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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節(jié) 真假陶謙

陶謙,字恭祖,揚州丹陽(今安徽宣城)人,生于公元132年,是東漢末年的老一輩軍閥,曾任幽州刺史。

中平五年(188年)冬十月,青州、徐州一帶的黃巾余黨鬧得很兇,陶謙被中央政府調(diào)任為徐州刺史。上任后他很快就將黃巾軍趕出了徐州,后來升任徐州牧。

陶謙其人在史書中的記載褒貶不一,甚至截然相反,乍看起來就如同人格分裂,或者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兒的兩個人。到底哪一個才是歷史上真正的陶謙呢?上千年來真?zhèn)坞y辨,謬種流傳。

根據(jù)陳壽《三國志》及采用《三國志》內(nèi)容的《后漢書》記載,陶謙親近小人,疏遠君子,甚至還曾聯(lián)合自稱“天子”的反賊闕宣(這個問題很嚴(yán)重),徐州之亂,實際上是他埋下的禍根。

但根據(jù)《三國志》注文,裴松之引用的《吳書》記載,陶謙“性剛直,有大節(jié)”,算得上是一個難得的好干部。

那么,為什么陶謙在史料中的形象會有天壤之別?

這一切源于一個人的意外死亡,這個人就是曹操他爹、大太監(jiān)曹騰之子(當(dāng)然是養(yǎng)子)、當(dāng)過皇帝(由他的孫子曹丕給他追認(rèn))的曹嵩。

以上幾部史書關(guān)于陶謙的記載,疑點最大的事件是曹嵩之死:《三國志•武帝(曹操)紀(jì)》《后漢書•曹騰傳》《后漢書•應(yīng)劭傳》都記載曹嵩被殺,是由陶謙指使部將干的,由此判斷謀殺曹嵩的元兇就是陶謙。而《后漢書•陶謙傳》《吳書》則記載是陶謙的部下貪圖錢財,擅自襲殺了曹嵩,實際上陶謙并不知情。《三國志•陶謙傳》甚至對這一事件避而不談。

如此褒貶不一,如此相差甚遠,如此諱莫如深,當(dāng)然不只是史書作者不了解事情真相那么簡單,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史書作者的立場問題。

在分析陶謙的歷史形象之前,先說點題外話?赡艽蠡锔乙粯樱蓄愃频挠H身體驗:隨著我們讀的書越來越多,有時候就會發(fā)現(xiàn),同一個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史料中的記載出入很大,甚至截然相反。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我們究竟應(yīng)該相信哪一種說法呢?或者干脆就認(rèn)為歷史是不可知的,將書扔到一邊,放棄了對真相的尋找呢?

我的看法是,歷史是可知的,雖然找出歷史真相確實比較困難,但真相確實是客觀存在著的,而且眾多的說法之中有且只有一個是真相。只要我們有了正確分析史料的方法,那么我們就有了一雙找出真相、明辨是非的慧眼,這對我們讀古代史甚至當(dāng)代史以及其他書籍,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在這本書中,我除了依據(jù)史料寫出關(guān)于三國、關(guān)于劉備的一些歷史故事之外,也想把我分析歷史的一些方法和心得介紹給大家,當(dāng)然我也不能保證我的分析就是完全正確的。如果你自己已經(jīng)有了屢試不爽的分析方法,那么恭喜你,可以直接跳過這一段。

真假陶謙這件事,就可以作為我們分析歷史的實戰(zhàn)演習(xí)。

既然幾種史料互相矛盾,就說明至少有一種史料是錯誤的,也就是說在你眼皮子底下有人公然造假了。那么造假的人是誰呢?造假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們不能放過任何一個壞人,要把造假的人揪出來。

首先可以確定,史書編著者是最大的造假嫌疑人。

所有史書,其實都有編著者的傾向、立場在其中,尤其是官方修史比私人著書的政治傾向更加明顯。比如唐朝官方史書一定會說李世民被逼無奈才發(fā)動玄武門政變殺死親兄弟逼退老父親,清朝修的《明史》則一定會向崇禎皇帝身上潑臟水。這是為了達到政治目的慣用的一種手段,綿延幾千年,流傳到今天。

《三國志》當(dāng)然也不例外!度龂尽冯m然屬于私人著書,但作為晉朝政府認(rèn)可的史書,《三國志》只能以晉朝承襲的曹魏為正統(tǒng),視蜀漢、孫吳為僭偽政權(quán),因此書中自然也免不了有一些對曹魏集團領(lǐng)導(dǎo)人的褒美之辭。另外,陳壽寫《三國志》時,已有曹魏王沈所寫的《魏書》,關(guān)于曹魏的許多史料即來源于此。如果《三國志》中關(guān)于陶謙的內(nèi)容也是沿襲《魏書》的話,那么王沈造假向陶謙身上潑臟水的動機就更加明顯了。

其次需要討論的問題是,造假的目的是什么?

從宏觀上來說,官修史書或官方認(rèn)可的史書,造假的目的肯定是為統(tǒng)治者拔高形象,給統(tǒng)治者臉上貼金。比如說劉邦是他媽與天神發(fā)生外遇的結(jié)晶,朱元璋生下來紅光滿屋等。

但從微觀上來說,具體到某一件事的造假,肯定有直接的目的,不然為什么偏偏要給這件事注水呢?比如說劉邦是他媽與天神發(fā)生外遇的結(jié)晶、朱元璋生下來紅光滿屋,就是為了告訴你,他們兩人都是天生不凡,和咱們普通人不一樣。

前面說過,關(guān)于陶謙的內(nèi)容,史書記載最可疑之處在于曹嵩之死。有句話說欲蓋彌彰,越是遮遮掩掩的地方,越是見不得光的,所以曹嵩之死就是我們找出真相的最佳突破口。

曹嵩之死影響很大,最直接的后果是導(dǎo)致曹操在徐州屠城,這是曹操人生的一大污點。因此,可以斷定造假的直接目的就是為曹操開脫屠殺徐州百姓的責(zé)任。但徐州屠城是人盡皆知的史實,瞞是瞞不住的,怎么辦?那就只好發(fā)揮主觀能動性找出正當(dāng)?shù)睦碛闪。于是,《三國志》或者說《魏書》為了找出一個合理的借口,就將曹嵩之死的責(zé)任推到陶謙頭上,以便使曹操“師出有名”。

黃仁宇先生在《萬歷十五年》中強調(diào),我國的傳統(tǒng)是道德高于一切,以道德代替法律,因此許多殘酷的事,如果以道德的名義去施行,就能相對合理。比如曹操在徐州屠城,如果說是為父報仇,就可以得到很多腦殘粉的同情!逗鬂h書•應(yīng)劭傳》甚至將曹嵩被殺的時間,放到曹操第一次攻打徐州之后,似乎這樣也就一并解答了陶謙為什么要殺曹嵩的問題——陶謙被曹操打了一頓,想報仇雪恨,殺不了曹操就殺了曹操他爹。

因為有這一層深意,所以《三國志》與《后漢書》中關(guān)于陶謙和曹嵩之死的記載,可信度并不高,反倒是孫吳官方修的《吳書》旁觀者清。孫吳政權(quán)與陶謙沒有多少直接利益沖突,早年孫堅與陶謙雖然結(jié)成聯(lián)盟都站在袁術(shù)陣營,但后來到孫策時期,孫策又與陶謙翻臉。因此,《吳書》也沒有為了褒美陶謙而歪曲事實的必要,相對來說記載更為真實可信。

再次,只要是造假,就一定有破綻,只要我們細心觀察、認(rèn)真分析,是可以找出造假的證據(jù)的。

《三國志》和《后漢書》的《陶謙傳》都有相似的自相矛盾之處,是刻意向陶謙身上潑臟水的直接證據(jù)。

這些自相矛盾之處,都是為了說明陶謙如何如何親近小人、疏遠君子。其中最為滑稽的一條是,陶謙疏遠名士琊邪人趙昱,所以就舉薦他為茂才,讓他做了廣陵太守(廣陵太守琊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

我們可以想一想,陶謙把整個徐州一年只有一個的茂才名額給了趙昱,還讓趙昱擔(dān)任廣陵太守這樣重要的高級地方長官,能算是疏遠君子嗎?如果算是,那么后來曹操讓陳登擔(dān)任廣陵太守,難道也是疏遠君子?在徐州任上,陶謙前后選拔了陳登、麋竺等人作為高級官員,陳登、麋竺是世人公認(rèn)也是《三國志》作者承認(rèn)的正直君子,這是重用君子,還是疏遠君子?

識人是一門高深的學(xué)問,好領(lǐng)導(dǎo)也難免會有看走眼的時候,我們不能因為一個領(lǐng)導(dǎo)用了幾個小人就簡單否定他的為人。

比如說,即使陶謙用了笮融、曹宏等幾個小人,也只能說他既用了君子也用了小人,有失察之過,并不能證明他專門親近和重用小人!度龂尽泛汀逗鬂h書》只記載陶謙用了小人,不記載他同時也用了君子,很明顯是選擇性失明。

除了當(dāng)事人的證詞自相矛盾之外,我們還可以聽聽旁觀者的意見。旁觀者就是當(dāng)時的人民群眾,雖然他們已經(jīng)不能開口陳述證詞了,但我們可以從他們生前的所作所為看出他們的意見。他們的所作所為很重要的一點是,從遭受戰(zhàn)亂的其他地方拖家?guī)Э趤淼叫熘葸^日子(流民多歸之)。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陶謙不是個好干部,徐州治理得不好,那么為什么群眾偏偏要從大老遠的動亂地方跑到徐州避難,這不是飲鴆止渴,只求速死嗎?

這樣綜合分析,相信歷史真相已經(jīng)離我們不遠了。

根據(jù)對史料的篩選分析,我們可以還原一下曹嵩之死的真相:

罪魁禍?zhǔn)捉袕堦],是陶謙手下的一個中級軍官(都尉)。有一天,張闿同志無比激動地見到了錢。按理說張闿是國家中級干部,工資水平不低,見到一點錢也沒有什么好激動的,令張闿激動的是錢的數(shù)量——足足裝有一百多輛大車!

張闿活了這么多年,從來沒見過這么多錢,他在心里大致估算了一下,別說一輩子就是十輩子也賺不了一車,何況眼前有一百多車,那夠多少輩子賺的?張闿數(shù)學(xué)不好算不清楚,他只知道心里癢癢得難受。雖然那錢是有主的,但張闿最終禁不起誘惑,不管三七二十一,帶領(lǐng)手下的士兵們制造了東漢末年一樁駭人聽聞的殺人搶劫案。之后,張闿帶著贓物跑到淮南逍遙去了。

這是人為財死、錢能害身的一個鮮明例證。

張闿逍遙去了,他的領(lǐng)導(dǎo)陶謙卻逍遙不起來,而是大禍臨頭了。

因為受害人不是一般人,是曹操他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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