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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的一個凜冽的早晨，尼克松步入毛澤東北京的書齋。隨后，兩人的對話，因翻譯居間穿梭而滯礙，斷斷續(xù)續(xù)。兩人雖非故舊，但彼此并不陌生，可想而知，兩人對話的內容不出互表榮幸，互道恭維。尼克松、毛澤東提到他們共同的老朋友：遠在臺灣的蔣介石，以及促成這場會面有功的前巴基斯坦總統(tǒng)葉海亞·汗（Yahya Khan）。兩人稍微談及兩國同仇敵愾的蘇聯(lián)。他們還語帶詼諧，出言調侃隨尼克松同行的基辛格，但對話的氣氛大體上是嚴肅的。

尼克松有意引出他念茲在茲的事，不過毛澤東卻總是岔開話題，虛無縹緲地高談他所謂的“哲學”問題。一小時過去了，毛澤東看看手表，示意已談論得夠久。再次客套一番后，尼克松便退出毛澤東的書齋。兩人的發(fā)言內容均未超出對方意料，也沒有獲得重大結論。然而，這場對談卻是近幾年來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尼克松總統(tǒng)與毛澤東主席都了然于胸，他們在1972年的那天創(chuàng)造了歷史。他們兩人深知，這次會晤乃至尼克松這整趟中國行的重要性，正是那悠遠的寓意。尼克松畢竟是首位造訪中國的美國總統(tǒng)，他的造訪將終結兩國長期孤立的互不承認狀態(tài)。這是一場撼動“冷戰(zhàn)”格局的大地震，突顯東方集團不再頑固抗拒西方。

尼克松、毛澤東談論的焦點之一是往事：特別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造成兩國對峙的諸多事件和議題。他們還暢談政治，提到尼克松遭自家陣營右派分子的掣肘，以及民主黨人對他的共和黨政府的圍剿，但兩人并未在“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多費唇舌。尼克松像個糾纏不休的訪客，一再嘗試把對話拉回他所關切的議題，譬如，亞洲乃至全世界未來的權力平衡。毛澤東這位和藹的東道主則不愿隨尼克松的話題起舞，始終泛泛而談。禮貌性的話別后，尼、毛都以為幾天后兩人將再次會晤。事實上，那次之后他們就沒再見面了，直到尼克松二度造訪中國才遂其所愿。

國際關系本就側重條約、軍備控制、經濟架構、國際法院的仲裁、雙邊或多邊協(xié)商，但也講究身段姿態(tài)�；�換使節(jié)、公開聲明、官式訪問攸關國家的自我認知及對他國的定位。盡管這場會晤本身，以及隨后尼克松逗留中國的這一周，只是重新確認已事先協(xié)商的內容，不過雙方也有意借由這次訪問，彰顯中美關系乃至亞洲與西方世界漫長且風波不斷的關系，已邁入新的紀元。尼克松訪問中國震撼了美國盟友，且讓中國為數(shù)不多的友邦心生不快，蘇聯(lián)則忐忑難安。我們所要追索的正是其中的底蘊。

中國與西方、中國與美國的關系幾經重大轉折。早在北美十三州反抗大英帝國之前，中國就已取道中亞，通過貿易的方式與羅馬帝國間接接觸。在歐洲中世紀時，少數(shù)勇氣卓絕的旅人，包括馬可·波羅在內，曾設法循陸路千里跋涉，想要親眼見識中國神州。踵繼其后的耶穌會傳教士，前往中國勸化朝廷王公大臣改宗天主教，結果他們自己反倒穿扮起中國士大夫的裝束。跟在傳教士之后的是商人，在中國人眼里，他們的莽撞行徑與土匪并無二致。這些洋商成群云集在華南沿海，爭相采購中國的絲、茶葉、瓷器——最后洋商拿鴉片賣給中國人，以扭轉嚴重失衡的貿易逆差。美國商人熱切地恭逢其盛；來華傳教士中亦不乏欲“拯救中國靈魂”的美國人。

迄至19世紀初，中國人仍志得意滿地把洋人視為化外之民，仿佛能夠親近“中央王國”（Middle Kingdom），享受它鬼斧神工的產品，是他們莫大的殊榮。后來，西方強權挾其工業(yè)革命的成果，強行闖進神州大地，最終摧毀其帝國舊秩序，從而收斂、粉碎（盡管還是難以根絕）中國人夜郎自大的傲慢心態(tài)。及至19世紀末，統(tǒng)治中國的清王朝時勢日蹙，中國恐有淪為列強殖民地之虞。

美國是毒瘤的一部分，但有時也會釋放善意。它幫助中國免遭列強瓜分殆盡的命運。美籍傳教士積極投入籌建學校、醫(yī)院，對四面楚歌的中國，提供美國本土漸次涌現(xiàn)的援助。盡管如此，美國國內尚存在另一種迥異的中國觀，脫胎自“黃禍”的古老明訓，即東方世界企圖顛覆美國強權和美國人生活模式的大陰謀。到目前為止，美國人對中國的態(tài)度，仍舊擺蕩在著迷、憐憫和疑懼、嫌惡的兩極之間。

中國人對美國的態(tài)度也歷經類似的演進，從猜疑、敵視到對美國價值觀的欣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美國是中國的盟邦，兩國連手抗擊竊占大半個中國領土的日本。大戰(zhàn)結束之后，美國從援助中國陷入支持國民黨、打擊中國共產黨的泥淖。當中國共產黨于1949年贏得內戰(zhàn)，他們有千百個理由疑慮、憎恨美國人。這樣的情緒由中、美兩軍在朝鮮戰(zhàn)爭期間的對壘，進而上升為公開的叫囂。

自此之后，雙方彼此猜忌，無意彌補隙罅。中國新聞媒體和官方譴責美帝國主義。中國學童向滿口獠牙、涓滴著無辜鮮血的“山姆大叔”像丟擲小布袋，中國各大街頭廣場則布滿仇恨抗議的巨幅標語。美國不甘示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美國支持偏安臺灣的國民黨政權，以及其代表全體中國的荒謬聲明，阻撓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lián)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在奧林匹克競技場上，代表中國的是來自臺灣的運動員。美國總統(tǒng)時常語帶輕蔑地談論紅色政權，并沿用臺灣的說法，稱呼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為北平。

雙方偶爾會釋放出善意的風向球，以化解日趨沉悶、令人厭煩的僵局，但最后總是橫生枝節(jié)，往往讓謾罵聲浪又重起大作。然后，20世紀60年代的兩起事件，更是令中、美原本冰封的關系雪上加霜。首先，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駐外人員全受召回國，以凈化他們的階級立場，中國因而幾無外交可言；其次，美國一頭栽進越南內政。隨著美軍大舉增援南越，以及美國空軍狂轟濫炸北越，中國不得不力挺北越，出面與敵人斡旋。

60年代的尾聲帶給中、美及兩國領導人莫大震撼，一種新的現(xiàn)實主義觀孕育而生。中國人，尤其重要的是毛澤東本人，體認到中國在世界上的孤立無援。中國的所有鄰國之中，僅巴基斯坦友善以待，蘇聯(lián)則是虎視眈眈，在兩國邊界部署重兵，并明言不排除對中國動用核武器。美國雖不像中國孑然孤立，但也才剛認清自己并非全無弱點。越南一事讓美國國內紛爭不已、歧見叢生；在海外，無論敵友，也都懷疑美國身為超級強權的國威究竟如何。

尼克松總統(tǒng)與毛主席終結了兩國的荒唐對峙。就時機而論，雙方對彼此采取行動已到了瓜熟蒂落的時刻。兩國內部都有強大聲浪，認為建立關系可讓彼此受惠，即便關系冷漠也勝過持續(xù)的互不承認。兩方都可以對方為牌，來對抗他們共同的敵人：蘇聯(lián)。

但中美兩國要盡釋前嫌談何容易。歷史，特別是現(xiàn)代的歷史，還在從中作梗，民族自尊仍是難以逾越的鴻溝。美國往往自比為山陵上的光明之城，有管理社會和經濟的靈丹妙藥，其所孕育的價值觀普遍符合人類需要。中國人的認知也不遑多讓。倘若傳統(tǒng)中國王朝以世界中心自況，睥睨其他蠻夷之邦，新興的共產黨政權即以世界的革命先鋒自詡，毛澤東思想乃是引領未來的唯一明燈。

1972年2月尼克松中國行的布局，前后歷時共三年，三年來不斷旁敲側擊，小心翼翼地釋放出不總是被接收的訊息，迂回接觸，內部激辯，最終才換來面對面的協(xié)商。1971年夏，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密訪北京，隨后又在秋天公開訪問中國，為尼克松本人的來訪做鋪墊。基辛格與中國總理周恩來暢談宏大策略，并針對阻擋兩國友好的議題交換意見。基辛格與周恩來還觸及尼克松造訪的細節(jié)。是美國總統(tǒng)主動懇請訪問中國，還是中國人對他發(fā)出邀請？這類問題在國際關系上至關重大，特別是當雙方都認為這問題非同小可時。

中國領導階層想讓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這時卻驚覺世界無出其右的資本主義國家領導人即將到訪。至于美國方面，其領導階層也冒著國內保守陣營的口誅筆伐，以及可能慘遭中國羞辱的風險。雙方均認為自己在進行一場豪賭。對任何一方來說，新關系勢必扭轉國際格局的均勢狀態(tài)，而且局勢若進展順利，將帶來偌大利益。就美國而論，一個友善的中國能對負隅頑抗的北越產生壓力，逼使北越出面協(xié)商，以終結越戰(zhàn)。對中國而言，這樣的關系有助于取得先進技術和必要的戰(zhàn)略資訊。就兩國而論，彼此皆可利用對方來反制潛在的敵人，以中國為例，這主要指的是日本和蘇聯(lián)，對美國而言，最大的威脅莫過于蘇聯(lián)。

歷經“水門事件”丑聞之后長期沉寂、走到人生暮年的尼克松，依然堅稱開啟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大門，乃是他從事公職生涯以來的巔峰創(chuàng)舉。尼克松認為，中美關系的改善不僅能遏制蘇聯(lián)力量的擴張，同時締造了亞洲甚至全世界的穩(wěn)定與和平。當尼克松即將離開上海、結束他開創(chuàng)時局的旅程時，曾舉起酒杯意氣風發(fā)地說：“我們在這里的一周，是改變世界的一周。”1或許有人并不茍同，認為此言太過夸大其詞。尼克松與毛澤東在書齋里暢所欲言，今已冰消瓦解的“冷戰(zhàn)”曾上演勢力重組、美國與中國終于開始進行貿易往來及人員交流，難道真能左右當今的世界局勢？

這當然對世界局勢有影響。我們關切民主自由的價值觀與宗教基本教義主義之間的潛藏矛盾，就如同我們必須關切恐怖主義。我們凝視著中東地區(qū)的風云詭譎，然而，我們千萬不能忽略亞洲的存在。亞洲地區(qū)人口龐大、坐擁巨額財富，還有令人嘆為觀止的經濟增長，它可望成為未來的新大陸。如今無論是科技的發(fā)展或權力的重心，都日漸向東方傾斜，亞洲將再度躍升為世界的中心。除非太平洋兩大強權的美國和中國，一個是當今之世的超級強權，一個是未來的明日之星，能攜手尋找出和平共處的良策，否則亞洲，乃至于全世界，將永無寧日。為理解中美關系的發(fā)展，我們必須回望1972年，追溯中美開啟關系新頁的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