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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人的人”到“挨整的人”

在由中宣部調往作協(xié)時，郭小川就曾跟陸定一和周揚講過價錢，“希望只搞兩年就調回來”。組織上當然未作肯定的答復。來了之后，郭小川“很想把戰(zhàn)斗任務擔負起來，跟黨組和白羽同志在一起，把作協(xié)整頓一下；另一方面，卻也想利用這創(chuàng)作團體的環(huán)境，把個人的寫作恢復起來”。

在“和白羽同志在一起”這個問題上，郭小川一開始就很別扭。因為經常受到訓斥，到作協(xié)不到半年，郭小川便心生退意。至于個人寫作問題，“很想搞創(chuàng)作”其實是郭小川當年來作協(xié)的動力之一。剛到作協(xié)不久的他，在作家們面前還有些“自卑感”，感到某些作家看不起自己，以為“哪里來了這個毛頭小伙子，居然來領導我們”，甚至還聽到有人說“作家協(xié)會的工作，讓非作家來領導，簡直是笑話”。這種議論對郭小川刺激很大，他覺得“最好是離開作家協(xié)會，不離開的話，為了做好工作，也得搞創(chuàng)作”，這是他“搞創(chuàng)作”的外部原因。

作為一個時代性的詩人，郭小川的大部分代表作正是他在作協(xié)這幾年間寫出來的，比如長詩《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贊歌》《一個和八個》，抒情短詩《望星空》《甘蔗林——青紗帳》等。在郭小川的日記中，經常可以看到他日寫數(shù)百行的記錄；有一個階段，他還在每月日記的首頁記錄下自己所寫的字數(shù)、行數(shù)，以及當月所收到的稿費。為搞創(chuàng)作，他幾乎花費了一半以上的星期天和每個沒有工作的晚上，一年寫了近六千行的詩，還沒算上未發(fā)表和已修改完畢的——作為領導層成員的郭小川如此辛勤創(chuàng)作，自然會引起同志們的不滿。特別是隨著他在文學界聲譽日隆，同志們的反感情緒日甚。到了1959年，當“反右傾”運動越來越緊張時，郭的勤奮創(chuàng)作、豐收成果就成了他的“罪證”之一：“郭小川同志在作協(xié)四年期間，一共寫了一萬余行詩，出了五本詩集和一本雜文集，但仍然叫嚷創(chuàng)作與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創(chuàng)作，當一個人取得一些成就的時候，就沾沾自喜，對于領導和同志們的批評有抱怨情緒�！�

1959年初夏，郭小川感到自己身體很不好，到醫(yī)院檢查又沒什么結果，情緒一時低落，遂提出想在夏天的工作淡季到下面休整一下。劉白羽拒絕了郭的提議。郭小川一時難以克制，當夜寫了一封長信，其中提到：“我到作協(xié)工作已將四年，最近越來越感覺難以工作下去。說句喪氣話，再這樣下去，有淪為‘政治上的庸人’的危險……一天到晚被事務糾纏著，弄得身體垮下去，不能讀書，不能下去，也不能認真寫作……”劉白羽看完信后，告訴郭小川，既然問題已發(fā)展到此等程度，就需要組織出面解決了，否則“對你和黨都不利”。但在經歷了一系列的黨內談心會后，郭小川感到更加壓抑，心情始終不能平靜。6月15日，他又寫信給邵荃麟，袒露自己“精神依然很壞”，“我真有點害怕，是不是精神分裂癥初期的癥狀？”并對寫給劉白羽的信作了解釋，說“關于我最近提的意見，本來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心里很想下去工作，若不可能，也用不著斤斤計較”。

這封信迅速在黨組內部傳閱開來。對于信中郭所流露出的不滿情緒，劉白羽后來在批判大會上批判道：“……說明他陰暗的個人主義是長期的，掩蓋在各種表面現(xiàn)象之下，而且是很頑固的。他總把個人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

政治風云詭譎多變，郭小川此時的心境是暗淡的。他不再是一年前那個“整人的人”，而是逐漸翻身向下，漸漸變成了一個“挨整的人”。

《一個和八個》受批判

1959年國慶節(jié)后，“反右傾”的調子越來越高，中宣部批評作協(xié)“反右傾”搞得不夠徹底，于是作協(xié)黨組趕緊行動起來，確定批判對象，爭取在十天之內把批判高潮掀起來，方法是“自己把思想談出來，大家批判，別人提供”。10月23日，在作協(xié)黨員大會上，黨組正副書記邵荃麟、嚴文井、郭小川首先檢查個人思想，然后再發(fā)動群眾大鳴大放。到10月底，批判的火焰漸漸燒到了郭小川身上。

1959年12月17日，作協(xié)黨組向中宣部匯報了郭小川的“主要錯誤”，將郭的錯誤歸為四項：向黨鬧獨立、嚴重的個人主義和名位思想、向右傾妥協(xié)、創(chuàng)作上的嚴重錯誤。

郭小川受到批判的長篇敘事詩《一個和八個》，寫于1957年5月間。在延安時期，郭小川就曾聽到過一個故事：張國燾肅反時期押了一批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好同志。在一次反圍攻時，這批犯人起而反抗，大多壯烈犧牲，僅有幾人逃出。他前后用了不到半個月時間，就完成了初稿。他在日記中說：“這是一首真正用心寫的詩�！边@首詩讓他寫得欣喜若狂：“由于快樂，也由于對自己這個人的欣賞，我簡直狂熱了�！�

《一個和八個》初稿寫好后，郭小川交給了《人民文學》的陳白塵，陳看后馬上意識到主人公被判死刑的嚴重性，建議郭小川多加修改。郭修改好后，轉給《詩刊》的編輯先看，臧克家、徐遲等人亦贊不絕口。但郭不愿在自己主管的《詩刊》上發(fā)表太多作品，于是又轉寄給《收獲》的靳以，靳以回信說，還是不發(fā)表為好，表示這個主題很難掌握，發(fā)表出來會起什么作用很難說，擔心會引起讀者很多意見，尤其是會被不良分子鉆空子，說黨是常會冤枉好人的。郭小川感到很郁悶，他沒想到自己得意的作品會有這么嚴重的問題。他不甘心，又將這首詩交給了周揚，想聽聽周揚的意見。

周揚當時并沒有提出什么意見，一直到1959年6月，郭小川在作協(xié)受批判時，周揚才把這首詩拿出來交給作協(xié)黨組，要求用以批判郭小川。劉白羽在批判中說：“這正如一個同志看了《一個和八個》后，簡直不相信這會是參加斗爭的作協(xié)黨組副書記郭小川寫的！”郭小川在當時的檢討不可謂不深刻，但內心其實是不服氣的。到了1967年，周揚、劉白羽被打翻在地之后，他才在另一份檢討中說：“我認為，周揚、劉白羽的手法是不正派的�！兑粋�和八個》詩稿在周揚那里放了一年零四個月，當我給他們馴服的工作時，他一聲不吭的；當我跟他們鬧了別扭時，他就批下來叫作協(xié)黨組批判。我寫給劉白羽的信，也在劉的手中放了幾個月，后來才忽然拿出來批判�！�

據(jù)當年批判過郭小川的人說，在批判大會上，郭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有想不通的地方，我回去再考慮一下。”他考慮的結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徹底放棄抵抗，徹底將自己否定，包括自己的工作、黨性和詩歌寫作。在一次又一次的“檢討”后，郭小川陷入了嚴重的困頓中，他既沒有了自信，也失去了方向；他的“檢討”，從最初的“言不由衷”，逐漸過渡到連他自己也說不清孰為對孰為錯的境地了。

“黑線”上的“干將”

1959年挨整后，郭小川基本上就靠邊站了。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作協(xié)活動陷于停頓中，郭小川也落得清閑。接下來的兩年，他主要參與了《文藝十條》的起草工作和籌備作協(xié)理事會，其他則是“混日子”，并盡量避免與周揚、林默涵和劉白羽等人接近。他相繼辭去了作協(xié)黨組副書記和《詩刊》編委的職務，此時他的想法還是“一走了之”，哪怕降職也在所不惜。

1962年10月，在胡喬木的關照下，郭小川正式調到《人民日報》任記者。到了《人民日報》后，他就很少再與作協(xié)發(fā)生關系了。1964年5月，他甚至想離開北京，調到中南局去工作。然而有些運動，想躲是躲不開的。1964年，毛澤東突然對文藝工作作出兩次嚴厲批示，在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一份整風報告上，毛還批示道：“寫在紙上，不準備兌現(xiàn)的�！�

上級問話，就必須有人被揪出來承擔責任。作協(xié)挨了批評后，中宣部立即將正在大連海濱養(yǎng)病的劉白羽調回來，任命他為作協(xié)整風檢查組長，取代黨組書記邵荃麟，全面負責作協(xié)的整風和工作。領導“這些協(xié)會”的周揚、林默涵似乎是首當其沖的，但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卻是邵荃麟。邵是1926入黨的老黨員，書卷氣較濃。他瘦骨嶙峋，長期胃下垂，以吃流質食品為主，體質一直比較虛弱。劉白羽給邵荃麟定的罪名是“教條主義的無限清談，官僚主義的不聞不問”。

1966年《五七指示》發(fā)出后，新疆建設兵團被選作宣傳典型，郭小川與同事一起前去采訪。采訪尚未結束，“文革”的氣氛就濃烈起來，滿街貼滿了大字報，到處在燒書、批斗、辯論，郭只得返回北京。在回京的飛機上，郭就開始緊張起來，他拿過紙筆，將自己的財物“存款四千元、派克金筆一支”等寫清楚，準備回京交給組織。隨行同事安慰他：“運動可能不會那么嚴重，說不定一年半載的就過去了�！惫�陰郁地說：“這次看來非比尋常�！�

從新疆一回到家里，一張大字報就貼在門外，上面寫著：“把文藝黑線周揚的黑干將郭小川揪出來！”此時，“走資派”陸定一、周揚、劉白羽、邵荃麟等人都已被揪了出來，作為“黑線”上的“干將”，郭小川也跟著掉進旋渦。他被揪回作協(xié)，與邵荃麟、劉白羽、嚴文井、張光年等一起，關押在文聯(lián)大樓地下室，接受小將們的輪番批斗。

1969年9月底，中國文聯(lián)大樓六七百人被連鍋端往“五七干�！�。作協(xié)有意留下郭小川讓他回報社，郭很激動，還寫信告訴遠在內蒙古插隊的女兒，準備大干一場，沒想到報社卻回絕了他。無奈，郭小川只得打點行裝，隨作協(xié)南下咸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