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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jié) 湘北上空戰(zhàn)云密布下篇

  這是一匹通體墨一般漆黑烏亮的戰(zhàn)馬。它形體健碩,細腰長腿,四蹄“得得”地原地踏著碎步,脖子高昂著向后掙,炯炯有神的眼睛,斜視著面前這位身穿嶄新的將校呢軍服,腳蹬黑色馬靴的年輕將領。
  
  “就是它!”關麟征對這匹馬有一見如故之感,他對軍需處長伍春陽一聲大喝,接過韁繩,認鐙扶鞍,飛身上馬。那馬仿佛懂得這位新主人的心思,一聲長嘶, 聲如裂帛,轉身沿一條通向山岡的小路飛奔而去。關麟征騎在馬上,身體輕盈,穿樹林、越河溝、登山頭,得心應手,伍春陽和幾個看熱鬧的軍官一起喝起彩來。
  
  關麟征自1930年任第2教導師第1團團長時開始配備坐騎,那時正值蔣馮閻中原大戰(zhàn),他率團掩護張治中任師長的第2教導師主力撤退,在數(shù)倍于己的馮閻 軍追擊下且戰(zhàn)且退,處境十分危險。從深夜戰(zhàn)到黎明時,天降大霧,幾十步外看不見人。關麟征所騎那匹棗紅馬突然一聲長嘯,反身朝追敵方向跑去。關麟征勒了幾 下沒有勒住,干脆順勢命令部隊乘大霧向追兵反沖過去。只聽殺聲遍野,槍聲激烈,馮閻軍于大霧之中情況不明,以為蔣軍援兵趕到,不敢再戰(zhàn),急忙傳令撤退,霧 散時已不見蹤影。關麟征勇中有謀,出色完成掩護任務,戰(zhàn)后即升任該師第2旅旅長。
  
  1932年7月,蔣介石第四次圍剿鄂豫皖根據(jù)地,關麟征任第4軍獨立旅旅長。戰(zhàn)斗中被紅軍將領陳賡、蔡申頤所率紅25軍團部隊包圍于安徽小鎮(zhèn)磚佛寺。是役關部傷亡慘重,一匹愛馬也被擊斃,他心中懊喪了好久。
  
  抗戰(zhàn)爆發(fā),關麟征的戎馬生涯進入黃金時代。他認為這才是揚正義之師,真正為民眾、為民族而戰(zhàn)。職務上升后,他雖配有汽車,卻一直保留著戰(zhàn)馬,他常常騎馬去看地形、檢查工作及指揮作戰(zhàn)。軍務間隙,每每親自遛馬、刷馬。
  
  這天,他帶領司令部數(shù)名隨從,騎馬來到新墻河前線,在河南岸勒馬下鞍。52軍軍長張耀明和195師師長覃異之已在等候。
  
  根據(jù)第九戰(zhàn)區(qū)下達的部署,第15集團軍以張耀明52軍和夏楚中79軍共6個師并列于新墻河南岸新墻至出了省界的麥市,在百余公里正面沿河設防,為第一 道防線;在他們南面50公里,陳沛37軍以60、95兩個師沿汨羅江擺在汨羅至平江一線,為第二道防線;李覺第70軍轄19、107兩個師,沿湘江東岸, 展開于湘陰南北,扼控營田等登陸點。
  
  195師師長覃異之向關麟征匯報,部隊士氣旺盛,工事已加固完畢,軍對此戰(zhàn)提出的口號是:打出臺兒莊的威風!師的動員口號是:一戰(zhàn)成名!


  
  關麟征滿意地朝張耀明點點頭。關是52軍老軍長,曾率領這支部隊在抗日戰(zhàn)場打過許多漂亮仗。日軍跨新墻河南犯,這里是第一道關。他將自己最親信的部隊 擺在這個受沖擊最大的位置,張耀明和那些跟隨他多年的軍師長們心里清楚,關總司令這是做給別人看的,他要以此號令全軍,任何人不得有絲毫馬虎,否則軍法難 容!
  
  “誰在北岸?”關麟征等人席地而坐,他指著攤開的地圖上越河設置的前進陣地的標志問。
  
  “守比家山陣地的是覃異之195師131團加強第3營。”張耀明不假思索。
  
  “誰在北岸?”關麟征像根本沒聽見,重復了一遍他的問話。
  
  張耀明稍一遲疑,覃異之答道:“3營營長史恩華,黃埔8期。”
  
  中央軍校在廣州黃埔辦了前5期,俗稱黃埔軍校,之后校址多次變更,但學員們卻一直將黃埔的名稱沿續(xù)下來,一則表示繼承黃埔初創(chuàng)時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二則表示自己是中央正宗。軍隊將領尤其是“老黃埔”大師哥們隨之認可了這個做法,學校搬到哪里都稱“黃埔”。
  
  關麟征瞪了張耀明一眼,手按膝蓋站起身來。關的左膝蓋在1925年東征討伐陳炯明時被子彈打碎,送入醫(yī)院后醫(yī)生決定鋸腿保命,若不是恰逢軍校黨代表廖 仲愷探望傷員得知此事后竭力阻止,那么便不會有關麟征后來的輝煌了。經(jīng)過精心治療和刻苦鍛煉,傷腿功能基本恢復,只是在蹲下再起身時稍感吃力。張耀明上來 要扶,被關一把推開。


  
  幾人走下河灘,佇立無語。幾匹馬或昂首站立耐心等待,或低頭嗅著青草的氣味,有心無心地揪幾根銜在唇上。
  
  新墻河,一條不知靜靜流淌了多少年的無名小河,洪汛時期它沒有多大濁浪,干涸期時卻仍有淺淺清波。它與世無爭地走著自發(fā)源地到洞庭湖幾十公里的水路。此時,它倒映著幾個軍人的身影和心事,絲毫沒有想到十幾天后,它的名字會躍上全國各大報紙的頭版。
  
  薛岳后悔不該當這個省主席。
  
  震驚全國的“長沙大火”之后,張治中受到“停職留用”的處分,繼續(xù)主持日常政務。他連續(xù)發(fā)出幾封請求辭去省主席職位的電文,向行政院陳述自己“靦顏待 罪、痛苦殊深”的心情。1939年1月17日,重慶行政院通過改組湖南省政府的決議。當夜張治中接到蔣介石的電報,讓他交代工作,來重慶報到。
  
  1938年12月,軍委會下達薛岳代理第九戰(zhàn)區(qū)長官命令時,蔣介石親自同薛談話,曾問:“伯陵兄,你看這樣安排可以嗎?”
  
  伯陵是薛岳的字。蔣比薛大9歲,私下時對他以兄相稱。薛岳說:“長沙弄成這樣情況,實無力擔任這樣重大的戰(zhàn)區(qū)任務。”

  
  蔣介石明白薛岳話中暗指軍政不統(tǒng)一,軍事工作不好開展。他說:“你先去,以后可以考慮軍政統(tǒng)一。”
  
  據(jù)當時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目睹此事的賀耀祖回憶:“當時的印象是,薛岳不是不想干九戰(zhàn)區(qū)代長官,而是想軍政都兼起來。蔣心里當然清楚,對我說過‘愿意干就讓他干嘛’這樣的話,蔣對許多向他要官的人也說過同樣的話。”
  
  1939年2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薛岳為國民黨湖南省主任委員和湖南省主席。黨政軍權集于一身,麻煩事便從此不斷。
  
  身為戰(zhàn)區(qū)長官,首先要為軍隊著想。剛上任時,薛為籌軍糧,采取限制市場米價政策,提出“平價”即壓低價格收購軍糧,逼得米商轉入地下。薛一聽大怒,派 人找來幾個大米商斥責一通,限令交足一定數(shù)量。結果是低價米交不足,黑市米價日貴一日。上任半年,湘人中尖刻者便送薛岳綽號“薛平貴”,叫得家喻戶曉。
  
  趕巧他父親過世,說不清是薛岳授意還是下面的人“會辦事”,訃告滿天飛,發(fā)至全省各縣的縣屬小單位。每縣至少20個單位來送喪禮,縣以上市、省各大小單位都送,便自有有心之人暗中算賬。
  
  薛岳湖南主政后,一家人紛紛從外省調來,按其所能安排工作也是情理中事,何況那時還是舊社會。薛的叔岳父方學芬當了省田糧處長,連襟丘維一當了省銀行 行長,弟弟過去仍經(jīng)商,拉湘產(chǎn)大米去廣東易貨,另外薛岳曾在工作責任范圍之內,動議在省內發(fā)行3千萬元公債,因異議太大而未能實行。
  
  這些事情,說起來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不久就有人寫黑信告到中央,信中附一“民謠”:
  
  薛翁治喪,薛弟治產(chǎn),得一大筆葬費,發(fā)一大批混財;
  
  岳叔長處,岳襟長行,發(fā)三千萬公債,殺三千萬人民。
  
  湘人喜戲謔,令人啼笑皆非。省議員張維均逢人便將“民謠”娓娓道來,且邊說邊解釋,薛岳懷疑就是他寫的,后張被人暗殺,暴尸荒野數(shù)日,許多人認為兇手非薛岳莫屬,險些搞出一場官司。國民政府行政院和監(jiān)察院曾就民間反映的一些事情查問下來,搞得薛岳有口難辯,氣急敗壞。
  
  薛岳施展才華的地方不是官場。只有在軍用地圖前,在槍炮橫飛的戰(zhàn)場,才能找到那個有大將風范的薛岳,“天生我材”是用來打仗的。這個10歲進黃埔陸軍 小學讀書,24歲當孫中山警衛(wèi)團1營營長,曾端著機槍在槍林彈雨中掩護孫夫人宋慶齡沖出叛軍重圍的廣東樂昌縣普通農(nóng)家的后代,在血與火中為自己贏得的綽號 是“老虎仔”。而使他走上人生巔峰的便是長沙之戰(zhàn)。
  
  長沙上空戰(zhàn)云密布的1939年8月21日,薛岳接到蔣介石、白崇禧和陳誠分別發(fā)來的電報和打來的電話。蔣介石的電文要求他即按“甲案”部署作戰(zhàn),白崇禧和陳誠則要求他堅決落實委座指示。
  
  薛岳站在地圖前,一動不動。
  
  許多回憶薛岳的文章都曾提到,他日常的習慣,也可以說是嗜好,就是看地圖,他可以一看就是一整天。有戰(zhàn)事時看,無仗可打時仍津津有味地看。也許看地圖 對于他,已經(jīng)由一個軍事指揮員在工作上的需要,變成了一名職業(yè)軍人的一種精神需求,一種寄托情感、排解煩惱的方式,一種屬于軍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在蔣介石 執(zhí)行“甲案”電令后,與其說他是對照地圖,深入比較兩種方案,為自己要堅持的意見尋找更為有力的依據(jù),不如說他是在這個靈魂所寄的空間整理思路,調整情 緒,鼓足勇氣。
  
  數(shù)小時后,他轉身叫來參謀處長趙子立,口述堅持“乙案”三點理由,請他擬寫電文,直發(fā)蔣介石。
  
  他叮囑趙,措辭語氣要有力度和韌性,使委座能明顯感覺出他的堅強決心。
  
  1.九戰(zhàn)區(qū)現(xiàn)有足夠的兵力,有把握將日軍殲滅于長沙以北。


  
  2.我軍若退至衡陽,日軍在廣州地區(qū)之安藤利吉第21軍(轄第18、104師團、臺灣旅團及各配屬航空兵)則可能沿粵漢鐵路向北策應,對我形成夾擊,使戰(zhàn)局不易把握。
  
  3.如按甲案放日軍南下,則長沙失守必會為敵之宣傳機構所乘,在國內外造成不良影響。
  
  這三條理由將“甲案”實施中出現(xiàn)軍事和政治上不利之處的可能性作為一種令人可感可觸、仿佛近在眼前的現(xiàn)實危險擺在桌面,比原來他所傾向的“乙案”更具辯駁力和不容置辯的強硬態(tài)度。
  
  趙子立迅速記下要點,返身去參謀處擬寫電文。趙是黃埔6期高材生,頭腦機敏,足智多謀,幾仗下來便直線上升,31歲已扛上少將肩牌,令同期同學們羨慕忌妒不已。
  
  趙子立當然清楚薛岳的醉翁之意。
  
  1938年5月,日軍為報臺兒莊一箭之仇,重兵圍殲隴海鐵路東段中國軍隊主力,兵分東、北兩路發(fā)起攻勢。
  
  北路的土肥原賢二的14師團在蘭封被宋希濂、俞濟時、胡宗南、邱清泉、王耀武、李漢魂、桂永清、孫桐萱、商震這一批悍將團團圍住。蔣介石親赴鄭州督 戰(zhàn),任命薛岳為第1兵團總司令,指揮各路將領,于5月25日晨發(fā)起全線進攻,務于26日拂曉前將那個危害中國多年的家伙和他的14師團全殲。

  
  兩軍兵力比例為:中國清一色精銳部隊15萬,對日軍一個二流師團2萬。勝券在握,蔣介石請新聞記者到前沿采訪圍殲作戰(zhàn)實況,并讓武漢政治部做好慶祝“第二個臺兒莊大捷”的準備。
  
  土肥原賢二就是1948年遠東國際法庭的戰(zhàn)爭罪犯審判后被判處執(zhí)行絞刑的日本戰(zhàn)犯之一。
  
  就是這個土肥原,在中日蘭封會戰(zhàn)中刁鉆狡猾地與數(shù)倍于己的對手周旋了4天,在能聽得見的“消滅14師團”、“活捉土肥原”的喊聲中,率半數(shù)多的兵馬鉆 出重圍。這個戰(zhàn)例以后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和初級軍事指揮院校的課堂上每經(jīng)提起,必引起在座的未來高、中、初級軍官一陣訕笑。
  
  蔣介石當時格外氣惱,他迭下手令,訓斥各軍長“指揮無方,行動復懦,以致士氣不振,畏縮不前”,“各軍師旅團長等此次作戰(zhàn)奮勇爭先者極居少數(shù),大部缺乏勇氣,鮮自振作,遂致戰(zhàn)局遷延”。
  
  蘭封會戰(zhàn)后,蔣下令撤職查辦了后來的國民黨海軍司令桂永清和50年代臺灣陸軍總司令、臺灣省主席黃杰,槍斃了88師師長龍慕韓。但沒有追究薛岳應負的領導責任。
  
  但對一個極自尊的人,自責比受人責更痛苦。此后,薛岳用更多的時間埋頭地圖,尋機好好大打一仗,報仇雪恥。

  
  1939年3月8日,時值薛岳上任第九戰(zhàn)區(qū)代長官不久,蔣介石致電他:“為確保南昌及其后方聯(lián)絡線,決即先發(fā)制敵,轉取攻勢,以摧破敵之企圖。”
  
  蔣介石看好南昌地勢重要,岡村寧次亦所見略同,只是蔣慢了一步,日軍以兩個師團,配合軍所屬大部分坦克和火炮,在中國軍隊重兵到達前搶攻南昌城。
  
  當時陳誠仍是名義上的第九戰(zhàn)區(qū)長官,他讓薛岳坐鎮(zhèn)長沙,將南昌方面的指揮大權交給心腹羅卓英。薛岳日夜守在作戰(zhàn)指揮室,通過電話、電報旁觀戰(zhàn)局,心中好生難受。眼看南昌城落于敵手,眼看反攻受挫。
  
  南昌會戰(zhàn)失利,過不在薛岳,但事情畢竟出在九戰(zhàn)區(qū),各地將領風言風語,薛岳心里老大個疙瘩。
  
  數(shù)月苦讀地圖,驅車現(xiàn)場察看,薛岳已經(jīng)對湖南地形了然于心,在他頭腦中確實在形成著某種東西,某種大膽奇特而且有很大成功把握的構想。但正如趙子立所 理解的,薛長官伯陵致電蔣介石,力轉定局,與其說是出于軍事上的考慮即“謀”,倒不如說是出于幾次失敗、丟臉而累積的一股有名無名的“氣”。
  
  在陳誠的幫助下,蔣介石終于同意變更了既定方案。薛岳高興,白崇禧生氣。這次會戰(zhàn)開始后,白奉蔣命協(xié)助薛岳指揮,雖親臨設于長沙市湘江西岸岳麓山頂?shù)?戰(zhàn)區(qū)指揮部,卻做了個閉嘴菩薩,不置一詞。直到幾十年后在《白崇禧回憶錄》中談到第一次長沙會戰(zhàn)時,仍不認為我軍此戰(zhàn)獲得勝利,他說日軍是:“行有計劃之 退卻,未受多大損失,這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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