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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244年（乃馬真后三年），當時北方著名的才子趙璧、王鄂等相繼來到忽必烈身邊，開始向他宣傳孔孟之道，探討儒家學說和“以儒治國”。在子聰和趙璧等人的影響下，忽必烈了解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儒家的平生志向。要想平治天下，就離不開有真才實學的大儒；要想治理好中原，必須實行孔孟的圣人之道。從此，忽必烈本人對儒學深信不疑，還挑選了十名蒙古子弟讓他們跟隨趙璧學習儒家經(jīng)典，并親自檢查他們的功課。忽必烈繼續(xù)網(wǎng)羅人才，北方的著名學者張文謙、張德輝、竇默等相繼來到忽必烈身邊，深受忽必烈賞識，而張德輝又進一步澄清了當時流行的“金以儒亡”的觀念，使忽必烈樹立了改用儒者治國的決心。在劉秉忠、姚樞等人的輔佐下，忽必烈在金蓮川制定了“廣招天下英俊，講論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針。在幾十年的戰(zhàn)火中，處境惡劣的儒生們如久旱逢甘露一樣奔走相告，忽必烈的“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迅速傳遍天下，人們爭先恐后地推薦自己了解的人才，一批有識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
　　
　　1252年，為了取悅忽必烈，孔府還請出大儒張德輝與元好問等覲見忽必烈，跪請他為“儒教大宗師”；并建議遵照耶律楚材的方針，考選儒士，減免儒戶兵賦等負擔。堂堂華夏“圣學”，竟然請得一位雙手沾滿無數(shù)漢人鮮血的少數(shù)民族首領來做大宗師，孔府真正實現(xiàn)了“以德報怨”的最高境界。
　　
　　雖說不識幾個漢字，忽必烈還是愉快地接受了他們的請求，出任“儒教大宗師”。心情大好之下，忽必烈蠲免了孔府和儒戶的兵賦，一群儒士彈冠相慶歡呼雀躍，“君子謀道不謀食”在這里得到了完美的體現(xiàn)。
　　
　　忽必烈經(jīng)常與元好問等人探討金朝由盛變衰的原因，以及歷朝人才得失的情況。郝經(jīng)對忽必烈道：“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可以為中國之主。士于此時而不自用，則吾民將成為斧鉞之質，土野之糞，將會無遺類矣。”忽必烈上臺前，劉秉忠、徐世隆曾向他建議道，“典章、禮樂、法制、三綱五常之教”乃“治亂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只有推行中國原有的治國之道，才能做中國的皇帝。他們想使忽必烈認識中原文化的實質和內涵，治理漢地便必須采行漢法，因此必須創(chuàng)建制度，以便恢復秩序重建中原。他們不愿意把游牧制度移植于中原，但也不敢奢望征服者能全盤漢化，他們所期求的是糅合蒙古制度和中國治道，參照遼金遺制，制定一代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