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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22年，宋真宗第六子趙禎即皇帝位，北宋進入仁宗朝。在仁宗朝，宋朝進入鼎盛時期，國家安定太平，經(jīng)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可以說仁宗之治，不輸大唐盛世！仁宗皇帝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有一次，仁宗處理事務到深夜，又累又餓，很想吃碗羊肉熱湯，但他忍著饑餓沒有說出來，怕“為我一碗飲食，創(chuàng)此惡例，且又傷生害物”，于心不忍，可以說，仁宗之“仁”，史所罕見！難怪仁宗駕崩后，“京師罷市巷哭，數(shù)目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于大內(nèi)之前”，訃告送到遼國，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連“虜主”也握住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币粋�皇帝死了，讓本國黎庶哭得涕泗橫流的事，屢見不鮮，引得鄰國百姓和皇帝痛哭，實在是鳳毛麟角。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論》中說：“仁宗之稱盛治，至于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仁之德，而宰執(zhí)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贝藶榇笏握骘L采也！

仁宗時期，人才輩出。仁宗的善于納諫還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卻還“愿歲歲，天仗里常瞻鳳輦”的柳永，還有在《岳陽樓記》中唱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以及倡導文章應明道、致用，領導北宋古文運動的歐陽修。

仁宗時期，宋朝科技文化也達全盛時期。畢昇的活字印刷術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沈括的《夢溪筆談》更是“百科全書”，影響深遠。先天下之憂而憂

宋朝的科舉制度是公正公平的，它為宋朝選拔了大量的優(yōu)秀人才，以“先天下之憂而憂”而聞名天下的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宋真宗率領百官到亳州（今安徽亳州）去朝拜太清宮。浩浩蕩蕩的車馬路過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們爭先恐后地看皇帝，唯獨一個學子閉門不出，埋頭讀書。有個要好的同窗特地跑來叫他：“快去看，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千萬不要錯過！”但這個學子只隨口說了句“將來再見也不晚”，便頭也不抬地繼續(xù)讀書。果然，第二年他就中進士，見到了皇帝。這位學生就是范仲淹。范仲淹考中進士做官后，一直在低職位上徘徊，但他以天下為己任，數(shù)次上書朝廷，大膽直言，抨擊時弊，并幾度遭貶。

范仲淹在他的詞中說：“黯鄉(xiāng)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遍L期的貶謫生活，政治上的不得志，使范仲淹惆悵難眠，只能借酒澆愁。但歷史很快就給范仲淹帶來了機會。

在宋朝沉浸于國家的繁榮和表面的穩(wěn)定中時，與宋朝相臨的另一個民族卻悄悄崛起，這就是西夏。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冬天，黨項族首領元昊自稱皇帝，建國號大夏，并征召全國15歲以上的男子當兵。第二年，西夏軍隊進犯宋之邊境，次年正月，元昊大軍進逼延州（今陜西延安）。西夏的進攻給宋朝帶來極大的驚慌，北宋長期抑制武將、重用文人的政策犧牲了國防，又加上三十多年無戰(zhàn)事，宋朝邊防不修，帶兵的將帥也多是皇帝的親戚故舊，根本不懂軍事。西夏兵勢如破竹，北宋危在旦夕。

在這樣嚴峻的局勢面前，宋仁宗想到了范仲淹，讓他出任陜西路永興軍的知軍州事（今陜西西安一帶）。這時的范仲淹已經(jīng)52歲了，仕途上的艱辛使他早已霜染鬢發(fā)，但是忠心報國的熱忱卻不減當年。范仲淹風塵仆仆來到處境最險惡的延州時，心情十分沉重，提筆寫下了著名的《漁家傲》：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fā)征夫淚。

雖然環(huán)境險惡，但范仲淹胸中自有數(shù)萬甲兵，在范仲淹的主持之下，邊防取得了暫時的穩(wěn)定。但宋仁宗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的形勢，在軍事上持進攻的態(tài)度。慶歷元年（1041年）正月，陜西主帥夏竦輕敵貪功，結果被元昊看準地勢，將宋軍圍困在定川砦，斷水放火，宋軍全軍覆沒。定川砦戰(zhàn)后，元昊大軍便無所阻攔地直抵渭州，焚掠后還軍。

軍事上的失利使宋朝被迫對西夏采取守勢，外患未除，宋朝內(nèi)部矛盾日益尖銳。

宋仁宗時，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財政收入入不敷出，土地兼并嚴重，人民生活困苦，不時爆發(fā)的農(nóng)民起義嚴重威脅著宋朝的統(tǒng)治。內(nèi)外交困之下，宋仁宗痛下決心進行改革。慶歷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zhí)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同為諫官。宋朝歷史上有名的慶歷新政開始了。范仲淹認真總結從政二十八年來醞釀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nóng)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宋仁宗在朝商量，表示贊同，便以詔令形式頒發(fā)全國。于是，北宋歷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歷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領導下逐步開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諸實施，而且他驚喜地看到，新政實施的短短幾個月，政治局面已呈現(xiàn)出嶄新的面目：官僚機構開始精簡；以往憑家庭關系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單憑資歷晉升的官僚，增加了調(diào)查業(yè)績、品德等內(nèi)容的程序，某些領域特別優(yōu)秀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科舉考試中，突出了實用性內(nèi)容的考核；全國普遍辦起了學堂。

新政的措施切中宋朝的時弊，但慶歷新政的內(nèi)容卻與宋朝立國的方針相沖突，這就注定了慶歷新政必然的失敗。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但是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當時北宋的官僚，已經(jīng)是暮氣生成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丟官。

在北宋行將覆滅之時，人們不禁喟然長嘆：“中國（指北宋）無一男子�！薄盁o一”二字雖然言過其實，但確實反映出了士大夫的墮落。而自宋建國之初，就制定了恩養(yǎng)士大夫的國策，北宋晚期的士大夫階層總體上已墮落，一旦國難當頭，難以肩負天下重任。楊時在宣和年間就指出：“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焙髞�，雖然改革要犧牲一個腐朽墮落的階層的利益，但這個階層卻是宋朝立國的基礎，形式已經(jīng)逐漸明朗，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自己的統(tǒng)治基礎，所以，宋仁宗還是選擇了因循守舊，以穩(wěn)定為大局。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癡呆、老成尫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系。一品與千金，問白發(fā)、如何回避。

政治上的理想，人生的抱負，終于被現(xiàn)實擊得粉碎。慶歷五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

慶歷新政的失敗也與范仲淹的軍人出身有關。宋朝對軍人的防范必然使宋仁宗對范仲淹心懷忌憚，這不僅導致了范仲淹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宋朝的悲劇。

宋仁宗的個性也注定了新政不會成功。想改革時急不可耐，遇見困難就撒手不管，宋朝皇帝的荒唐在歷代王朝中無出其右者。后來的宋徽宗更加不堪，金兵入侵時，竟把皇位扔給兒子，自己一走了之。宋朝皇帝中除太祖、太宗算是比較圣明的開國皇帝外，其他的似乎一開始都想振作朝綱，但干著干著便走樣了。

仁宗還算是諸皇帝中比較得人心的一位，但是，也干過不少有失國體的事。慶歷二年七月，富弼第二次使遼，帶著國書與口傳之諭前往。行至樂春（今河北獻縣），忽然覺得心中不踏實，對副使張茂實說：“為出使卻沒見到國書內(nèi)容，萬一與口傳不一致，那此行就糟了�！贝蜷_國書一看，果然與口授不同，立即快馬返京，當庭怒奏：“政府這樣做，是要置我于死地，我死不足惜，誤了國家大事該怎么辦！”仁宗竟然裝糊涂，顧不得誠信和國體，拒不承認自己下了這一詔，還把擬旨的責任推給宰相呂夷簡和富弼的岳父——時任樞密使的大詞人晏殊。

有這樣的皇帝，慶歷新政失敗也在情理之中了。

廢除慶歷新政，實際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慶歷新政為以后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開創(chuàng)了先例，但也預先宣告了熙寧變法的失敗。因為，宋朝一開始就把基礎建立在一個墮落士大夫的基礎之上，而正是他們造成了國家的內(nèi)困，也是他們造成了國家軍事上的弱勢，同樣也是他們堅決地維持著宋朝的這種狀態(tài)，簇擁著宋朝走向滅亡。

李存山先生在《王安石變法的再評價》一文中曾經(jīng)借用南宋呂中的話說：如果范仲淹的慶歷新政得以“盡行”，則不會有“熙寧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銳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體得失之幾，于是乎決矣”。

“功名得喪歸時數(shù)。鶯解新聲蝶解舞。天賦與。爭教我悲無歡緒�！比舾赡旰�，南宋兵敗滅亡，文天祥在大都的牢中痛定思痛，痛心自己的改革主張沒有得到實施。宋朝錯失了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機會，而慶歷新政失敗時，宋朝已經(jīng)注定了它將在難堪中滅亡。

慶歷新政的失敗同時宣布了北宋“黨爭”的開始。景祐三年（1036年），宰相呂夷簡以“薦引朋黨”為名，將開封府知事的范仲淹貶至饒州，并牽連余靖、尹洙、歐陽修等被貶，由此掀開了北宋黨爭的序幕，此即蘇軾出生之年。等到慶歷五年（1045年），范仲淹再一次以“朋黨”之名而被罷參政，那年蘇軾十歲，正在讀《范滂傳》，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多年以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政治旋渦已經(jīng)從那時起，開始迅猛地旋轉(zhuǎn)。

宋朝的統(tǒng)治者早已把這上升為理論，即“異論相攪”。天禧年間，王欽若出任宰相之后，真宗又把與王欽若派系不同、政見不同的寇準任命為宰相。有人對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將個中奧妙說破：“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彼�謂“異論相攪”，就是同時起用派系不同、政見不同的大臣，以便相互牽制。

范仲淹貶到鄧州后，他還是很樂觀的，他接到昔日好友滕宗諒從岳州（今湖南岳陽）的來信，要他為重新修繕的岳陽樓作一篇記。范仲淹為了激勵遭到貶黜的朋友，在鄧州的花洲書院里揮毫撰寫了著名的《岳陽樓記》。他在文中借景抒情，勸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憂傷，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聞名于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理想，是他憂國憂民思想的精彩闡述。從讀書時代開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個有益于天下人民的人。為官數(shù)十載，他在朝廷犯顏直諫，不把獲罪貶職放在眼里。他策劃的慶歷新政，觸及北宋帝國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制度的各個方面，雖然在反對派抵抗下步履維艱，最后歸于失敗，但范仲淹主持的這次新政卻開創(chuàng)了北宋士大夫議政的風氣，傳播了改革思想，成為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前奏，成為歷代改革的先鋒。

范仲淹是樂觀的，當時的大宋朝也是值得樂觀的，但范仲淹還是過于樂觀了�！跋忍煜轮畱n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在慶歷新政中范仲淹確實為北宋憂愁了一把，但北宋已在政治上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了，宋朝的歷史也再沒有給范仲淹一個樂觀的機會。

名家回眸

歷史學家陳寅恪說，如果范仲淹的慶歷新政得以“盡行”，那么就不會有“熙寧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銳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體得失之幾，于是乎決矣”。這也許是宋朝命中的定數(sh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