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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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夤夜口授“二十三條”
歷史的車輪日漸駛向那天崩地裂的“文革”。
細細探究起來，“文革”的前奏早已開始：批判“現(xiàn)代修正主義”是其前奏，“四清”運動也是其前奏。毛澤東對外“批修”，對內(nèi)搞“四清”。
“四清”運動，1962年底在中國農(nóng)村逐步推開。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叫“小四清”。后來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jīng)濟，清組織，清思想”。
“四清”運動在農(nóng)村開展。城市里則進行“五反”運動，即“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
后來，“四清”與“五反”運動合稱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
毛澤東以為，資本主義已在蘇聯(lián)、南斯拉夫復辟，為了防止中國“變修”“變色”，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在1963年5月9日發(fā)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xiàn)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毛澤東在思索著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防止中國出現(xiàn)“赫魯曉夫式人物”。他早在廬山會議上便已說過：“共產(chǎn)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痹诙房迮淼聭阎�，毛澤東已在尋找新的斗爭對象。他的極左思想不斷膨脹，他的斗爭矛頭指向了多年來同生死、共患難的戰(zhàn)友——劉少奇。
陳伯達第一次得悉毛澤東要整劉少奇這一驚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夜深了，陳伯達服了安眠藥，迷迷糊糊躺在床上。
電話鈴聲急促地響起。那是一部機要電話，勢必有要緊的事要告知他。他趕緊驅(qū)走睡意，接了電話。果真，事關(guān)重大：毛澤東要他馬上去一趟！
陳伯達豈敢怠慢。對于毛澤東的召見，他總是招之即來。毛澤東習慣于夤夜工作，苦了陳伯達。
匆匆趕到毛澤東那里。原來，毛澤東要起草一份關(guān)于社教運動的文件，由他口授，陳伯達筆錄。
從毛澤東的話里，陳伯達這才悟出重要的“苗頭”——毛澤東要整劉少奇！
原來，毛澤東與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的分歧由來已久，直到這時終于表面化了。
毛澤東搞社教運動，像搞“文革”一樣，事先并沒有什么“偉大戰(zhàn)略部署”，而是干著看，邊干邊摸索。
毛澤東是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在發(fā)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召時，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最初，劉少奇對社教運動是投贊成票的。
1963年5月7日至1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有彭真、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和陳伯達、江華、胡輝邦參加的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guān)于目前農(nóng)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稿，對農(nóng)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一次提出十條政策，人稱“前十條”。
5月10日、11日，毛澤東在審閱修改“前十條”的前言時，親筆加了一大段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chǎn)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毛澤東所加的這一大段話，后來被作為毛澤東的一篇著作發(fā)表，題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
“前十條”披露了毛澤東的“最新名言”：“階級斗爭，一抓就靈�！薄扒笆畻l”的核心，便是“抓”中國農(nóng)村的“階級斗爭”�！扒笆畻l”指出，社教運動的任務是“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斗爭”。
對“前十條”，劉少奇是支持的。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農(nóng)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guī)定（草案）》，也是10條，稱“后十條”�！昂笫畻l”提出運動要“以階級斗爭為綱”，劉少奇也是支持的。劉少奇對于社教運動所作的幾次講話，有些觀點也相當“左”。
但是，后來劉少奇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產(chǎn)生了與毛澤東不同的看法。比如，對于社教運動的性質(zhì)，劉少奇主張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不一定什么都“以階級斗爭為綱”，都要從“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高度去上線上綱。再如，毛澤東提出社教運動的主要對象，是那些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劉少奇則不同意。
毛、劉之間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漸顯現(xiàn)。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開關(guān)于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由劉少奇主持。考慮到毛澤東當時身體不大好，沒有請他出席會議。12月底，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會議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共17條，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fā)全國。
然而在1964年12月27日，毛澤東主動出席會議，并在陳伯達講話時作了許多插話：
陳伯達：_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根據(jù)大家的意見作了總結(jié)。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四清與四不清不能說明問題的性質(zhì)。封建社會就是清官與貪官的問題�！端倪M士》就是反貪官的嘛！
毛澤東：巡撫出朝，地動山搖，可了不起哩！
陳伯達：_封建時代的清官實質(zhì)上是假的�！叭昵逯�，十萬雪花銀�！鼻澹诓煌鐣胁煌碾A級內(nèi)容。資本主義社會也有所謂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財閥。
毛澤東：_清朝劉鍔的《老殘游記》中說，清官害人，比貪官害人還厲害。后來一查，南北朝史中的《魏史》就有此說。
陳伯達：_內(nèi)部矛盾哪個時代沒有？黨內(nèi)外矛盾交叉，黨內(nèi)有黨。國民黨也有此問題。
毛澤東：_我們黨內(nèi)至少有兩派，一個是社會主義派，一個是資本主義派。
陳伯達：_主席強調(diào)，要聽各方面的話。好話，壞話，特別是反對的話，要耐心聽。這是工作做得好壞的準則。
毛澤東：_講話長了怎么辦？李雪峰同志說的話，講長了打零分。講長了，讓他講長嘛！橫直沒人聽嘛！
陳伯達：_許多人忘記自己是從哪里來的。不能忘本嘛！我這個人不參加革命，頂多是個小學教員、中學教員而已。
毛澤東：_大官是從小官來的，小官是從老百姓來的。我們都是從老百姓中來的，還是老百姓嘛！“蔣委員長”不姓蔣，姓鄭，叫鄭三發(fā)子，河南人氏，只知有母，不知有父，還不是老百姓變的？
陳伯達：_主席常說，不要自以為是。鄉(xiāng)干部當權(quán)，就以為自己的意見對。
毛澤東：_不要當了權(quán)，就是自己的意見對。自以為是，沒有自以為不是的。為什么要開會？就是意見不一致。一致了開會干什么？
陳伯達：不怕官，只怕管嘛！
毛澤東：小官怕大官，大官怕洋人。
從1965年元旦之后，至1月14日，會議進入第二階段，主要是分組討論、修改“十七條”。
毛澤東在會上，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搞“人海戰(zhàn)術(shù)”、“煩瑣哲學”、“傾盆大雨”、“神秘化”、“打擊面過寬”，等等。
在中央社教運動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的“人海戰(zhàn)術(shù)”，多次表揚了陳伯達：
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就開會。有的同志說，打殲滅戰(zhàn)怎么打法？一個28萬人的縣集中1.8萬人，搞了兩個月沒有打開，學文件就學了40天，學習那么多天干什么？我看是煩瑣哲學。我不主張那種學習。光看是沒有用。
1000多戶去那么多工作隊，人多展不開。搞人海戰(zhàn)術(shù)不行。1000多戶你依靠七八百戶就搞起來了。有一個陳伯達就夠了。嫌人少再帶一個去，無非是宣布：我叫陳伯達，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開個會。無罪的是多數(shù)人，有罪的是少數(shù)人，依靠多數(shù)人么！
照現(xiàn)在搞法，我看太煩瑣了。你陳伯達那個是1000多戶，開始幾個人也搞開了。以后加了500人，要那么多人干什么？
這樣多人反而搞不開。不如陳伯達的辦法�？咳撕�(zhàn)術(shù)不行，要出問題。
毛澤東說到社教運動的矛盾時，劉少奇插了一段話：“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nèi)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復雜，還是有什么矛盾就解什么矛盾為好�！�
毛澤東一聽，面露慍色。他猛吸著煙，沉默不言，頓時會場陷入了僵局……
就在這天夜里，毛澤東急召陳伯達，口授指示。毛澤東說一句，陳伯達記一句；毛澤東說一條，陳伯達記一條。
記著，記著，安眠藥的藥力發(fā)作了。陳伯達盡力提起精神，卻只是機械地記下毛澤東的一條條意見，自己的思維變得非常遲鈍。
總算記完了，毛澤東讓他回去整理，陳伯達這才松了一口氣。
陳伯達回到家中，囫圇而睡。安眠藥的藥力總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兩個多小時，趕緊翻看記錄，心不由得收緊了。
在陳伯達的心目中，劉少奇是中共第二號人物，也是必須“緊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時，那位不曾露面的中央代表劉少奇，使他肅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提到毛澤東的名字達105次之多。此后陳伯達寫文章，也言必稱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之后，劉少奇的地位更加顯得重要。陳伯達看風使舵，與康生一起，重新發(fā)表劉少奇的《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不僅在《紅旗》雜志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萬冊單行本！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陳伯達原本是兩邊討好，左右逢源。眼下，毛與劉產(chǎn)生嚴重分歧，陳伯達必須在兩者之中擇一而從。理所當然，他倒向了毛澤東……
他著急地要整理筆記。無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狀態(tài)下所記的筆記，連他自己也理不出個頭緒來。
他打電話急召王力，王力還在睡夢之中呢。
王力一聽“大秀才”找他，連忙趕去。王力到底比陳伯達小17歲，此時只有44歲，頭腦比陳伯達靈活。他幫助陳伯達從那混亂的記錄中理出了頭緒，分成了一條又一條。
在12月28日下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會場出現(xiàn)緊張的氣氛：毛澤東手中拿了兩本小冊子，來到會場。毛澤東在講話之前，亮出了手中那兩本小冊子——一本是憲法，一本是包括黨章在內(nèi)的《中共共產(chǎn)黨第八次全國代表會議文件》。今天開的會議，既不討論憲法，又不討論黨章，毛澤東帶那兩本小冊子來干什么呢？大家都覺得詫異。
直到毛澤東開始講話，大家才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毛澤東說：“我這里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規(guī)定我有公民權(quán)；一本是黨章，規(guī)定我有黨員權(quán)利�，F(xiàn)在，你們一個人不讓我來開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人不讓我講話，違反憲法！……”
毛澤東所說的一個人是指鄧小平，顯然，他誤會了鄧小平的好意，以為不讓他來開會；另一個人，當然是指劉少奇。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言詞尖銳地批評了劉少奇。毛澤東動了感情，把劉少奇昨天的插話，當作壓制他的發(fā)言。作為黨的主席與國家主席的對立，此后在“文革”中被說成是兩個司令部——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和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chǎn)階級司令部”——之間的斗爭。
會后，經(jīng)彭真、陶鑄等的勸說，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討。劉少奇說，他不該插話，插話是對毛澤東不尊重的表現(xiàn)。毛澤東則不滿意于劉少奇的檢討，說問題不是對他尊重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間的原則分歧——修正主義與反修正主義的重大分歧！
陳伯達馬上意識到一場新的“路線斗爭”開始了。唯一的抉擇，便是唯毛澤東之命是從，著手起草新的關(guān)于社教運動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陳寓，幾位“秀才”聚集在那里，陳伯達在執(zhí)筆。
門前，一輛小轎車隨時準備出發(fā)。
“秀才”們討論了一陣子，陳伯達寫出幾頁，馬上送給通訊員。小轎車出發(fā)了，駛出中南海西門，來到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印刷廠，立即發(fā)排。
小轎車回到迎春堂時，按照前幾頁手稿排出來的清樣，已由通訊員帶回來了。
如此這般，陳伯達在緊張地進行“流水作業(yè)”。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刷廠以高質(zhì)量排版，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準排錯。
總算把文件全部寫出、排好，眾“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陳伯達卻沒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區(qū)——親自給毛澤東送去。
經(jīng)過毛澤東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夜會議討論通過，便以中共中央名義印發(fā)全黨。
文件的標題為《農(nóng)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總共23條，人稱“二十三條”。
在正文之前，有一個通知，強調(diào)了此件乃“標準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與此件的“抵觸”之處：
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中央各部委黨組，軍委，總政治部：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國工作會議，討論了農(nóng)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并寫出了討論紀要�，F(xiàn)在把這個文件發(fā)給你們，中央過去發(fā)出的關(guān)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抵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
這個文件發(fā)至縣、團以上黨委和工作團、隊黨委。
中央
1965年1月14日
這份由毛澤東主持、陳伯達執(zhí)筆的文件，在第二條“運動的性質(zhì)”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nèi)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實際上已具備了發(fā)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雛形。
第二條原文如下：
二 運動的性質(zhì)：
幾種提法：
1. 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 黨內(nèi)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交叉；
3.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前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zhì)。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么社會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么黨的內(nèi)外矛盾交叉，也不說是什么歷史時期，什么階級內(nèi)容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么社會里也可能用；所謂黨內(nèi)外矛盾交叉，什么黨派也可能用；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nèi)部矛盾交叉，什么歷史時期也可能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zhì)，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最后一種提法，概括了問題的性質(zhì)，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同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從1949 年七屆二中全會以來關(guān)于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無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斗爭的科學論斷相符合的。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就會要走到斜路上去。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nèi)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進一步地鞏固和發(fā)展城鄉(xiāng)社會主義的陣地。
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有在臺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這些當權(quán)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經(jīng)劃了的地主、富農(nóng)、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也有漏劃了的地主、富農(nóng)、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區(qū)、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其中有的本來就是階級異己分子；有的是蛻化變質(zhì)分子；有的是接受賄賂，狼狽為奸，違法亂紀分子。
有些人是不分敵我界限，喪失無產(chǎn)階級立場，包庇自己的親屬、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資本主義活動的人。
我們絕大多數(shù)干部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但是他們中間有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認識不清，用人不當，對工作檢查不力，犯官僚主義錯誤。
隨著“二十三條”的下達、貫徹，各地紛紛開始“整黨內(nèi)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
人們把“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簡稱為“走資派”。后來，社教運動發(fā)展為“文革”，發(fā)展為全國、全面地“整走資派”，揪出了在“二十三條”中已被不點名地批判了的劉少奇——“中國頭號走資派”。正因為這樣，這個“二十三條”，已為“文革”埋下了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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