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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jié) 第二章

  三余莊七中隊豬圈有個喂豬的老頭兒,姓韓,家住德勝門外,他老婆是延慶縣農(nóng)村人。他見新上任的統(tǒng)計員年輕英俊,為人厚道,一打聽,原先還是在大學里教 書的,就惦著讓老婆在延慶農(nóng)村給他找個對象。于是這個“月老”就主動地找到了張永賢,半年中不下三四次跟張永賢說起這件事兒。說那個姑娘今年還只有18 歲,怎么漂亮、怎么賢惠之類。那一年,張永賢28歲,兩人相差十歲,差距不算太大。但是他也很猶豫。不是年齡問題,而是勞改農(nóng)場不是成家立業(yè)的地方。他根 本就沒考慮過要在這樣的場合結婚。可又架不住韓老頭兒一個勁兒地相勸,張永賢終于被他說動了,答應先見個面,時間定在1964年的國慶節(jié)。
  
  到了國慶那一天,姑娘已經(jīng)到了德勝門外韓老頭兒家,張永賢卻臨時有事情去不了。
  
  什么公務如此重要,連相親這樣重大的事情都顧不上?
  
  說起來也不是什么大事兒,而是與教養(yǎng)人員利益有關的小事兒。
  
   那時候,團河農(nóng)場承接了一宗“買賣”,要在農(nóng)場的南面開挖一個人工湖,把挖出來的泥土堆成假山,再建起一些房屋來,以供人們度假用。任務就落到了三余莊 這些右派們的肩上。挖土方可是個重活兒,不論是挖土的,抬土的,每天都要出幾身大汗,光靠早晨那一個窩頭一碗粥,根本頂不住。因此凡是北京有家的,紛紛要 求家里送吃的,最好是肉食,最多的是炒面。北京沒家的,就偷偷兒寫信回家要家里寄。其實,這些人都不是為了“貪圖享受”,而的確是肚子餓,干不動活兒。按 說,教養(yǎng)人員從自己家里拿吃的來,為農(nóng)場干活兒,是一件“大公無私”的事情,應該鼓勵,至少不應該反對。但是當時的勞改農(nóng)場最怕傳出“勞改隊里吃不飽”的 “謠言”,因此特地規(guī)定:不論是接見送來的還是郵包寄來的,食物一律不得超過一公斤。我值班的時候,采取的是“瞞上不瞞下”政策,讓隊長檢查的,的確只有 一公斤左右,剩下的,都塞在我的鋪底下,等晚上再叫人家悄悄兒拿走。曾經(jīng)有過一個姓林的勞改釋放人員當值班員,采取的是“鐵面無私”政策,接見的日子,凡 是家屬送來的食物,愣是用秤稱過,多出一公斤的一律退回!在隊長面前,他固然賺了個“好”,在教養(yǎng)人員的心中,可也賺了不少的罵!
  
   在南苑街上,有一家小飯館兒。也不知道是誰給他們透露的消息,得知三余莊有這么一批“餓鬼”,常年患有“胃虧食”癥,于是每逢三余莊休息日,就派兩個姑 娘用三輪車拉來油餅、火燒、豬頭肉之類,在七中隊門口叫賣。開頭只限于手頭有幾個零錢的人光顧,后來有人到隊部去苦苦哀求,總算說軟了隊長的鐵石心腸(關 鍵還是吃飽了好多干活兒),允許手上沒有現(xiàn)金的人,采用統(tǒng)一記賬的方法,也能吃到油餅。但是一次只允許買兩個,多了不許。
  
  統(tǒng)一記 賬,任務就落到了中隊統(tǒng)計員的身上:誰買了油餅,要開列名單,從各人的存折中提出錢來,匯總后交給賣油餅的姑娘。原先主持這一工作的統(tǒng)計員姓蘇,上海人。 這個人勞改出身,對教養(yǎng)人員的餓肚子,有些“飽漢不知餓漢饑”,執(zhí)行隊部的指示很堅決:隊長指示每人一次只許買兩個油餅,他就多一個也不許。因為他說話有 些女聲女氣的,大家都叫他“蘇三”,以此發(fā)泄對他的不滿。
  
  自從張永賢接任統(tǒng)計員以后,他是親自嘗過“餓鬼道”中的滋味的,知道餓 著肚子做土方,餓得眼前金星亂迸有多么難受,因此采取的也是“瞞上不瞞下”政策,只要買油餅的時候隊長不在旁邊盯著,就網(wǎng)開一面,只要不過于出格,油餅、 火燒、豬頭肉之類盡可能敞開了買,以滿足“餓鬼”們的需求。
  
  國慶期間,正是“油餅姑娘”來賣油餅的日子。張永賢如果不在,勢必由隊長親自“主持工作”。那么一來,“每人每次兩個”的規(guī)定,勢必堅決執(zhí)行,節(jié)后的一個星期,必然又要“眼冒金星”了。
  
  就為了這件事情,張永賢國慶節(jié)期間沒有休息,10月3日趕到德勝門外,那個延慶姑娘見他老也不來,差點兒就要走了。
  
  一見面,那姑娘果然長得不錯,臉皮白白的,眼睛大大的,辮子長長的,身材也很苗條勻稱。既然是“相親”,反正就是玩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怕路途遙遠,一起到頤和園去玩兒個痛快。
  
  姑娘姓閻,延慶縣緊北邊的閻莊子村人,家里父母雙全,貧農(nóng)成份,有個哥哥是鄉(xiāng)村小學的教員,還是黨員。她自己小學畢業(yè),是共青團員。
  
   一聽她家的政治情況,張永賢就覺得兩人的身份有些懸殊,無法結合。如果女方是地主或富農(nóng)的女兒,倒是“門當戶對”了。于是他盡自己所能,給她解釋什么叫 做“右派分子”:簡單地說,右派分子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從性質(zhì)上說,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閻姑娘不信,反問:你不是已經(jīng)摘了帽子了 嗎?只要摘了帽子,就說明你不再“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了。張永賢只好再給她解釋為什么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依舊是右派分子。但是說來說去,怎么也無 法使她明白他們倆是兩個政治體系中的人,是不能結合的。閻姑娘最后竟說出了這樣的話:要是就因為我是個團員你不能娶我,那我就去退團。


  
  看起來,閻姑娘是真喜歡上這個一肚子學問的右派分子了。也許她十分明白:張永賢要不是一個右派分子,像她這樣一個農(nóng)村戶口的小學畢業(yè)生,是說什么也不可能跟他談婚論嫁的。
  
  張永賢被閻姑娘的樸素純真感動了。這是一張真正的白紙,可以讓張永賢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一天的暢談,婚事就這樣基本上定下來了。
  
  11月7日,星期六。張永賢請假由西直門乘夜間火車去延慶閻家。實際上是上門去讓女方相親。這樣的人才,當然老岳父一眼就看中了。
  
   1964年12月31日,閻姑娘來三余莊商談結婚事宜。當時是冬季,張永賢打算先回重慶探親,然后再舉行婚禮。這有兩個原因。第一,一旦結婚,北京有了 “家”,按規(guī)定就沒有探親假了。第二,盡管這是二勞改的婚禮,但的確是老右們的第一樁“天賜良緣”,不但張永賢自己打算辦得“稍許像樣”些,就是我們大家 也都有這個意思。
  
  接著就是帶閻姑娘去購買結婚用的衣服。張永賢是個三級工,每月工資41塊6角,比我多十來塊,因此積蓄比我多,買幾套毛衣毛褲、單衣單褲之類,還是能應付的。
  
   張永賢雖然是個大學老師,卻是個十分“保守”的人物。盡管婚事已經(jīng)定下來,老丈人也點頭了,可以算是“名正言順”的夫妻了。云照洋也把鋪蓋搬出去,把統(tǒng) 計室讓給他們?蓮堄蕾t卻住在教養(yǎng)隊王鶴峰的鋪位上。王鶴峰表現(xiàn)良好,準許假日回家。但張永賢已經(jīng)是“就業(yè)人員”,要住到教養(yǎng)隊的大炕上去,還得專門找隊 長請示呢。


  
  1965年2月1日,張永賢乘火車經(jīng)成都回重慶探親。這一天是陰歷除夕。因為春節(jié)期間一票難求,惟獨除夕這一趟車頗為 寬松。當時還沒有襄渝線,去重慶必須途經(jīng)成都。為此張永賢受托去了還在三余莊教養(yǎng)的楊路和李泰倫家,幫他們辦事。在成都停留兩天后才到重慶。等到張永賢返 京回到三余莊,那里的“就業(yè)人員”包括張永賢在內(nèi),都已經(jīng)調(diào)到了園林二中隊。張永賢的鋪蓋行李,也已經(jīng)被運到二中隊了。
  
  幾度奔波周折,他們終于約定9月初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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