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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節(jié) 選擇治療方向比選擇治療方法更重要

  如果沒有見識過醫(yī)生之間的見仁見智和爭執(zhí)不下,你永遠不會理解,所謂“癌癥診斷”是多么不牢靠。盡管如此,我們從來沒有這么強烈地意識到,不聽醫(yī)生勸告,會讓你承擔起更大的精神負擔。
  
  當初我們共同做出“暫緩手術,密切觀察”的決定,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全家人每天都在擔憂“耽誤了治療最佳時機”——這正是來自醫(yī)生的最嚇人的警告。
  
  這天晚上我們忽然得到消息,上海華山醫(yī)院的周良輔大夫來到北京。曉東立即把電話打將過去。他知道我們已按他的建議完成“波譜檢查”后,立即同意次日為我再做一次會診。
  
  “好消息……”妹妹和曉東爭先恐后敘述事情經(jīng)過:周良輔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認為是“腦轉移瘤”的診斷。他在仔細分析了“波譜”掃描膠片之后,居然有了一個新結論:顱內病灶不像是腫瘤。它有可能是一種罕見的炎癥!
  
  “當然,一切仍是判斷。”他對她們說。也許是想盡量減少自己結論的含混不清,他耐心地解釋“波譜”(MRS)在“鑒別惡性腫瘤”方面的獨特功能。在確認她們已經(jīng)完全理解了他的話之后,他繼續(xù)說,“這個檢查有80%的可靠性”。
  
  “可是我們在北京看的醫(yī)生,不是看不懂,就是看不起。”曉東說。
  
  “那就到上海來檢查。”周笑著解釋,這是個新的技術,的確還沒有廣泛使用。最后,他非?隙ǖ卣f:“現(xiàn)在不必做任何治療。再觀察一個月。重新做核磁共振。”
  
  妹妹繼續(xù)為我解釋周良輔的話。我意識到這是西醫(yī)專家第一次傳達給我們一個樂觀信息,也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暫緩手術,繼續(xù)觀察——第一次獲得醫(yī)生的首肯。
  
  我們全都大松一口氣。盡管如此,我還是告訴自己,千萬不可過分樂觀,尤其不能認為自己已經(jīng)轉危為安。我們只能慶幸迄今為止沒犯錯誤,同時也更加相信,疾病猝然降臨之時,不恐懼、不驚慌、不盲目跟從醫(yī)生的指揮棒到處亂撞,比任何靈丹妙藥都重要。
  
  才過了20個小時,周良輔大夫的樂觀判斷就遭到挑戰(zhàn)。
  
  “波譜檢查在惡性腫瘤確診方面的意義沒有那么大。”黃峰平大夫針對周良輔的診斷表達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黃大夫是上海華山醫(yī)院副院長,他是周的上級。就像周良輔大夫一樣,這也是我們第二次請他會診。他不同意周大夫的分析,尤其不能同意腦袋里的病灶是“炎癥”的說法。那個促使周良輔大夫改變看法的波譜檢查結果,在他看來,不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新證據(jù),也不能改變他在幾周前上海會診時的結論——“惡性腫瘤”。


  
  不過,考慮到幾周來我的病情進展緩慢,他又補充說:“惡性程度較低,在2~3度之間。”
  
  在這一點上,他和大多數(shù)專家不謀而合。與眾不同的是,他格外看重我的左肺上葉的病灶。我知道,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醫(yī)生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我的腦部病灶,只有他對我的左肺表現(xiàn)出強烈擔憂。后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相當有預見性的擔憂?稍诋敃r,我對肺部病變沒有任何感覺,而顱內病灶帶來的全身不適卻時刻困擾著我。我們內心的緊張和焦慮全都指向腦袋。
  
  黃峰平大夫用一句話結束了那次午間會診:“最終確診還是要靠活檢。”
  
  事實上,醫(yī)學界目前也只有這一點能夠統(tǒng)一。我們終于明白,迄今為止我們所作的所有血液化驗和影像檢測——X光透視、CT掃描、核磁共振掃描、波譜掃描、PAT掃描,都只是個參照。如果不讓醫(yī)生弄破我的腦殼,把腦仁取出一塊,就永遠也不會知道里面那些東西到底是什么!
  
  于是我們開始詳細討論醫(yī)生的一項建議——實施腦穿刺手術,取出活體檢驗。不過,很快就放棄了。一想到要在自己丈夫的腦袋上鉆個洞,還要把一個鉤子插進腦漿里去,曉東就不能忍受:破壞了正常的腦組織怎么辦?弄斷了腦神經(jīng)怎么辦?會不會帶來永久性的后遺癥?會不會刺激癌細胞的生長?又會不會把癌細胞牽扯到別處,留下轉移的禍根?就算你知道了腦子里的東西是個什么,又能怎么辦?最糟糕的是,即使你讓醫(yī)生把腦殼打開,他們還是有可能爭論不休。

  
  我們曾這樣問醫(yī)生:“做活檢就肯定能100%確診么?”
  
  “不能肯定。”醫(yī)生很肯定地說,“即使是活檢,也不是沒有誤診的可能。”
  
  我們繼續(xù)奔波,恨不得遍訪天下所有名醫(yī)。一番周折之后,我們見到了北京宣武醫(yī)院神經(jīng)介入中心的主任凌鋒。也許是為了避免先入為主的成見,她在我的那些膠片上花的時間特別長。在一陣漫長的沉默之后,她終于把眼睛從膠片上抬起來。她說,在“波譜掃描”的所有膠片中,只有兩張可以和早先的膠片加以對比。但是切片的位置和角度還是有細小差異。所以,不能據(jù)此判斷病灶部分縮小了,“但至少可以說沒有長大”。
  
  好了。我們得到了第一個結論。清晰,而且有說服力。
  
  然后她開始討論第二個問題,也是我們更加急切地想知道的:這到底是個什么東西?
  
  “不像是占位性病變。”她單刀直入,一點也不含糊。
  
  她試圖用普通人能夠理解的語言來代替“占位性病變”這個醫(yī)學術語。“如果是腫瘤,不管是原發(fā)的,還是轉移的,它都會把別人的位置占據(jù)了。把正常的腦組織擠壓到一邊去。但是……”她停下來,用手指點膠片,“這里,這里,還有這里。小腦的紋路正常。擠壓不明顯。這是不像‘占位性病變’的理由。”
  
  然后,她把注意力轉向病人,開始仔細詢問頭部和全身的癥狀,當她知道這些癥狀在過去幾周沒有更加嚴重,其中有一些甚至還明顯減輕了,就顯示出一種特別的關注。這些情況我們曾對見到的每一個醫(yī)生敘述,但是他們不是不相信,就是完全忽略不計。只有她,把這些作為診斷的重要參照。
  
  “如果是‘占位性病變’,不會沒有治療就越來越好轉。”她總結道,“從片子和本人癥狀來看,不支持‘占位性病變’。”
  
  她說完了!就這么簡單?
  
  這一番話清晰和精確,而且證據(jù)確鑿。然而好消息來得過于突兀,叫人有些難以置信。我們遭遇了太多的失望,不能不小心謹慎。這是一個可以讓我死而復生的轉折點嗎?可是所有那些悲觀主義者們的結論,不也是斬釘截鐵的嗎?膠片上面赫然存在的那個乒乓球般的病灶,又怎么解釋呢?
  
  凌鋒大夫又開口了。她的眼睛也在盯著那個“乒乓球”,就像是看穿了病人的疑慮。不過,更可能是職業(yè)天性驅使她在為對立觀點尋找理由。她說,從形態(tài)上看,病灶部位比較圓,特別規(guī)則。經(jīng)過增強掃描之后,邊緣有增強反應。這些都可以成為判定“腫瘤”的理由,也是她不能排除“腫瘤”的理由。

  
  她一再提到“理由”,這令我信服。像所有病人一樣,我很在乎診斷結論。但是,在聽了那么多完全對立而又不容分說的結論之后,我現(xiàn)在更感興趣的是導致結論的理由。凌鋒大夫的“一家之言”的確有一些很難質疑的理由。而且,如我所期待的那樣,她還能為不同的觀點尋找依據(jù),這反而讓我對她的為人更加信任。
  
  最后,她建議我們把觀察時間延長至三個月。
  
  “觀察。觀察很重要。”她說。
  
  這時候,她的樣子看上去更像個善解人意的醫(yī)療顧問。她考慮到我們的所有顧慮,也考慮到病情發(fā)展的各種可能性。她說,病人的癥狀有好轉,至少沒有證據(jù)證明是在惡化,所以,觀察不會帶來新的風險。老風險當然還存在。惡性腫瘤的特點是長得特別快。如果是這樣,提前三個月手術也沒有意義。做了手術都有后遺癥,還來不及恢復又轉移了。“所以,觀察幾周。如果癥狀加重,可以隨時做手術。如果癥狀不加重,或者好轉,就等三個月再做一輪檢查。”
  
  盡管我們仍然不能肯定腦袋里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但我們還是從這次會診中得到了一些相當確定的信息:
  
  1,樂觀的診斷結論是有根據(jù)的,就像所有最絕望的診斷也有根據(jù)一樣。
  
  2,所有醫(yī)生都同意一件事:如果那是惡性腫瘤,將迅速惡化,尤其不可能在不經(jīng)治療的情況下好轉。
  
  3,沒有證據(jù)顯示我的病情在過去六周里迅速惡化。
  
  我們繼續(xù)觀察。因為支持我們的醫(yī)生又增加了一位,所以日子過得更有信心。就這樣又挺了兩周,國外幾位專家第二次會診的結果傳到北京。他們把最新的“波譜掃描”同首次核磁共振膠片加以對照,結論如下:
  
  1,腦病灶是原發(fā)腫瘤或者炎癥,可能性各為50%。
  
  2,在臨床中,酷似腫瘤而實際上是炎癥的病例,低于2%。
  
  然而比影像診斷更重要的是他們傳遞過來的專業(yè)經(jīng)驗。他們說,
  
  看片子是重要參考,但更重要的看病人的癥狀。炎癥往往是突然發(fā)作,又漸漸好轉。而腫瘤的癥狀是身體漸進式的出現(xiàn)不適,并且越來越厲害,不會自行好轉。
  
  我忽然明白,在這條漫長曲折的診斷之路上,所有醫(yī)生在起點并無明顯差別——都認定我的機會低于2%。差別發(fā)生在幾周之后,大部分中國醫(yī)生不在乎我的癥狀演變,只把膠片奉為金科玉律;而少數(shù)中國醫(yī)生和所有外國醫(yī)生會認真傾聽病人的陳述。他們肯把“良性”的概率從“低于2%”提高到“50%”,不僅僅是依據(jù)影像,而且還充分考慮了病人的癥狀。
  
  奇怪的是,我本人從沒有出國就診,也沒見過那些外國醫(yī)生!我整天都在中國醫(yī)生的眼皮子底下,喋喋不休地講述我的病情!可是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國醫(yī)生那里都不能得到回應?我苦思數(shù)日,終于有了答案。原來醫(yī)生也可以分為兩種:一種醫(yī)生只相信自己,另外一種醫(yī)生也相信病人;一種醫(yī)生只把病人當病例,另外一種醫(yī)生把病人當人。
  
  最后,也是最要緊的,我還更全面地理解了“觀察”的含義。根據(jù)凌鋒大夫的說法,它不僅要有病人自己的感覺,還要依靠醫(yī)生的臨床檢查。用不了多久,我便意識到這個建議的價值:這不是簡單的治療方法,而是在為我們選擇治療方向。
  
  這是我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因為,對于一個癌癥患者來說,選擇治療方向要比選擇治療方法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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