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節(jié) 國際國內險惡形勢和清廷的財政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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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問題既有國際因素，又有國內因素。國際因素是歐洲在此時處于相對和平階段。當時，歐洲分為兩大陣營，英法對陣普魯士、奧地利、沙俄，雙方實力相當。因此，歐洲各國把主要軍事力量都放到了對亞非拉的擴張上。作為當時世界第一強國的英國和歐洲憲兵沙俄，在對外立場上既合作又抗爭。在中亞地區(qū)，英國、俄國、浩罕國便與中國發(fā)生了侵略與反侵略的斗爭。
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下，又有英國和俄國的紛爭，俄國和阿古柏的爭斗。不明確這一點，我們就不能理解左宗棠收復新疆之難。
國內形勢更加險惡。參加角逐的有：清廷和起義軍兩大類。起義軍包括漢族農民起義、苗族和回族農民起義。漢族農民起義有太平軍和捻軍的余部以及西北地區(qū)的起義，如陜西的董福祥。清廷方面則有官軍、湘軍、其他地方軍等。
當時，太平天國帶動了全國各地農民、少數民族起義，西北有陜甘回族起義、西南有云貴苗族、回族起義。而統(tǒng)治階層內部存在各種沖突：中央軍與地方軍的沖突；滿漢官員沖突；地方軍之間的沖突等。特別是當時清軍實力最為雄厚的湘淮軍的沖突在此時也較為激烈。除此以外，湘軍內部也有老湘軍、楚軍、淮軍三大系統(tǒng)間的矛盾，淮軍與淮軍的沖突、楚軍與淮軍的沖突等。
湘楚淮軍的沖突同時代表著政治權力的劃分，以前人們常說李鴻章和左宗棠的沖突，而其實在這一階段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沖突也逐漸增多。李鴻章勢力的快速上升，使得曾國藩的勢力范圍逐步縮小，特別是淮軍只聽從于李鴻章，曾國藩根本無法調動，使得戰(zhàn)斗力大打折扣，這也是湘淮軍在平捻作戰(zhàn)中起初失利的主要原因。
為了鎮(zhèn)壓各地的農民起義、少數民族起義，晚清政府在財政方面捉襟見肘。那時每年的晚清政府財政收入在五六千萬兩，然而鎮(zhèn)壓少數民族的軍費卻占有巨大的數目，再加上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及和各國簽訂的賠款更使得晚清政府的財政收入難以為繼。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賠款數額：英國商人200萬兩，軍費600萬兩；法國商人100萬兩，軍費700萬兩。除了一部分作為撤軍條件外，剩余部分海關收入每三個月一期分期償還。
除此之外，在左宗棠攻略西北的十多年里，還有其他一些小型賠款。例如1874年日本退出臺灣賠償50萬兩，還有1858年賠償俄國30.25萬斤茶葉。如果說這一時期對外賠款總計賠款在2000萬兩左右，還不足以產生致命影響的話，那么龐大的官員、官吏薪俸則屬于大頭。以八大總督為例，這些一品大員的年收入皆在10萬兩以上，而能與總督薪俸比美的還有諸如漕運總督、主管鹽務海關等各類衙門的總督大員等。這些一品地方大員的年收入就達到一百五十萬兩以上，因為他們的收入中僅有大概五分之一由中央財政以養(yǎng)廉銀發(fā)放，其余都是地方供給。所以這勢必擠壓地方軍費、對民生的投入。
這些一品大員的收入占據官員收入的十分之一。為此，全國官員的薪俸、皇室享樂等又占據了兩三千萬兩。
每年的財政收入僅這兩塊兒就基本上用完了。如此情況下，各地賑災、水利工程、軍費等資金從何而來？清政府只能對內實行苛政，對外則是大幅度借債。
晚清政府大幅度借外債：1853年到1886年各類軍事借款3550萬兩，1872年到1890年其他借款1040萬兩。在這將近5000萬兩的借款中，直接用于左宗棠進兵西北的借款有1060萬兩。
通過上述論述，我們就能看出左宗棠進軍西北有多么艱難，既有政治方面的掣肘，又有軍費籌集的艱難。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還利用各種手段擠壓西征軍費。在他的運作下，各地官員或者拒絕供給軍費，或者拖延軍費，造成左宗棠不得不對外借款，由此給左宗棠帶來了近百年的罵名。直到今日都有一些錯誤觀點流傳：
如果左宗棠的巨額軍費用在海防上，那么甲午戰(zhàn)爭恐怕就會呈獻另一種態(tài)勢；
左宗棠大舉借外債，造成國家經濟被外國人操縱，貽害無窮。
在本章，我們將對這兩種極為錯誤的觀點進行批駁。
現在，我們就先敘述國內，再陳述國際形勢。對于這一問題的詳細闡釋，將使得我們更理解左宗棠進兵西北的艱難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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