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節(jié) 三、誠信為社會之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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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歷史負責，如實告訴人民，告訴后人。
官員要做到忠誠老實，在不欺上的同時，還要特別注意不瞞下，把真實的情況告訴人民，告訴后人，從而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這種忠誠老實，是更高層面的一種精神境界。
很多事情，稍微離遠一點，會看的更清楚。人們還常說，千秋功過，自有歷史評說。一件事情，一個人的作為，無論在當時有什么樣的社會反應和效果，從長遠看，歷史終究會有一個客觀準確的評判。所以，官員的忠誠老實，從長遠看，也應忠誠于歷史，把真實的歷史狀態(tài)留下，對歷史負責。
在我國歷史上，曾經有一個“國史之獄”的公案，常常為后人所慨嘆反思。
北魏時，有一個叫崔浩的大臣，被魏太武帝派去負責編寫魏國的歷史。開始編寫前，太武帝叮囑他們，一定要寫得真實，不要說虛假的話。于是，崔浩和他的同事就秉承這一意旨，加緊編寫了一本魏國的歷史《國記》。由于《國記》秉筆直書，盡述拓跋氏的歷史，詳備而無所避諱，于是，鮮卑拓跋氏在早期發(fā)展中一些不恥于為人所知的歷史，也被完全記錄了下來。
《國記》編成后，被刻在石碑上立于通衢大道旁。沒有想到的是，很多鮮卑貴族看到那些歷史后，無不憤怒，紛紛跑到太武帝那里去告狀，指控崔浩有意暴揚國惡。于是，魏太武帝便命令將崔浩下獄問罪。但是，崔浩對自己所犯何罪，并不明白。太武帝親自審訊他時，他竟惶惑不能應對。據《魏書•崔浩列傳》記載，公元450年7月5日，魏太武帝將崔浩誅殺，在送往城南行刑時，“衛(wèi)士數(shù)十人溲(撒尿)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當時，崔氏是名門世族，在誅殺崔浩的同時，崔氏同族無論遠近，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都被連坐滅族。后人稱之為“國史之獄”。
魏太武帝開始時修史的態(tài)度不可謂不正確，及至后來提刀殺人，又不可謂不血腥。由此可見，對歷史講真話，坦誠地面對歷史，是一個多么困難的事情。自古以來，意欲粉飾篡改歷史者，何曾絕跡。但是，歷史也一再通過實踐證明，只有真正的歷史，才是經得起推敲的，越是想千古流芳粉飾歷史者，往往最后遺臭萬年。這是因為，人民群眾始終是歷史的主體，任何官員，無論其一時的權位有多大，終究只是歷史中的一小部分。對待歷史，最好的方式，就是坦誠面對，忠實于歷史。要想求得青史留名，就要真正以對歷史負責的態(tài)度，做好每一件事，而不是想著怎樣去粉飾。
在美國，有一本叫做《老師的謊言——美國歷史教科書中的錯誤》的書，自1995年初版以來，各種版本共銷售了一百萬冊。這本是一本討論歷史教科書的嚴肅的學術著作，其主題是揭露美國至今為止的歷史教科書中存在的謊言、錯誤和對歷史真相的隱瞞，但它竟然有這么大的銷量，激起了世界范圍內的反響�？梢�，人們對于歷史真實的探究有多么的強烈。也更說明了，坦誠面對歷史，對歷史負責的重要性。
官員由于經常身處歷史的重大事件當中，更應該有這樣明確的思想，以之為一種基本的道德素養(yǎng)。從以下幾個不同時期的事件中，我們也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官員該怎樣以忠誠老實為本，給歷史留下真實的資料。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起草該決議的過程中，按照體例安排，是需要把粉碎“四人幫”以后的幾年歷史也總結進去的。在這幾年被稱為“徘徊”狀態(tài)的歷史中，華國鋒有過一定錯誤。這就存在一個問題，要不要點華國鋒的名。后來，鄧小平明確指示：“需要點華國鋒的名”。最終，《歷史決議》對華國鋒的功過做了比較恰當?shù)脑u價。當時的共識是：這樣做，既是對歷史負責，也是對華國鋒本人負責。華國鋒同志去世后，中央對他的歷史貢獻做了進一步評價，黨史學界對也他做了更具體科學的分析考辨。
早在1950年代，八一電影制片廠就曾醞釀將三大戰(zhàn)役搬上銀幕，但由于條件限制，一直沒能如愿。1986年1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指示將三大戰(zhàn)役拍成故事片。隨后，《大決戰(zhàn)》的拍攝開始啟動。在先期對劇本的創(chuàng)作中，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作為遼沈戰(zhàn)役和平津戰(zhàn)役的主要指揮員之一，林彪這個人物在戲中的分量可想而知。當時有人擔心片中反映林彪會有麻煩，主張不寫林彪。還有人主張，如果要寫就把他寫成反面人物。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楊尚昆得知這一情況后，作了重要表態(tài)：“劇中要有林彪，如果不寫林彪，那當年東北戰(zhàn)場的仗是誰打的？而且寫林彪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因為他后來不好，就把這個人寫成從頭至尾都壞。”后來，該片公映后，獲得了業(yè)內外一致的好評。以致鄧小平都曾滿意地說：“拍得很好，我每年都要看一遍。”
在編魯迅的遺作時，編者曾碰到一篇文章，是1935年6月28日魯迅寫給胡風的一封信，信中頗不留情地譏諷了當年“左翼文藝界”的“元帥”。這個“元帥”指的是誰呢？編者擬了一條注：“指周揚，當時任左聯(lián)黨團書記”，后來這個稿件送到了周揚手里，請其定奪。周揚欣然回音：同意此注釋。其實，周揚當時完全可以提出“緩注”，不點其名，但周揚還是坦蕩地面對了這一歷史，這種態(tài)度，無疑是更能贏得歷史的尊重的。
2011年4月，《朱镕基答記者問》的英文版在倫敦進行全球首發(fā)，在這個儀式上，朱镕基通過一段視頻，講了一段話。他說：“我不敢說這本書立論如何正確，更不敢期望每個讀者都會同意我的觀點。我只想說，我在本書中的講話都是真話。這是我一生堅持的原則。”“這部書，120多萬字，是從1500萬字錄音里挑出來的。我只講真話，不講套話。”在講話的最后，他總結到：“無論做官的、做人的，還是做生意的，應該都能從中有所借鑒。應該說，對做人的意義比做官還大。照著這樣做，不容易。”
2009年10月，就《袁偉民與體壇風云》一書，他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要出書就一定要講真話，講實話。我之所以要出這本書，目的就是為了把經驗和教訓留下來，把體育上重大事件的歷史真相如實告訴大家。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也有很多人鼓勵我說，你不出來說話，就沒有人說真話了，歷史就這么錯下去了，我明明知道真相卻不出來糾正，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正是因為這樣的態(tài)度，所以很多讀者在讀后都感覺十分震驚，看到了很多以前不為人所知的信息。
官做到多大也逃不出人格與人性。于普通人而言，忠誠老實是做人的美德；于官員而言，忠誠老實，就是一個政權鞏固的基石。所以，更應注意力戒力持，做到以忠誠老實之心，面對各種事情，無論其大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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