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心擁護毛主席的指示，繼續(xù)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來親筆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鄧小平擔任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工作的通知，迅速發(fā)至全黨、全軍、全國。這時的鄧小平，已是集黨、政、軍三要職于一身，開始全面參與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
幾乎就在中央文件下達的同時，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發(fā)現(xiàn)，幾個月里一直不茍言笑的周恩來，這幾天就像是變了一個人。
一、重病中的周恩來的一樁心事
然而，1974年從一開始就是不平靜的。
元旦那天，《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解放軍報》聯(lián)合發(fā)表的社論中提出：“要繼續(xù)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發(fā)出了“批林”也要聯(lián)系“批孔”的信號。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澤東，建議轉發(fā)“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編輯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稱這份材料“對當前繼續(xù)深入批林、批孔會有很大幫助”。18日，經(jīng)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轉發(fā)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繼而在全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
江青等人果真是要“批林批孔”嗎？人們記得：1972年，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在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過程中，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的正確意見，意欲將批林斗爭引向深入。正是由于江青一伙從中作梗，才使得批林運動陷于夭折。
至于“批孔”，更不過是江青等人為“聯(lián)系現(xiàn)實斗爭”而玩弄的一套障眼法。早在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之前，江青就借要“評法批儒”，試圖把所謂“儒法斗爭”內容塞入黨的“十大”政治報告中。結果被周恩來以“這個問題還需要消化一段時間”為由，否定了江青的主張。
這一次，江青等人又打出“批林批孔”的招牌，似乎只有把死于兩千多年前的孔丘拉出來批一通，才能將死于兩年多以前的林彪一伙“批深批透”。這一彌天大謊，恰恰是“四人幫”自己把它揭破的。
1月25日，在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江青等人儼然以黨中央領導“批林批孔”運動的主要負責人自居，頤指氣使，動輒訓人，無限上綱，置到會的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于被領導、被指責的地位。他們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聯(lián)系的“實際”之一，就是要批判所謂“走后門”問題，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門”。這完全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是企圖利用群眾對“走后門”的不滿，故意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進而整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干部。而“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正是由于周恩來的不懈努力，才“解放”并使用了許多老干部。因此，“四人幫”一伙的矛頭，最終是對準周恩來的。
就在“一•二五”大會前后，江青等人還制造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他們以個人名義向軍隊系統(tǒng)大量寫信、送“材料”，還勒令《解放軍報》�？瘮�(shù)月，在軍內大搞“放火燒荒”；
他們圍剿《三上桃峰》等劇目，批所謂“黑畫”，批紀錄片《中國》，以“回擊文藝黑線復辟”；
他們一手制造了“馬振扶公社中學逼死女生”、“黃帥駁‘王亞卓’”、“北京永樂中學學生被逼跳樓”等事件，以“證實”“教育黑線回潮”；
他們無中生有地編造出所謂“蝸牛事件”，以“證明”國務院領導人批準引進外國先進技術是“崇洋媚外”，等等。
所有這些，都成了江青一伙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聯(lián)系的“實際”。無怪乎當時便有了“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說法，而江青等人更仿佛是當年“中央文革小組”的再現(xiàn)。
這時的周恩來，正值癌癥發(fā)展、病情日趨加重之際。從1月下旬起，他連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細胞的控制治療，尚需配合以恢復、休息。但在“四人幫”一次次進攻面前，周恩來既不可能安心地放下工作去休息，也不會不聞不問地表示沉默。他此時的一樁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須有一個人能夠取代他現(xiàn)在的地位，以便在今后的斗爭中同“四人幫”一伙繼續(xù)周旋、抗衡。
周恩來思慮已久的這個能夠接替他的人，便是鄧小平。
周恩來清楚，鄧小平剛剛恢復黨政軍職務不久，必須抓緊時機，安排好鄧的實際權力，并創(chuàng)造一切條件，為鄧小平提高聲望，擴大他在黨內外、國內外的影響。因為自己一旦病例，就再難回到工作崗位。
1974年1月18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成立由葉劍英牽頭，有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lián)等參加的中央軍委五人小組，全權處理軍委日常事務及緊急作戰(zhàn)事項。鄧小平由此進入軍隊領導核心。之后政治局會議又正式向毛澤東提出這一建議，得到毛的贊同。這樣，便走出了鄧小平接替周恩來格局的第一步。
對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會前后搞的“三箭齊發(fā)”（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門”）的陰謀，周恩來早就深諳其意。2月初，他親筆致信毛澤東，闡明自己對此問題的看法，提出：如運動中只研究“走后門”一個問題，就太狹窄了，不正之風絕不止此；而對“走后門”又要進行分析，區(qū)別處理，才能收效。在這之前，葉劍英也向毛澤東反映了這一問題。不久，毛澤東痛斥江青等人摘“三箭齊發(fā)”的做法是“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同時，毛還制止下發(fā)“四人幫”一伙在“一•二五”大會上的發(fā)言稿，阻止了他們欲將矛頭對準一大批老干部的陰謀。
江青等人在頭一回合的較量中失利后，仍不甘罷休。同年3月，在討論出席聯(lián)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人選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又公開把目標指向鄧小平，以種種理由不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實為毛澤東、周恩來的意見）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lián)大會議，并代表中國政府作大會發(fā)言的建議。這是自鄧小平復職后，“四人幫”第一次直接向鄧小平發(fā)難。
由于江青的反對，政治局第一次討論議而未決。第二天，周恩來不顧江青阻撓，提筆在外交部報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將該件送毛澤東及各政治局成員傳閱。江青見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須撤回其原報告。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討論出席聯(lián)大會議人選時，由于周恩來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員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鄧小平率團出席聯(lián)大特別會議。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鬧政治局。會后，毛澤東得知江青表現(xiàn)，甚為不滿。他寫信告誡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迫使江青收斂氣焰。
這樣，周恩來又贏得同“四人幫”較量的第二個回合的勝利。
實踐表明，鄧小平此次率團出席聯(lián)大特別會議，無論從國內或國際方面看，都意義重大。它對于迅速提高剛復職不久的鄧小平的威望，鞏固和加強他已經(jīng)取得的中央領導工作的地位，都具有關鍵性的作用。為此，周恩來對鄧小平這次出行亦給予高度重視。對飛行安全問題，也親自過問、把關，不容有絲毫疏忽。
行前，周恩來多次召集民航等有關部門開會，反復研究飛行方案，對許多技術細節(jié)都作出指示。例如，他曾向負責此次飛行任務的機組人員建議，為確保航線暢通，預先可安排東、西兩線同時試飛。這樣，屆時如果一條航線因故不能飛，還可以走另一條航線。當機組人員提出過去從未飛過西線，困難較大時，周恩來再給他們出主意：“你們可以找法國航空公司駐京辦事處，請他們幫助解決。”經(jīng)聯(lián)系后，法航很快提供了試飛所需各種資料，并主動派出領航員跟機協(xié)助。在周恩來精心指導下，東、西兩線均試航成功，鄧小平出國的時間和安全都有了可靠保障。
3月底，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小平同志出國一事，已從各方面加強布置；4月6日代表團離京時，準備舉行盛大歡送儀式，以壯行色。獲準后，周恩來又告訴民航負責人和有關部門：“鄧小平同志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lián)合國大會，我們要為他圓滿完成任務打通道路，增添光彩，并為他鋪上紅地毯。”這是當時中國外交禮儀上的最高規(guī)格。
4月6日清晨7時許，周恩來雖通宵未眠，卻精神抖擻，毫無倦意，驅車親往首都機場為鄧小平一行送行。機場上彩旗飄揚，數(shù)千名群眾身著鮮艷服裝，載歌載舞，熱烈歡送。
4月10日，鄧小平在聯(lián)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發(fā)言，全面闡述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的理論及中國政府對外政策，引起世界輿論的普遍關注。一些有識之士認為，鄧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4月19日，鄧小平率團載譽而歸。周恩來再度赴機場并舉行盛大歡迎儀式，為老戰(zhàn)友“接風洗塵”。
此時此刻，只有負責周恩來保健的少數(shù)幾位醫(yī)生知道，一個多月里，周恩來一直是在抱病操勞，以致不得不一再推遲自己住院治療的日期。3月中旬，當周恩來每日便血達100毫升時，他才接受醫(yī)生建議，前往醫(yī)院進行全面檢查，被確診是癌癥復發(fā)。但這時周恩來仍表示還不能馬上住院治療。在這以后的一段時間里，他每天工作仍達十幾個小時，甚至夜以繼日，超負荷運轉。
有關周恩來一再推遲住院治療時間的緣由，直至周恩來去世數(shù)年之后，鄧穎超才向身邊工作人員作了“透露”。她說：在那段時間里，恩來一直對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擔心江青那些人乘他住院時對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離開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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