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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年，由于邢州盜匪猖獗，民不聊生，赤地千里，十室九空。同為邢州人的劉秉忠與張文謙一起向忽必烈建議道：“今民生困敝，莫邢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緩。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于我，則天下均受賜矣！”忽必烈采納了他們的意見，先后派遣趙瑨、李惟簡（或名李簡）、劉肅、張耕、趙良弼等人前往整治，這些人多為忽必烈在金蓮川時所網(wǎng)羅而來的“宿儒俊造”。他們在忽必烈的全力支持下，積極推行新政，改變以往蒙古統(tǒng)治者竭澤而漁的掠奪政策，他們在邢州行楮幣以通民貨，興鐵冶以足公用，勸課農(nóng)桑，設置驛館，整頓糧倉。不到幾個月，邢州大治，戶口增加幾十倍，百姓樂業(yè)，被稱為樂郡。邢州治理的成功，給周圍地區(qū)提供了樣板，于是其他郡縣爭相效仿。忽必烈大喜過望，開始在較大范圍內(nèi)推行漢法。治邢的成功為忽必烈日后統(tǒng)一全國、建立元朝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到了次年（1252年），蒙哥汗大封同姓，命忽必烈于南京關中，自擇一處，作為他的封地。忽必烈與姚樞商議，姚樞獻計道：“開封逼近黃河，水道遷徙無常，土薄水淺，不若關中深居腹地，險要可恃，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忽必烈于是很希望選關中。蒙哥汗道：“關中雖好，但人戶寥落，所得財賦，你如何夠用呢？我瞧河南懷孟一帶地方，人煙很是稠密，如今也歸你掌管，方可以調(diào)劑得平。”因此忽必烈盡有南京關中之地。
　　
　　當時的河南，與宋接壤，仍是交戰(zhàn)地區(qū)，情形特別混亂。忽必烈有鑒于此，便請求蒙哥大汗允許他在河南、陜西“試治”，以圖挽救。“壬子……帝言之憲宗，立經(jīng)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使；陳紀、楊果為參議；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御，敵去則耕，乃置屯田萬戶于鄧，守城以備之。”河南經(jīng)略司設置的意義和邢州安撫司不同，前者旨在開斥邊徼，后者意在爬梳蕪穢。所以他們在河南的主要措施，也具有軍事意義，但主要仍不外恢復漢法以代替擾民的習慣法。史天澤等人推行的漢法，其一是“選賢才舉幕府以清其源”，即對地方管理機構(gòu)的改革；其二是“置提領布郡縣以察奸弊”，通過設置監(jiān)察官員，對以權謀私、違法亂紀行為進行整頓；其三是調(diào)整賦稅政策，減輕經(jīng)濟剝削，這是實行德治、仁政的主要政策之一；其四是推行紙幣制度，積極發(fā)展商業(yè)，促進經(jīng)濟文化交流；其五是在西起鄧州、東連陳州、桃源的沿邊地區(qū)屯田守邊，設立糧倉，以保證軍隊糧食供應。“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行于野民安其樂，出于途商免其露處，觀民俗則庶而有教，察軍志則又知夫怯私斗而勇公戰(zhàn)。威行惠布，陽開陰肅，內(nèi)外修治，略無遺策，河遠流潤，衛(wèi)亦復承平之舊，宋為墮其北門矣！”
　　
　　對關中的富庶，其他蒙古貴族也都垂涎已久。因而，在蒙金戰(zhàn)爭時期乃至金朝滅亡以后，他們爭相在關中進行搶掠、屠殺，并且舍不得關中這塊肥肉，都紛紛在這里搶奪土地，建筑豪華府邸，以各種手段搜刮民財民女，把一個關中搞得凋敝不堪，民不聊生。到忽必烈受封時，富饒的關中八州十三縣的戶口竟然還不到一萬，經(jīng)濟的破壞達到了歷史的最高點。
　　
　　既然關中成為了忽必烈的封地，這個求賢若渴的藩王并非像別的親王、將領那樣目光短淺，把關中作為享受榮華富貴的安樂窩，而是從長治久安、建立鞏固的根據(jù)地這一目的出發(fā)，對它進行了經(jīng)營、治理。他利用自己的權力，首先將不法的蒙古將領以釜底抽薪的辦法從京兆調(diào)到興元各州戍守，并在京兆設立了從宣府，派自己的得力助手、時任幕府尚書的姚樞出任京兆宣撫司長官，任命楊惟中為宣撫使、商挺為郎中，前往治理關中地區(qū)，從此將自己的政治勢力深深地植根關中。但不久姚樞就隨忽必烈前往云南的前線，主持關中政務的實際上是楊惟中與商挺兩人，這兩位以儒道濟世的王府幕僚也沒有辜負忽必烈的期望。
　　
　　楊惟中剛到關中，便對關中地區(qū)的政治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治與改革。在訪察民情的時候，他看到駐守關中的將帥都驕橫貪婪，以各種手段盤剝百姓，其中有一位郭千戶，更是貪暴無比，不僅貪財而且貪色，竟然殺死人家的丈夫奪走了人家的妻子。楊惟中知道此事后，立即查辦，將這位郭千戶處死并示眾，從而震懾了將帥，使關中秩序肅然。商挺也發(fā)揮了自己的才能，他協(xié)助楊惟中選拔了一批賢明的官吏，同時罷黜了一批貪官污吏，再次申明上下尊卑的封建秩序，將長期積壓拖延的刑事案件果斷地處理干凈，印發(fā)幣布來促進商業(yè)貿(mào)易，又在民間鼓勵農(nóng)桑，減輕了百姓的賦稅，使治理取得很大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