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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克”——薇薇安的口音在說這個詞的時候，元音部分發(fā)得尤其重——“朋克對于我和馬爾科姆而言，就是一切。現(xiàn)在的我，提及朋克的頻率要遠遠低于人們的設想。這并非因為我羞于談及，或是認為它已經(jīng)過時，或是別的什么原因。我更感興趣于目前所從事的事情，但有必要說明的是：當前我正在從事的事情，也依然是屬于朋克的——仍然旨在為不平等現(xiàn)象發(fā)聲，并且讓人們反思，即便這會讓很多人感到不舒服。就這個意義上講，我永遠都是一個朋克。朋克，對于我和馬爾科姆，以及我們的服裝店來說，其實已經(jīng)成了某種意義上的混搭：即不斷地收集想法，或不斷地匯集不同的人群……”

她嘆了口氣，然后調(diào)整了一下頭戴的印著“混亂”二字的發(fā)帶，深吸一口氣，抿了一口花草茶，謹慎地說道：“過去的事，你是永遠都無法逃避的。在與馬爾科姆分開后，我曾經(jīng)試圖逃避過去的所有一切。但現(xiàn)在，我為自己的朋克身份而自豪，因為我覺得，這改變了今天許多年輕人的想法，他們再也不相信政客的承諾了。氣候革命是朋克的，我在殘奧會上所做的一切也完全是朋克的。朋克永存！與最初的行動相比，我們的態(tài)度不變，但是思想更加先進，信念更加牢靠，改變世界的可能性也更大。”

馬爾科姆偶然萌發(fā)了售賣搖滾樂相關商品的想法�！耙婚_始，我們店鋪里只賣唱片�！鞭鞭卑舱f，“當時還有在英王道自由先生店鋪工作的哈羅德（Harold），他是痞子風潮復興的領軍人物之一。那應該是在1970年的秋季，馬爾科姆的唱片都是從交換市集淘來的，比如拉瑞·威廉姆斯（Larry Williams，美國節(jié)奏布魯斯和搖滾樂歌手）等人的唱片，我們的生意就是這么開始的�！�60年代嬉皮風（馬爾科姆將他們稱為“嬉波”）所傳達的樂觀主義幻想破滅之后，時尚的倫敦人開始轉(zhuǎn)向復古時尚，并成為搖滾復興中的最早元素。按照馬爾科姆的計劃，店鋪更像是一件藝術品，而非貨攤。其中通過出售“復古飾品”，來發(fā)表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抗宣言，還會播放音樂，并拒絕出售常見的流行款式。沒有固定的經(jīng)營場地，也沒有固定的營業(yè)時間，甚至也幾乎不賺錢。但在薇薇安、馬爾科姆，音樂和混亂之間卻誕生了某種共時性。

一開始，服裝并不是首選。馬爾科姆受帕特里克·凱西（Patrick Casey）的影響很深，絕對購買迷你專輯和78轉(zhuǎn)唱片。他的想法是，我們可以收集唱片來銷售，但是我們后來遇到了搖滾樂復興浪潮的樂手，比如來自自由先生的湯米·羅伯茨（Tommy Roberts），他建議我們在倫敦西區(qū)尋找一個固定的鋪面——也可以重返波多貝羅（Portobello）古董市集。我曾是波多貝羅的�？�，但那兒的主要商品并不是衣服。我非常喜歡自己在那里的收獲，記得就像是變成了太空公主，穿著天鵝絨豹紋褲子和吟游詩人般的長襯衫，上面印滿紅心和黑桃圖案；或是身穿星星圖案的長T恤連衣裙，頭戴從沃爾沃斯（Woolworths，大型百貨零售商）買來的頭巾，材質(zhì)是閃閃發(fā)光的盧勒克斯線（一種有塑膠外皮的金屬細線），嘴上還涂著紫色的唇膏！所以我一直強調(diào)說開始我們的重點根本就不是服裝，但是毫無疑問，我對服裝十分感興趣。事實上，走進服裝領域的歷程很簡單。一開始是馬爾科姆從喜德·顧林（Syd Green）定制店買了些痞子風的外套，然后我在上面添加了各色天鵝絨衣領及其他類似的裝飾。接著帕特里克·凱西采購來一些有蝙蝠翅膀和條紋圖案的復古拉鏈外套，然后我來進行仿制。后來我做了一些女式條紋T恤衫。不過這都是稍后發(fā)生的事情了，至少是在我們的經(jīng)營地點不再是一個小攤之后……

我認為自己與服裝真正結(jié)緣的時間是1971年。那一年，溫布利體育場發(fā)生了一個重大事件：搖滾音樂盛會。他們邀請了查克·貝里（Chuck Berry）、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加里·格利特（Gary Glitter），以及所有的痞子風的樂隊登臺演出，當時正值痞子時尚再度流行。但是現(xiàn)場觀眾卻不喜歡加里·格利特，不喜歡痞子時尚，場面一片混亂：觀眾們都朝他扔啤酒罐和其他東西。我們投入大量資金制作了這些T恤，但是根本賣不出去，那次嘗試以慘敗告終。因為T恤賣不動，我們于是拿它們來進行各種嘗試。在上面剪洞，重新設計。一開始我改做了一些束口短褲，銷量也并不可觀，但我們在上面加上小飾釘之后，銷路就打開了。束口短褲大部分都是黑底帶白色圖案，寫著“盡情搖滾”的文字，再在前身或后面加上小理查德的頭像。有些是白色的，干脆就在上面剪洞。

接下來我在T恤上做的嘗試是，將袖子邊縫起來，呈現(xiàn)出一種翻卷的效果，此舉很快便引爆了一股仿制風潮，一時出現(xiàn)了大量袖口包邊翻卷的T恤衫。這種設計聽起來有點煩瑣，但它就是我的風格。接下來我們引入了各種各樣的海報女郎元素，把她們的照片也變成T恤的一部分，非常具有50年代的風情。這些長相酷似拉奎爾·薇姿（Raquel Welch，美國演員，以性感形象聞名）的女孩們，總是擺出一副船難受害者，或是擱淺在沙灘上的樣子，或者更坦白地說，總是呈現(xiàn)出受了某種侵犯的姿態(tài)。于是我們加入海報女郎的元素——就像那個年代的香煙卡一樣——將其設計在T恤衫的小塑料口袋上。我們開始在T恤上挖洞，買來塑料片，有時候是彩色塑料片，用它們在T恤上做成各種小塑料口袋，接著將從書本——主要是美女海報——上收集的元素塞到那些小塑料口袋里。這些設計都是我做的。后來，我覺得應該將那些境遇主義口號也放到T恤上。當時真是適逢其時——記得其中一句是“在鋪路石下，橫躺的是海灘”，這確實是個好句子。它被印在海報女郎高聳的胸部和撅起的嘴唇上，接著我們在這件T恤上剪出洞，再用機器將彩線縫到洞上，或是將袖子縫得翻卷起來，使其看上去又緊又小，這些基本就是我設計的20世紀50年代風格的典型特征。

當時我所做的設計，基本上就是部分痞子女孩時尚元素，外加部分早期朋克的風格。當然我自己也會穿著它們，比如一些挖領無袖的女式小襯衫，前面用扣子扣得嚴嚴實實。但是，事情總會不斷變化，我們也不得不一再重新思考和重新設計。人們開始厭倦了典型的50年代風格的服飾，轉(zhuǎn)而開始追求一些更具70年代風格的東西——或者說至少對我們的嘗試展現(xiàn)出一種新觀點。所以，我記得當時我們將那些緊身的小襯衫都剪開，設計成了50年代海報女郎會穿的衣服——換句話說，依然是50年代風格，但是背景換成了荒島或是其他地方，像是被侵犯過的樣子。還記得我們將瓶蓋粘到T恤上，就是那個年代會帶一點皺邊的瓶蓋，后來又意識到，瓶蓋上還可以再加入別的設計，于是又用香煙在襯衫上燒洞，割出口子。這樣的襯衫你可以搭配一條緊身七分腳踏車褲，看起來就像是嬌小的流浪女人，流落在荒島上。

基于此，我延伸設計出了最早的一批街頭胸罩裝！我從未去過波多黎各，對那里沒有任何了解。但是我可能在什么地方見到過只穿胸罩上街的波多黎各人的樣子。她們穿著小短褲配胸罩，頭發(fā)里卷的是可口可樂罐，而非卷發(fā)夾。所以這種裝扮并不僅僅只是在模仿流浪者，或是被強奸之后的樣子，同時還要營造出窮困的感覺。此外，這種風格也讓我想起了自己十五歲時的經(jīng)歷：當時有位二十四歲的女性朋友，名叫瑪喬莉·奈勒（Marjorie Naylor）。她是棉紡廠的織布工，經(jīng)常頭頂卷發(fā)夾就出門，一戴就是一整天。如果晚上要出門的話，她才會把卷發(fā)夾拿下來。所以我想說的是，朋克風格的元素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例如人們會穿著特別大或者特別小的服裝，做舊風格的服裝等等。所有這些都是整體造型的一部分。還有那些窮人風格的服裝。有些人的生活要遠比我們艱難，經(jīng)歷也遠比我們更富戲劇性。我是這樣理解的：貧苦人群也有特定的生活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帶來了更豐富的經(jīng)歷，因而他們的服裝也便呈現(xiàn)出令人景仰的光彩。他們是英雄式的人物，他們的服裝就是歷史的反映。

薇薇安和馬爾科姆早年的合作成果十分豐富，也極富創(chuàng)意性。而這些合作也為服裝界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新的表達語言，并最終超越了朋克風格，例如扯爛和撕裂的T恤和舊牛仔褲，“復古”式樣，不同風格、標語、貼花和“拼接”（這是一種模仿當代藝術手法將其他東西粘到衣服上的設計）的混搭——在過去的時尚年代，這些設計都是難以想象的。或許可以這么說，在這段多產(chǎn)的合作關系中，最有趣的產(chǎn)物應屬——薇薇安和馬爾科姆的兒子喬。喬·科爾自身在時尚界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喬創(chuàng)立了高端內(nèi)衣品牌“大內(nèi)密探”（Agent Provocateur），這個詼諧的名字是為了紀念他父親最喜歡的一個境遇主義術語。

喬身上融合了詼諧幽默與溫和敦厚兩種特質(zhì)，同時還帶有些許謹慎的樂觀性格。在為母親的設計作品走了多年T臺秀之后，喬已經(jīng)成長為一名不容小覷的時尚界寵兒。他在對自己進行總結(jié)時，總會帶上一個標志性的憨厚笑容，“人們總是覺得我很嚇人，但事實并非如此。我以設計褶邊內(nèi)褲為生，但與此同時，我的母親仍然在為我挑選衣服！母親和馬爾科姆兩個人最大的成功，就是找到了彼此。無論后來他們之間發(fā)生了什么，我們都無法否認這一點。他們聯(lián)手顛覆了整個時尚界，而很難說究竟是誰啟發(fā)了誰。馬爾科姆在操縱媒體方面堪稱天才，而在境遇主義的影響下，他能以反政府統(tǒng)治的姿態(tài)跟我的母親合作，并在處理所有事情的時候，都采取反直覺的方式。馬爾科姆一直對當代藝術十分感興趣，其專注程度遠遠勝于薇薇安。而薇薇安則對于工藝更感興趣，并且她確實了解如何進行制作。所以聯(lián)合起來就是：馬爾科姆負責宣言創(chuàng)意，例如‘沒有未來’（No Future）和‘來自混沌的卡什’（Cash From Chaos，用于致敬傳奇民謠搖滾歌手Johny Cash的標語）；但真正使這些想法得以實現(xiàn)的，是薇薇安的制作技藝。薇薇安才是讓這些想法切實可行的人，是她將這些概念變成了人們想要購買的時尚，變成了可以穿的時裝。所以人們說馬爾科姆才是那個‘創(chuàng)意者’，而薇薇安不過是將創(chuàng)意縫紉起來的人，這其實并不正確。因為如果不能將想法加以表達的話，創(chuàng)意本身什么都不是。我認為，薇薇安的想法，以及她將創(chuàng)意實現(xiàn)的方式，才是一切成功的開始。在某種程度上，馬爾科姆也完全意識到了這一點，于是感到恐懼，從而拒絕承認。我覺得，在離開我母親的時候，他絕對意識到了這一點，并且也知道，他一生中再也不可能和其他任何人復制這般合作。只有薇薇安能夠?qū)⑺�的想法變成現(xiàn)實。在那之后，他再也沒有找到其他任何合作者。我認為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也是他的悲哀所在�！�

據(jù)朋克圈的傳說稱，1971年的10月，馬爾科姆穿著一套淺藍色的西裝，出現(xiàn)在英王道的街頭。這身裝扮與貓王在1959年的專輯《50 Million Elvis Fans Can’t Be Wrong》封面上的穿著極為相似。穿著這件西裝的馬爾科姆，在薇薇安的陪伴之下，來到英王道的街頭尋找靈感。“世界末日”是一個為多數(shù)倫敦西部人所熟知的公交站，它得名于一家蜷縮于路邊的小酒館，那條大路一直通往被狄更斯描述為“野蠻的切爾西”地區(qū)。但這個名字同時也是一個笑話，一個隱喻。因為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盡管盈利頗佳的時尚和零售業(yè)已經(jīng)一路延伸到了斯隆廣場（Sloane Square），但這里仍然只是遠遠位于零售商圈的邊緣，與時尚完全不沾邊。在對1937年發(fā)表于《日與夜》雜志上的小說《世界末日》的評論中, 伊夫林·沃（1903年10月28日—1966年4月10日，英國作家，全名阿瑟·伊夫林·圣約翰·沃，生于英國漢普斯特德)寫下的文字令人難忘，他稱世界末日站的居民，在“經(jīng)濟、政治、社交和神學方面，都是一團亂七八糟”。所以這里對薇薇安和馬爾科姆來說，也許是完美之地。不過，在他們抵達的幾年之前，這種混亂已經(jīng)使這個地方成為時髦聚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