗，不能不依靠恭親王奕䜣。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慈禧太后的政治經(jīng)驗愈益豐富，她不必依靠不太馴順的恭親王了，沖突也就不斷發(fā)生。
慈禧與奕䜣的第一次大沖突發(fā)生在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以同治皇帝名義下諭，革去奕䜣一切職務。這道錯字連篇的諭旨是慈禧所擬，照錄如下：
“諭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兩宮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據(jù)蔡壽祺奏，恭親王辦事徇情貪墨，驕盈攬權(quán)，多招物議，種種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辦公事？查辦雖無實據(jù)，是（事）出有因，究屬曖昧知（之）事，難以懸揣。恭親王從議政以來，妄自尊大，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權(quán)重，目無君上，看朕沖齡，諸多挾致（制），往往諳（暗）始（使）離間，不可細問。每日召見，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許多取巧，滿口胡說亂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辦國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歸（親）政之時，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種種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寬大之恩。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準干預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諭。”
這道諭旨是以蔡壽祺的一道彈章為由頭發(fā)下的。蔡壽祺任日講起居注官，容易得到宮中內(nèi)部消息，他在探知慈禧太后和奕䜣之間因太監(jiān)安德海而產(chǎn)生矛盾后，便上奏彈劾奕䜣。安德海是慈禧太后寵信的一個內(nèi)監(jiān)，經(jīng)常弄權(quán)生事，恣意求索。一次，奕䜣告誡他：“國方艱難，宮中不宜求取。”他很不服氣，說：“所取為何？”奕䜣一時語塞，繼而說：“如瓷器杯盤，照例每月供一份，計存者亦不少，何以更索？”安德海說：“以后不取矣。”第二天，慈禧太后進膳時，所用盡是粗劣的瓷器，太后責問安德海，安德海即以恭親王所言應對。慈禧惱怒，說：“竟約束及我的日常飲食了！”蔡壽祺的彈章是在這個事件之后遞上的，慈禧見了之后，召來奕䜣，說：“有人彈劾你。”奕䜣追問是何人所為，慈禧告以“蔡壽祺”。奕䜣失口說：“蔡壽祺非好人！”這種失態(tài)的應對，更加激怒慈禧，便下了革職諭旨。
表面看，奕䜣被革職是因為“宮中細故”，實際是因為權(quán)力分配。奕䜣當政后，在中央依靠軍機大臣文祥（后為沈桂芬），在地方依靠曾國藩、李鴻章等督撫，平定“內(nèi)亂”，應付外患，實行新政，使局勢穩(wěn)定下來，并有了些新氣象。在這個過程中，奕䜣雖然沒有結(jié)黨營私，卻結(jié)成一股足以左右朝政的勢力，這股勢力被后人稱作“洋務派”。以這股勢力做后盾，奕䜣在慈禧太后面前才敢于發(fā)表不同意見，甚至“妄自尊大”。慈禧對此當然不能容忍。
蔡壽祺對于慈禧太后和奕䜣間矛盾的由來是比較清楚的，所以在彈劾奕䜣之前，先上一道“請振紀綱以尊朝廷”的奏折，彈劾封疆大吏曾國藩等人捏報戰(zhàn)功，并將他們的過錯歸咎于奕䜣的重用漢人，要奕䜣“虛衷省過，以弭天變，以服人心”。按例，如果奏折內(nèi)容不實，上奏人將受到申斥，甚至降職，但是這道奏折遞上后，慈禧沒有表態(tài)。蔡壽祺由此推測已得到太后的支持，于是在十天后又上一折，直接攻擊奕䜣，說他貪賄和攬權(quán)，要他“歸政朝廷，退居藩邸”。這道奏折正是慈禧太后所需要的。
處罰奕䜣的諭旨發(fā)下后，舉朝震驚。惇親王奕、醇郡王奕、通政使王丞等紛紛上奏為奕䜣求情，說他“素為中外所仰重，又為夷人所信服”，請?zhí)蟛灰?ldquo;輕棄親賢”。慈禧見輿情難違，只好改變主意，只革去奕䜣的議政王，仍留任軍機處和總理衙門。
朝中的動向一向為外省督撫所關(guān)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地方實力派對奕䜣很有好感，聽到奕䜣又復職的消息后，他們頗感欣慰。李鴻章致信曾國藩說：“恭邸近事，軒然大波，悠忽轉(zhuǎn)幻。朝廷聽讒可畏，從諫亦可喜也。”
經(jīng)此事變之后，奕䜣變得謹慎多了，但他沒有完全屈服。四年以后，他終于借山東巡撫丁寶楨之手殺掉了安德海，報了一箭之仇。同治八年秋天，安德海奉慈禧太后之命出京，順運河南下，為宮中置辦龍衣錦緞。他行至山東泰安，被丁寶楨派人捕獲，押解濟南審問。依照清朝祖制，“宦官級不過四品，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違者處死。耿介強悍的丁寶楨早知安德海是慈禧太后的寵宦，但他還是依據(jù)祖制，處死了安德海，然后向朝廷上奏，只說拿獲安德海，請示處置辦法。奕䜣得到奏報，他先晉見慈安太后，極力主張將違制的安德海就地正法，取得慈安太后同意后，立即擬旨，發(fā)下山東。待慈禧得知，已經(jīng)無可奈何，只能表示贊同，但卻因此得了一場大病，“肝氣上逆，喉痛面腫”，臥床二十多日。
慈禧病愈之后，心情仍然不好，再加上每天看著紫禁城中紅墻黃瓦青磚地，更平添幾分郁悶，這使她愈發(fā)懷念美麗的圓明園。安德海未伏誅時，曾多次慫恿她重修圓明園，她也有此愿望，但是她知道剛經(jīng)戰(zhàn)亂，財政困難，不便親自開口提重修之事，思慮再三，要安德海找人上奏，試探朝中反應。安德海授意御史德泰奏請重修圓明園，用按戶畝收捐的辦法來解決經(jīng)費問題。這項建議遭到奕䜣等人強烈反對，他們指斥德泰的建議將招致“民怨沸騰”，“動搖邦本”。慈禧見狀，也只好表態(tài)，諭令將德泰革職，“以為莠言亂政者戒”。修復之事就擱下了。但慈禧仍在暗中籌劃。安德海死了，慈禧無法再通過他活動了，便將修園的愿望告訴給同治皇帝。同治生性喜歡嬉戲游冶，自然同意。同治十二年，同治親政后，即諭令重修圓明園，以“娛兩宮皇太后之圣心”。諭令一下，早有準備的有關(guān)方面立即行動起來，慈禧太后也格外忙碌，多次找內(nèi)務府人員，具體指示修復式樣等事。奕䜣對修復一事仍持反對態(tài)度，然而看到上奏反對者不是遭到同治皇帝的嚴斥就是被革職，只好緘默。
重修圓明園的計劃遭到廣泛反對。御史沈淮、游百川，帝師李鴻藻等，都諫請緩修或停修。陜甘總督左宗棠、直隸總督李鴻章等都心存不滿。左宗棠當時正率軍西征，平定新疆之亂，在肅州大捷之后，竟遲遲不向中央報捷，他擔心報捷會導致朝廷大興土木以慶升平。但是同治皇帝沒有接到他的捷報之前就已發(fā)下重修之旨，他接旨之后，深為詫異，他正為軍餉而呼天吁地呢！李鴻章對重修圓明園一事沒有公開發(fā)表議論，但是他查處了與此事有重大關(guān)系的李光昭詐騙案，最終導致停工。
李光昭本是個小商販，捐了個候補知府，在北京經(jīng)商時，結(jié)識了內(nèi)務府大臣誠明等，他欺騙誠明說他在外省有價值十數(shù)萬的木材可以報效園工。經(jīng)內(nèi)務府奏請，他謀得一個“奉旨采辦”的差使。但實際上他沒有木材，幾經(jīng)周折，他擅自以“圓明園監(jiān)督李代大清皇帝”的身份與法國商人博威利訂立一項合同，向法商購買價值5萬余兩的木材，先付定洋10元，等木材用船運到天津后再付款。然而木材運到后，他卻付不了款。結(jié)果引起外交糾紛。李鴻章調(diào)查此案后，向同治皇帝奏報，同治大怒，令將李光昭逮捕審問。李光昭詐騙案的揭露，大長了反對派的氣勢。奕䜣、奕等聯(lián)銜上奏，諫請停工，并婉勸同治皇帝不應“便服微行”（據(jù)說同治皇帝有時在內(nèi)府人員引領下出宮游冶），鬧得同治很不高興，竟甩出一句：“此位讓爾，何如？”嚇得文祥伏地大哭。而奕䜣等仍堅請停工。最后同治作出讓步，“言園工一事，未能遽止，為承太后歡，故不敢自擅，但允為轉(zhuǎn)奏”。可是過了幾天，同治皇帝卻發(fā)出一道朱諭，命將奕䜣革去一切差使，降為庶人，交宗人府嚴行管束。文祥等接旨后，力請收回成命，修改朱諭。次日，同治皇帝又發(fā)下一道“加恩”修改的諭旨，將奕䜣降為郡王，留任軍機處。但同時又處分了其他反對重修圓明園的王公、大臣十多人。
慈禧太后對反對重修圓明園的王公、大臣們也是非常厭惡的，但是對于同治皇帝處分十幾個王公、大臣，卻也覺得過頭了，更擔心因此引起朝局震動，于是和慈安太后一起，親御弘德殿，要同治皇帝向奕䜣認錯，并垂淚說：“十年以來，無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諭著即撤銷。”隨后同治皇帝下諭，撤銷前諭，但同時指出“恭親王召對時，言語失儀，原屬罪有應得”，要他“仰體朝廷訓誡之意，嗣后益加勤慎，宏濟艱難，用副委任”。
奕䜣在與慈禧太后的斗爭中，從來不是孤立的，常常得到某些中央大員和地方督撫的援助，有時還有慈安太后的支持，所以也有取勝的時候，但是每一次沖突和斗爭之后，無論勝負，奕䜣的銳氣都不同程度地受挫，他真真確確地感受到慈禧太后的厲害，于是盡量順從她，甚至連改革內(nèi)政外交的勇氣也沒有了。他以為這樣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豈不知，如此一來，他既未能討得慈禧太后的歡心，也失去了那些尚有幾分進取心的內(nèi)外大員的支持。事實上，到80年代，奕䜣不僅失歡于慈禧太后，而且也引起各派不滿。倭仁等從頑固派的立場攻擊奕䜣主持的洋務運動是“師事夷人”，而李鴻章等從洋務派的立場攻擊他“庸鄙無遠識”；主戰(zhàn)派對他的主和外交深為不滿，而主和派對他有時主戰(zhàn)則不以為然。
光緒十年三月盛昱所上彈劾軍機處的奏折，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對不思進取的奕䜣的不滿情緒，但盛昱的目的不是要把奕䜣搞下臺，而是要他振作起來，刷新政治。然而慈禧太后另有打算。
辛酉政變后，同治皇帝年幼，由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垂簾聽政。同治十二年同治帝十八歲開始親政，兩宮太后撤簾歸政。兩年后同治皇帝病死，兩宮太后決定由醇郡王（后為醇親王）奕之子載湉即位。載湉（光緒皇帝）年僅四歲，所以仍由兩宮垂簾聽政。光緒七年慈安太后暴死，只有慈禧太后一人聽政了，真正是大權(quán)獨攬。這時慈禧已不把奕䜣放在眼中，打算讓奕接替奕䜣。奕和奕䜣是兄弟，奕排行第八，其妻是慈禧太后的妹妹，慈禧和他的關(guān)系要比和奕䜣親近多了，而且他也更好駕馭。奕也有意掌權(quán)。此事已醞釀很久，盛昱的奏折正好提供了一個機會。
慈禧接到盛昱的奏折后，留中不發(fā)。她先將奕䜣調(diào)開，令他去東陵祭奠慈安太后，然后找奕和工部左侍郎孫毓汶密商，確定行動步驟。當奕䜣從東陵回京時，革職的諭旨已發(fā)下來，軍機處大臣奕䜣、寶鋆、李鴻藻、景廉、翁同龢一律被趕出軍機處。同時任命軍機處的新班子，由禮親王世鐸領銜。奕未進入軍機處，因為他是光緒皇帝的父親，須避攬權(quán)的嫌疑，但有一道諭旨令“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同醇親王奕商辦”。軍機處的大權(quán)實際掌握在奕及其親信孫毓汶手中。
盛昱沒有想到因為他的一道奏折而使軍機處大臣全部被罷免，他隨后又上一折，申明他的本意是讓軍機處振作起來，并指出新入軍機的禮親王世鐸不如恭親王奕䜣，張之萬不如李鴻藻，希望將奕䜣和李鴻藻留任。這道奏折被慈禧太后撕得粉碎，擲于地上。御史丁振鐸也上奏請留任奕䜣等，奏折被留中不發(fā)。奕䜣曾先后三次被罷職，前兩次都有重臣為他說情、抗爭，這一次卻只有盛昱和丁振鐸兩個御史，中央大員和地方督撫無一人為他辯護。
奕䜣既然已漸趨保守，其被罷免也就不足為惜，但是繼任者奕、世鐸等遠不如奕䜣，因此時人評論這次事變是“易中駟以駑產(chǎn)，代蘆服以柴胡”。后來的事實表明，在奕䜣之后，沒有哪一個滿族親貴比他更有才干了，這從一個方面預示了清廷走向滅亡的命運。
通過甲申易樞，慈禧太后更加牢固地掌握了中央政權(quán)，接著又企圖通過“書生典戎”來加強中央對地方軍權(quán)的控制。
改組軍機處的詔旨是三月十三日發(fā)下的，一個月之后，四月十四日又發(fā)下一道諭旨，令吳大澂、陳寶琛、張佩綸分別任北洋、南洋、福建海疆會辦。四月二十八日又旨令張之洞署理兩廣總督。如此一來，四名清流干將奔赴抗法前沿擔任要職，打破了60年代形成的湘淮兩系把持地方軍事要職的局面。
吳大澂（1835—1902），江蘇吳縣人，同治朝進士，授編修，后出為陜甘學政。曾上疏請停修圓明園，光緒四年授河北道，七年會辦北洋軍務。他和張之洞都有些治事經(jīng)驗。張佩綸和陳寶琛則沒有實際的治事經(jīng)驗。他們四人都沒帶過兵打過仗，但他們在中法沖突時都堅決主戰(zhàn)，并都議論過邊防海防事務，所以同時被派往海疆、陸疆防務前沿。
當時在兩廣任職的是淮系的張樹聲和湘系的彭玉麟，前者為兩廣總督，后者為欽差大臣、兵部尚書，兩人因派系不同，意見不合，嚴重影響了抗法戰(zhàn)爭。此時由非淮非湘的張之洞署理兩廣總督，便于團結(jié)和指揮前軍將士。他又是個著名的主戰(zhàn)派，所以到任后大大鼓舞了前軍將士。他請出閑居在家七十多歲的老將馮子材，又做好各軍的協(xié)調(diào)和后勤保障，為越南戰(zhàn)場的勝利做出重大貢獻。他也因此名聲大震，后調(diào)任湖廣總督，成為晚清的一位重臣。
但是另外三項任命卻未能達到目的。吳大澂、張佩綸、陳寶琛都受命會辦海疆事務。當時新式海軍剛剛練成，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福建水師和廣東水師，分別由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福建船政大臣和兩廣總督節(jié)制，各自獨立，不相統(tǒng)屬，而清廷又沒有統(tǒng)一管理水師的部門，這就使各支水師成為地方控制的軍事力量。為了統(tǒng)一事權(quán)，清廷擬設海軍衙門，最先提出這項主張的是張佩綸，因此他也最為清廷看重，被派往重要的水師基地福建馬尾。在海軍衙門成立之前，派出三個會辦海疆事務大臣，并給他們專折奏事的權(quán)力，這是中央直接控制海軍的一項重要舉措。同年九月，清廷設立海軍衙門，由奕負責，隨后又任命李鴻章為會辦、曾紀澤為幫辦，實際權(quán)力為李鴻章所掌握。
三個海疆會辦任命之初，很受地方歡迎。左宗棠就指出：“沿海各省設防有年，早有準備。近復奉諭旨，命吳大澂會辦北洋、陳寶琛會辦南洋、張佩綸會辦福建，布置更為周密，諸大臣才智均足以當之。”但是這三人既缺乏實際的軍事經(jīng)驗，又受到清廷妥協(xié)外交路線的制約，都沒有什么好表現(xiàn)。張佩綸負責的福建水師遭受法國海軍的重創(chuàng)，幾乎全軍覆沒，他也因此獲罪，被革職充軍。陳寶琛因所保舉的云南巡撫唐炯、廣西巡撫徐延旭在越南戰(zhàn)場失利，在中法戰(zhàn)后遭到追究，降五級調(diào)用。吳大澂在戰(zhàn)后被派往吉林與俄使會勘邊界，十年后在中日戰(zhàn)爭中率湘軍在牛莊等地與日軍作戰(zhàn)慘遭失敗。
經(jīng)過光緒十年的“易樞”和“書生典戎”，晚清政壇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慈禧太后加強了對中央政權(quán)的控制，但是中央政府的權(quán)威和聲望卻進一步下降了。清流派風流云散，雖然不久又出現(xiàn)了以翁同龢為首的“后清流”，但其影響遠不能同前清流相比。左宗棠在這一時期去世，湘系的勢力更加衰落，淮系李鴻章的地位更加突出，而迅速崛起的張之洞則常被清廷用來抑制淮系。隨后光緒皇帝親政，出現(xiàn)了帝黨和后黨兩個政治集團。晚清的政壇更趨復雜了。
春帆樓的恥辱
光緒十年夏天，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時，清軍在越南戰(zhàn)場正面臨著嚴峻的形勢，淮系將領廣西巡撫潘鼎新將軍隊撤至鎮(zhèn)南關(guān)內(nèi)，法軍已逼近中國邊界。張之洞決定請原廣西提督馮子材出山。李鴻章對此有異議，他認為馮子材年事已高，精力不濟，不能擔當重任。他實際上仍想讓潘鼎新掌握前線的軍權(quán)，以便更好地貫徹他的意圖。但是張之洞堅持起用馮子材，他在奏請起用馮子材之前，已先致函馮子材，并送去5萬兩餉銀，請馮募勇成軍，速赴前敵。馮子材以廣西關(guān)外軍務幫辦的身份率軍抗法，先后取得鎮(zhèn)南關(guān)大捷和諒山大捷，使清軍在陸路戰(zhàn)場上反敗為勝。張之洞、馮子材等計劃乘勝追擊，將法軍趕出越南北方。但此時他們接到朝廷諭旨，要前線軍隊“穩(wěn)扎穩(wěn)守”，“不得恃勝輕進”。張之洞接旨后，認定這是李鴻章的主意，便致電質(zhì)問李鴻章，李鴻章回復說這是英國人赫德的主張。但是沒有人相信李鴻章的話，認為這不過是他推脫責任而已。輿論一致指責李鴻章，認為他像南宋破壞岳飛抗金大業(yè)的秦檜一樣，使抗法戰(zhàn)爭功敗垂成。
其實李鴻章的話也并非都是推諉，赫德確實插手了中法和談。赫德是英國人，咸豐八年任廣州領事館助理，同治二年任中國海關(guān)總稅務司，對清朝內(nèi)政外交有重要影響。在中法戰(zhàn)爭期間，他為了維護英國的在華利益，不斷慫恿李鴻章與法國議和。中法戰(zhàn)爭究竟對英國利益有些什么影響，一位英國外交史家這樣分析說：“首先，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對所有外國人都危險的地方。光緒九年在廣州、光緒十年在漢口和溫州先后發(fā)生了駭人的暴動；報告紛至沓來，說蕪湖出現(xiàn)了煽動性的揭帖，鎮(zhèn)江城內(nèi)外情況不穩(wěn)，汕頭爆發(fā)了反對天主教的騷亂。其次，法國駐華官員正在揚言，到春天要封鎖直隸灣，以切斷首都的食米供應。巴夏禮認為，這樣做并不會使北京、而只會使英國對華北的貿(mào)易陷于癱瘓……香港總督寫道，那里所有的商人都歡迎英國調(diào)停，因為這些戰(zhàn)事‘極其有害于巨額的商業(yè)利益，而英國在其中又占絕大的份額’。有一個在中國軍隊服務的英國人夏福禮上校——他曾發(fā)明過一種魚雷——寫信給國內(nèi)的一個朋友說：‘如果同法國的爭斗再繼續(xù)下去，商業(yè)將被毀掉，民眾會起來造反，先反洋人，再反官吏，采取可怕的行動。上海幾乎被毀掉。德國人得到了全部軍備定貨，因為他們厚顏無恥地向中國官員行賄。”其他國家，俄國、美國等也認為中法戰(zhàn)爭可能損害它們的利益，也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要清政府議和。李鴻章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以夷制夷”的好機會，就在中法戰(zhàn)爭的后期通過赫德與法國談判。赫德派稅務司英國人金登干代表清政府赴巴黎與法國茹費理內(nèi)閣秘商，在鎮(zhèn)南關(guān)大捷前已商訂了停戰(zhàn)條款。在李鴻章看來，《中法停戰(zhàn)條件》的簽訂是他的“以夷制夷”外交方針的成功。
“以夷制夷”是中國歷代中央政權(quán)統(tǒng)治少數(shù)民族的傳統(tǒng)政策之一，鴉片戰(zhàn)爭以來則用來對付東西方列強。所謂“以夷制夷”就是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它作為一種外交策略，無可厚非。問題在于如何運用它，達到怎樣的目的和效果。李鴻章非常自詡的“以夷制夷”，有成功的時候，更多的卻是失敗。
在中法戰(zhàn)爭之前，李鴻章曾在處理“馬嘉理事件”時運用“以夷制夷”的方略，爭回了某些權(quán)益。馬嘉理事件發(fā)生于光緒元年。當時英國人柏郎率領一支“探險隊”從英屬緬甸進入中國云南，在曼允與當?shù)厝嗣癜l(fā)生沖突，翻譯官馬嘉理被打死。英國就此向清政府提出抗議，駐華公使威妥瑪并向總理衙門提出賠款、減免英商稅收、處罰云南地方官等要求。李鴻章負責與威妥瑪會談，他認為威妥瑪?shù)囊筇^分了，就一面設法拖延，一面請各國駐華公使出面干涉。光緒二年，他在煙臺再次與威妥瑪會談時宣稱：鑒于英方提出了減免稅收問題，所以談判要同時討論修改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簽訂的《天津條約》，這就需要法、德、俄、美等國公使參加。會談的范圍擴大了，李鴻章頻繁與各國公使往來，又是拜訪，又是宴請，唯獨冷落威妥瑪。法、俄等國公使不愿英國在華獲得過多利益，便向威妥瑪施加壓力，威妥瑪只好放棄在租界免收厘金、處罰云南地方官等要求。但是中英《煙臺條約》仍是一個嚴重的不平等條約，它使英國獲得了入侵中國西南邊疆的某些特權(quán)。
馬嘉理事件十年后，在中法戰(zhàn)爭期間英國人又充當了中法之間的調(diào)停人，致使中法簽訂《越南條款》（又稱《中法會訂越南條約》）。這項條約為法國進入中國西南打開了方便之門。
有了簽訂《煙臺條約》和《越南條款》的經(jīng)驗，李鴻章更加迷信他的“以夷制夷”了。再過十年，到中日戰(zhàn)爭時期，當他再襲用這個老譜時，遭到慘敗。
光緒二十年正月（1894年2月）朝鮮發(fā)生東學黨起義，清政府應朝鮮政府請求派兵入朝，幫助鎮(zhèn)壓起義，而日本政府則以中國政府出兵為理由也同時派兵入朝，并蓄意攻擊中國軍隊，擴大事端，以便進而侵略中國。李鴻章在得知日本的意圖之后，一面訓令駐朝清軍加強戒備，一面與英國、俄國的駐華公使接觸，希望他們出面“調(diào)停”。俄國因其地理位置的關(guān)系對日本在朝鮮的動向極為關(guān)注，并希望利用“調(diào)停”的機會擴大在遠東的勢力。俄國公使喀西尼在致俄國外交部的一份電報中說：“我認為我國決不應該錯過目前中國要求我們擔任調(diào)停者的機會，況且此時對于我方既無任何犧牲，又能大大增加我國在朝鮮以及整個遠東的勢力。”他并且向李鴻章保證進行“調(diào)停”，決不容許日本干涉朝鮮事務。俄使的態(tài)度加深了李鴻章對“調(diào)停”的幻想，他在給總理衙門的一份電報中欣喜地通報情況：“俄皇已電諭駐日俄使轉(zhuǎn)致日廷，勒令與中國商同撤兵，俟撤后再會議善后辦法。如日不遵辦，電報俄廷，恐須用壓服之法。”俄國為了自身的利益，起初確實積極“調(diào)停”，但當日本向它保證不危及它的利益后，它便放棄了“調(diào)停”，又致電李鴻章說：“倭韓事，明系倭無理，俄只能以友誼力勸倭撤兵……但未便用兵力強勒倭人。”英國人赫德看到俄國戲劇般的變化，幸災樂禍地說：“俄國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過了兩星期，忽然又推卻了。李鴻章討了偌大一場無趣。”
英國對中日沖突也十分關(guān)注，它擔心日本對中國發(fā)動戰(zhàn)爭會影響它在中國的貿(mào)易，所以起初也向李鴻章表示愿意進行調(diào)停，但在日本與它重新訂立《通商航海條約》在商業(yè)方面向它做出重大讓步之后，它又改變了主意，它照會日本政府說：“今后中日兩國若發(fā)生戰(zhàn)爭，中國之上海為英國利益中心，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該地區(qū)及其附近作戰(zhàn)的保證。”這就是說只要日本不危及英國在中國南方的利益，便可以向中國開戰(zhàn)。
除俄國、英國外，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也進行“調(diào)停”，但美國明顯偏袒日本，法國、德國等則口頭喊“維持東亞和平”，暗中卻也支持日本，法、德兩國駐日使節(jié)在私下對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說：“為使中國從過去的迷夢中覺醒過來，到底非有人給以當頭一棒不可。”
李鴻章請求列強干涉，雖未能阻止日本發(fā)動戰(zhàn)爭，但多少延緩了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間。然而遺憾的是李鴻章未能利用這可貴的時間加強戰(zhàn)備，反而散布和平幻想，直到日軍發(fā)動突襲前夕，他還訓令駐朝清軍指揮人員說：“日雖竭力預備戰(zhàn)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此萬國公例，誰先開戰(zhàn)，誰即理詘。切記勿忘。汝勿性急。”
日本在取得列強的諒解或默許之后，于光緒二十年六月十九日（1894年7月25日）在朝鮮豐島海面向清北洋艦只發(fā)起突襲，同日日軍向清軍在朝鮮的駐地牙山進犯，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由于日本已有充分準備，而清軍準備不足，清軍在海陸戰(zhàn)場連遭失敗。在海上，北洋海軍在豐島戰(zhàn)敗之后，在黃海又遭慘敗。李鴻章為了保存實力，下令北洋海軍艦只集中到山東威海衛(wèi)軍港，這樣一來完全失去了制海權(quán)。在陸上，繼朝鮮戰(zhàn)場失敗之后，清軍在遼東戰(zhàn)場又接連失利。
日本雖然在海上陸上都獲得重大軍事勝利，但它畢竟是個小國，無力支持長期戰(zhàn)爭，在它進攻威海衛(wèi)之前，已準備乘勝“議和”。恰在這時美國出面“調(diào)停”。美國政府訓令駐日公使譚恩照會日本政府，說：“若戰(zhàn)爭延長，無法節(jié)制日本海陸軍進攻時，與東方局勢有利害關(guān)系的歐洲列強，難免不向日本提出不利于日本將來安寧和幸福之要求，以促成戰(zhàn)爭的結(jié)束。美國總統(tǒng)對日本一向懷有最深篤的善意。若為東方和平，在不損害中日兩國雙方的名譽下盡力調(diào)停時，未悉日本政府是否同意，請予答復。”美國實際擔心的是：如果日本進一步侵略中國，就可能引起歐洲列強瓜分中國，那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希望對華實行“門戶開放”政策，而不是瓜分。
在美國的斡旋下，中日準備談判。清政府派出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和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quán)大臣赴日本談判，兩人于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六（1895年1月31日）抵達談判地點廣島。日本方面任命內(nèi)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為全權(quán)辦理大臣，參加會談。但是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等認為和談的時機尚不成熟，他們想等日軍在威海衛(wèi)全殲清北洋海軍后再談判，以便攫取更多的權(quán)益，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尋找借口，破壞談判。當時清廷頒給張蔭桓和邵友濂的敕書是：“著前赴日本，與日本所派議和全權(quán)大臣妥商一切事件，電達總理衙門轉(zhuǎn)奏裁決。”伊藤博文等抓住其中的“轉(zhuǎn)奏裁決”字樣，說張蔭桓和邵友濂不具有全權(quán)身份。其實日本天皇給伊藤博文等的敕書也是一樣的，其中也說“其所議定各條項，候朕親加檢閱，果真妥善，即便批準”。由于伊藤博文等堅持不與張蔭桓等會談，張等只好返國。
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日軍攻占威海衛(wèi)的劉公島，俘獲北洋水師的全部艦船。二十五日（19日），日本政府通知清政府，要求派出全權(quán)大臣，就朝鮮“獨立”、賠款、割地、通商等進行談判。此前，日本曾要求清政府派出有名望的全權(quán)大臣談判。清政府知道這個“有名望”的大臣就是李鴻章。二月十七日（3月13日），李鴻章奉命出使日本，主要隨員有他的兒子李經(jīng)方以及羅豐祿、馬建忠、伍廷芳等。
中日會談地點在日本馬關(guān)的春帆樓。日方代表是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二月二十四日（3月20日），雙方舉行第一次談判，李鴻章發(fā)表長篇談話：
“貴我兩國乃東洋之兩大國，同種同文，利害攸關(guān)。貴國近年進步極速，儕身泰西各邦之列，實令人欽羨不止。然如貴大臣所深知，我國雖待革除之弊甚多，然實行之中不如意事常居八九。我國與貴國提攜，共圖進步，借以與泰西爭衡，防止白色人種之東侵，此乃兩國之共同愿望。今雖一時交戰(zhàn)，終不可不恢復和平，且冀更進而為親睦之友鄰。切望貴我兩國將為東亞之兩大強國，以與歐美持久對抗。庶幾變今日之不幸為兩國深交厚誼之基礎也。
“此次戰(zhàn)爭，實獲兩個良好的結(jié)果：其一，證明歐洲式之陸海軍組織及作戰(zhàn)方法，并非白種之民所獨擅，黃種之民亦可應用取得成功；其二，貴國之長足進步，使我國從長夜之迷夢中覺醒，得益匪淺，此實為貴國促成其發(fā)奮圖強，幫助其將來之進步。我曾審時度勢，上疏論列，然未能如貴國之收到實效，殊以為憾。今我國有識之士，鑒于今日之大敗，必有所覺悟。倘能恢復兩國之和平，以其唇齒相依之關(guān)系，促進國家之興盛，永保東亞之和平，則足以實現(xiàn)兩國之宿愿。貴我兩國之外，東亞尚有何國耶？我國雖屬老大，誠能完備其海陸軍，開發(fā)其無盡之寶藏，并與貴國相互合作，則與歐洲列強分庭抗禮亦非至難之事。”
李鴻章在談判桌上，對日本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表示感激之情，希圖以此博得日本方面的好感，從而減輕戰(zhàn)爭賠償，以至言詞卑下得令人作嘔。但是日本方面毫不領情，仍然提出三項苛刻的停戰(zhàn)條件：日軍占守大沽、天津、山海關(guān)，天津山海關(guān)間之鐵路當由日本國軍務官管理，停戰(zhàn)限期內(nèi)日本軍隊之軍費由清政府支補。李鴻章見此條件，連呼“過苛，過苛”，不肯接受。
二月二十八日（3月24日）舉行第三次談判，仍無結(jié)果。會談結(jié)束后，李鴻章乘轎回住所引接寺，行至一條街的拐角處，被擁擠的人群擋住了，人們都想看看這位清朝的全權(quán)大臣。忽然有一個年輕人擠到前面來，手按轎夫肩膀，對準李鴻章開槍，彈中左眼下部。李鴻章“以手掩創(chuàng)口，血出駕轎，而還引接寺旅館，神色自若，徒步登階入內(nèi)”。
行刺的年輕人叫小山豐太郎，無業(yè)人員，似無背景。后來日本法庭的判詞說：“被告豐太郎，因我帝國與中國啟釁，致動干戈，皆中國現(xiàn)任欽差頭等全權(quán)大臣李暗為主持，思非絕其生命，則我國不能得志，難保東方之和平。適聞其奉命來我帝國山口縣赤間關(guān)議和，遂決意行刺……”豐太郎的行刺雖屬個人行為，卻是當時日本國內(nèi)戰(zhàn)爭歇斯底里的產(chǎn)物。當時日本軍方堅持要將戰(zhàn)爭進行下去，揚言要占領北京。報紙上也是一片戰(zhàn)爭叫囂，有一個詩人寫道：“三軍萬里向天津，正是東風桃李辰。星使乞和和未就，燕京將屬手中春。”豐太郎行刺的目的就是破壞談判，使戰(zhàn)爭繼續(xù)下去。
但是行刺事件使日本政府遭到國際輿論的譴責，日本的幾位有影響的政治家則擔心列強借口干涉。陸奧宗光寫道：“我觀察內(nèi)外人心所向，認為如不乘此時機采取善后措施，即有發(fā)生不測之危機，亦難預料。內(nèi)外形勢，已至不許繼續(xù)交戰(zhàn)的時機。若李鴻章以負傷作借口，中途歸國，對日本國民的行為痛加非難，巧誘歐美各國，要求它們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難博得歐洲二三強國的同情。而在此時，如一度引出歐洲列強的干涉，我國對中國的要求亦將陷于不得不大為讓步的地步……而況位高望重之李鴻章，以古稀高齡初次出使異國而遭此兇變，顯然容易引起世界的同情。故若某一強國想乘機進行干涉，固可以李氏負傷為最好的借口。”陸奧宗光的擔心不是沒有根據(jù)的。西方列強不希望日本在東亞急劇擴張，侵犯它們在這一地區(qū)的利益，特別是俄國，它一直有控制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qū)的野心。
日本政府內(nèi)部各派經(jīng)過磋商，決定同意停戰(zhàn)議和。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中日雙方談判代表在春帆樓簽訂《中日講和條約》（又稱《馬關(guān)條約》），內(nèi)容有中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及所屬各島給日本，向日本賠償軍費2億兩庫平銀，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國通商口岸從事各項工藝制造等。
這項條約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quán)，也引起列強的不滿。李鴻章在初次見到這個條約草案時，就料到列強會為了自己的利益進行干預。在條約正式簽訂前，李鴻章將條約內(nèi)容電告總理衙門，并要總理衙門將割地賠款等內(nèi)容通告給英、俄、法三國公使。英國不想進行干涉，俄、德、法三國則有意干涉�？偫硌瞄T也忙得不亦樂乎，不斷會見三國駐華公使，又給駐三國使節(jié)拍電，要他們進行游說，請務必干涉�？偫硌瞄T在致駐俄公使許景澄的一份電報中甚至許諾：倘使俄國真用兵力阻止日本占領遼東，“中國愿與俄訂立密約，以酬其勞”。俄國與它的盟國法國磋商，又得到德國的支持，決定聯(lián)合干涉，逼使日本放棄占領遼東。三月二十九日，三國駐日公使聯(lián)袂赴日本外務省，提出各自的備忘錄。三國備忘錄的內(nèi)容大體相同，主要是指責日本割占遼東半島將經(jīng)常危及中國首都，使朝鮮的獨立變得有名無實，這將長期妨礙遠東的和平，因此要求日本放棄對遼東半島的占有。德國公使哥屈米德還即席發(fā)表一通威脅性談話，他說：“現(xiàn)在日中講和之條件實為過分。不僅對歐洲各國之利益，且對德國之利益亦屬有害。是以本國皇帝陛下之政府，不能不共同提出抗議。而且必要時將使此抗議成為有效。同三國開戰(zhàn)，對日本國乃是無有希望之事，故認為貴國對此事件并非不能讓步。”為了進一步向日本施加壓力，三國又聯(lián)合出動海軍，在日本海游弋，進行示威。面對這種形勢，軍備已經(jīng)空虛的日本不得不向三國妥協(xié)。經(jīng)過與三國討價還價，日本最終放棄了對遼東的要求，但堅持要中國償付3000萬兩“贖遼費”。九月二十二日（11月8日），李鴻章和日本駐華公使林董簽訂了《中日遼南條約》，規(guī)定中國交付3000萬兩贖金后3個月，日本從遼南撤軍。
三國干涉還遼成功，中國贖回遼東，這似乎是“以夷制夷”外交方針的成功，一時間，朝野上下對此津津樂道，不少大員上奏，建議朝廷從此與俄國結(jié)盟，依靠俄國對抗日本和歐洲列強。如原來親英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在一道奏折中說：“要當因勢利導，與之結(jié)歡，讓以便宜，在所不惜，中俄既合，庶可以制東西兩洋。”湖廣總督張之洞在《請與俄國立約結(jié)援片》中說：俄國“此次為我索還遼地，雖自為東方大局計，而中國已實受其益。倭人兇鋒，借此稍挫，較之他國袖手旁觀，隱圖商利，相去遠矣。正宜乘此力加聯(lián)絡，厚其交誼，與之訂立密約”。清廷遂確立聯(lián)俄方針。光緒二十二年四月（1896年5月），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時，李鴻章作為祝賀專使前往，與俄國訂立了《御敵互相助援條約》（即《中俄密約》）。
正當清政府對俄、德、法懷有感激之情，并且將俄國視作可以依靠的盟國之時，三國卻赤裸裸地索要“回報”了。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德國軍艦駛?cè)肽z州灣，十一月俄國軍艦駛?cè)肼庙樋冢破鹆袕姽戏种袊目癯�。清政府非但未�?ldquo;以夷制夷”，反而進一步為“夷”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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