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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jié) 仁義道德的規(guī)范與說教,當(dāng)真是這樣多余嗎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贅縣(xuán)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于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
  
  有人足趾大拇哥與二拇趾連到一起,有人手上長出第六根指頭,你說這是自然而然地長出來的吧,它不符合常規(guī)正道。有人長疣子,長懸掛在身上的肉瘤,你說這是身體、體表自行生長出來的吧,它們卻又顯得那么多余累贅。有人喋喋不休地強(qiáng)調(diào)仁義(禮智信)的作用,并將之比附于五臟,但這并不是道德的正宗與根本。為什么說這些東西不是正宗根本呢?就像腳趾頭連在一塊兒了,反倒沒法使用了。手指頭多出一個六指,也是無用的廢物。在正宗的道德、自然的情理道理之外,在正宗的五臟六腑之外附加上生硬勉強(qiáng)的仁義行為規(guī)范的解釋,應(yīng)該說這是額外的瞎忽悠,是濫用聰明,畫蛇添足,庸人自擾。
  
  《莊子•外篇》提出的這個問題十分有趣。原因是既然老莊都主張道法自然,主張一切的一切都是道的下載,都是天的作品,都是天的無為而無不為,都是自然而然運(yùn)動作用的結(jié)果,那么,那些非自然、反自然、非道、背道而馳、逆天、忤天、天譴、傷天害理的人和事,那些荒謬絕倫的主張和異端邪說、現(xiàn)象和事件,又是從哪兒來的呢?
  
  我個人早就苦苦地思考這個問題。二三十年前有一陣子,在大反了一段人性論,視人性為不共戴天之?dāng)持,人性之說在我們這里大行其道,似乎只要具備了人性,世界就變成了天國樂園。我們把什么好事都?xì)w功于人性,我們創(chuàng)造了“人性美”一說,美哉人性是也。那么,那些反人性、滅絕人性、反人類,與人類為敵的人、事、理論、邪教、黑幫,歷史上、生活中那些黑暗的篇章又是從哪兒來的呢?它們是妖魔鬼怪嗎?如果是,那就變成了二元論,等于承認(rèn),道以外還有非道、反道、獨(dú)立于大道之外的世界與本原存在,自然以外還有脫離開自然的另一個非自然的自然(即妖魔鬼怪的自然)與反自然的自然(即自然的自我毀滅程序)存在。也就是說,天以外還有一個與此天作對,與此天不相為謀而且針鋒相對的另一個天存在,如黃巾起義者所言“蒼天已死,黃天當(dāng)立”。那么,世界上注定了充滿血腥的斗爭,誰也沒有辦法。
  
  這也就像俄羅斯芭蕾舞劇《天鵝湖》的女主角是白天鵝,乃出現(xiàn)了一個對立面黑天鵝一樣。2004年我訪問俄羅斯的時候,甚至于看到了新的舞劇版本:黑天鵝硬是要下套,她的邪惡性感使王子迷惑了,王子落入了黑天鵝的圈套?嗫嗟貟暝陌滋禊Z的形象并沒有能夠喚醒王子,厄運(yùn)降臨在白天鵝身上。這段舞劇相當(dāng)刺激,令人心情久久不歡。


  
  然而也可以有另一種思路,老子已經(jīng)指出,道的特點(diǎn)之一是反,是包含著、糾結(jié)著自己的反面,會轉(zhuǎn)化為自己的反面。而《莊子•內(nèi)篇》中也天才地指出,生與死其實是一回事,叫做無為頭、生為脊、死為尻,死生存亡是一體的(《大宗師》)。這就是說,道本身包含著道的對立面,包含著非道、反道、背道而馳的可能與現(xiàn)實。自然包含著自然的對立面即自然的敵人,包含著對于自然的破壞性、顛覆性、毀滅性因素與程序。天道、天意、天威、天命當(dāng)中包含著逆天、欺天、傷天害理的因子。同樣,道德當(dāng)中包含著罪惡的因素,如非道德、反道德、偽道德、偽君子以及在道德的名義下大言欺世、你爭我奪、互相攻擊的事實與可能。禮法當(dāng)中包含著毀滅禮法的因素:禮法變成空論,變成名不符實,變成虛與委蛇,變成莫大騙局等等。
  
  也就是說,有了蒼天,就必然有黃天或昏天(黑地)。有了白天鵝,就必然有黑天鵝或其他顏色的天鵝。有了五個腳趾的正常分岔,就必然有個別人兩三個腳趾連結(jié)在一起,分不開岔。有了正常的五指,就必然有多出或少出一個或更多的岔的異態(tài)。有了光滑完整的皮膚,就必然有各種變態(tài)病態(tài):附贅懸疣,還有更普遍的有時未必被認(rèn)為是病變的青春痘、神經(jīng)皮炎、牛皮癬、紫癜、白癜。它們的出現(xiàn)是必然的,也是病態(tài)的。病態(tài)出于自然和必然,同時自然和必然又要求矯治病態(tài)。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要求絕對的全無病態(tài),這才是病態(tài),這孕育著比時有病態(tài)更大的風(fēng)險。例如,傳媒上一片漆黑,固然是病態(tài),傳媒上只有“烈火烹油,鮮花著錦”,恐怕也是病態(tài),其危險性不亞于一片漆黑。

  
  以人來說,遺傳基因會發(fā)生變異,正常的細(xì)胞存在的同時會有病態(tài)的細(xì)胞乃至于癌細(xì)胞出現(xiàn)。一方面,生理的正常發(fā)展、發(fā)育、繁殖造就了人體或生命的正常模式;另一方面,從受精卵到生命的每一個過程,每一段發(fā)展,以及從出生到長大到老死,每一天每一刻都存在著變異、走向反面、病態(tài)化、惡性化的可能。也許應(yīng)該說,健康與病態(tài)就像生與死一樣地緊緊相依,實為一體,細(xì)胞的分裂既是生長也是老化更是死亡,生理過程的另一面就是病理,營養(yǎng)的另一面就是廢物與毒素,手指、腳趾的另一面就是駢趾與枝指,完整光滑的皮膚的另一面就是附贅懸疣。自然的另一面是非自然、反自然,大道的另一面是非道、反道,天的另一面是逆天違時、倒行逆施。只有包含著自己的對立面的存在,才是全面的平衡的與可靠的存在。只有能夠包容、化解、克服、吸收,也包括某些情況下能夠抵御自己的對立面的存在才是有生命力的存在。
  
  人性的問題也是同樣,有人性美、人性善,就有人性惡、人性丑,自古以來關(guān)于性惡性善的爭論都是各執(zhí)一詞。人性中有平和就有暴烈,平和的人并不是絕對地不會暴烈,而是不輕易暴烈,能控制自身,有足夠的文化教養(yǎng)控制自己的暴烈。人性中有愛戀就有忿恨。佛家講得好:“愛欲生嗔怨,嗔怨生煩惱。”如果不能克制嗔怨,培植與愛惜愛戀,誰和誰也生活不到一起。說自私是本性嗎?其實人的本性中也包含著助人為樂,包含著利他的高尚化傾向。人性也罷,天道也罷,自然也罷,人世也罷,并不是單行線,不是只有一個方向,你可以有所選擇,有所摒棄,你可以從中判斷何者為正,何者為反,何者為健康,何者為病態(tài),你可以致力于將人性、天道、自然引向一定的方向而避免相反的方向,卻不能夠斷定它只能是一個你所希望你所喜歡的獨(dú)向單行線。


  
  可惜,莊子與老子部分地達(dá)到了這樣一種對于天、自然、道的認(rèn)識,卻又常常停留在絕對的自然、天道之上,他們傾向于將天道與人道對立起來,是天而非人,從而不能正確地分析、解剖、使用“人之道”,解決人類文化的必要性、積極性與負(fù)面發(fā)展的可能性悖論。
  
  至于將儒家的仁義道德視為六指或足趾粘連不分的淫僻:自找麻煩,畫蛇添足,脫褲子放屁,違背天性,無事生非……則有它另類的尖銳與激烈。樹規(guī)范還是依人性?人類一直是在這樣的悖論中生活與發(fā)展的。
  
  是故駢于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fǔfǔ)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于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于是乎有了駢于明者,即目光超級明利之人,他們沉醉于五顏六色,癡迷于花紋圖案,用顏色鮮艷的服裝耀人眼目,這不就是離朱之流嗎?比旁人聽覺更發(fā)達(dá)的人,沉醉于五聲的起伏,癡迷于六律的變化,造出金石絲竹等不同質(zhì)地的樂器和黃鐘大呂等多種多樣的曲調(diào),鬧騰起來沒完沒了,這就是師曠之類的人干的活計。畫蛇添足、節(jié)外生枝地搞仁字當(dāng)頭的人呢,人為地拔高德行,生硬地堵塞天性,借以沽名釣譽(yù),把本應(yīng)該由個人的良心負(fù)責(zé)與監(jiān)督的道德自律高調(diào)化、表演化,讓天下人都吹吹打打地去奉行那些自己和旁人都難以做到的仁義道德。這樣的人就有曾參和史(qiū)之流。


  
  這一段議論對于中華傳統(tǒng)文化來說,相當(dāng)新奇。中國本來是最講究泛道德論的,“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禮記•中庸》),以德治國,修身是學(xué)習(xí)的根本,德才兼?zhèn),德在首?hellip;…這樣的觀念,上下已經(jīng)數(shù)千年。甚至兩性關(guān)系,都是要道德掛帥。泛道德論有它的力量,也有它的煽情性。皇帝可以以之要求愚忠愚孝,人民也可以以之造無道昏君的反。即使你堅決主張自由戀愛,聽?wèi)蚵牭健肚叵闵彙讽n琦殺廟,“秦香蓮手捧鋼刀去喊冤,緊接著鋼刀怒鍘陳世美,人人敬佩秦香蓮”,你也會起共鳴,更不要說各種忠臣戲了。
  
  偏偏莊子指出了泛道德論可能的虛偽性與非操作性。“枝于仁者”,即節(jié)外生枝,把仁義道德變成外加的教條和規(guī)范。“擢德”,即拔高道德名聲,將其理想化,如推舉孝廉做官,導(dǎo)致孝與廉變成登龍升官的捷徑。其實孝廉雖好,不等于能勝任公共管理。“塞性”,即矯情,堵塞天性,中國的封建社會里,這方面的記錄堪稱駭人聽聞,如荼毒女性的節(jié)烈“道德”。“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即最后使道德說教變成高調(diào)偽善,還鬧騰得雞飛狗跳。關(guān)于這方面,讀讀明清小說就明白了。以德治國好是好,提倡德行是必要的,但必須首先是依法治國,是法制國家。文化文化,在文化中道德很重要,但同時必須輔以理性、法制、制度、以人為本的原則,F(xiàn)在讀《莊子》,我們有可能更感到莊子的可貴,雖然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


  
  駢于辯者,累瓦結(jié)繩竄句,游心于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yù)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多言詭辯的自作聰明者,他們堆砌辭藻,像是在把瓦片疊個老高;他們羅列觀點(diǎn),像是把繩索系上死扣,疙里疙瘩;他們?nèi)我飧Z改命題,歪曲文句;他們玩弄什么堅不是白呀、同不是異呀之類的毫無意義的詭辯,聲嘶力竭地自吹自擂,逞一時口舌之銳利,進(jìn)行抽象無益的名詞帽子之爭,這不就是楊朱、墨翟等人的勾當(dāng)嗎?這些說起來就好比是人們的連趾、六指、附贅、懸疣,不是真正的正道啊。
  
  這里以楊墨為典型所作的批評,用今天的語言來說,是在批判一種歪曲的學(xué)風(fēng):空談、詭辯、累瓦(堆積名詞)、結(jié)繩(疙里疙瘩)、竄句(竄改文句)。這樣的學(xué)風(fēng)我們也不是沒有見過,毋寧說是身邊就有。
  
  莊子——某種意義上老子也是一樣,他們主張?zhí)斓、自然、大道,這當(dāng)然很好,但是他們看多了世人特別是那些自以為是的能人、大人物、有大志之人的愚蠢與蠻橫,他們干脆否定人為的一切與文化的全部。其實,人既然是自然的作品、大道的下載、天地的所生,人的一切好與壞、智與勇、道與非道,也都是天、道、自然的運(yùn)作的一個組成部分,人不一定等同于天、道、自然,但人也不可能完全脫離開天道的運(yùn)行,人不一定注定成為天、道、自然的敵對力量。人既然需要自然,那么說明自然也需要人。文化可能帶來災(zāi)難,無文化卻可能是更大的災(zāi)難。仁義道德的教育不一定完全成功,這里有偽善化、形式化、競爭化、表演化的可能,但是如果一個社會里完全沒有仁義道德,如果只有動物本能,其后果會成為什么樣子,也是不難想象的。智慧有可能帶來陰謀詭計、勾心斗角;愚蠢則可能帶來野蠻殘暴、無知迷信、自戕自滅。許多族群的古代習(xí)俗中就包括了這樣的部分,例如以活人祭天、祭太陽神等。一味地提倡人定勝天,叫喊“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出自“大躍進(jìn)”歌謠),未必可;一味地叫停人類的活動與文化,也頗可疑。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qí);長者不為有余,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xù)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那些最端正的正道(“正正”或作“至正”),不違背自然天性的情理。所以本該結(jié)合在一起的地方不算粘連,本該分岔的地方也不算多出一枝來了。該長的地方就不能算多余,該短的地方也不算不夠尺寸。野鴨子的腿腳雖短,給它接上一截,它就會很別扭。仙鶴的腿相當(dāng)長,給它折斷一截,它當(dāng)然也會很痛苦。
  
  莊子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問題,萬物各不相同,如鳧、鶴腿長不一,如何能區(qū)分何者為正常,何者為病態(tài),如同駢拇、枝指呢?這里用來衡量的標(biāo)準(zhǔn)是“正正”或“至正”,是性命之情。這里埋伏下了歧義,如果一只鶴的腿沒有長得夠長,或者一只鳧——野鴨子的腿比較長了呢?就是說不是不同的物種間的區(qū)別而是同種間的區(qū)別呢?連天生的駢足或枝指都會引起麻煩,何況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價值觀念之間的差異呢?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xù),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之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長了的地方不能截短截斷,短了的地方不能補(bǔ)長接續(xù),我們也罷,它們自身也罷,不會為自己腿腳的長短而憂愁。萬一有了這一類憂愁,誰也沒有辦法。這樣說來,仁義并不是什么人之常情吧,瞧瞧這些提倡仁義道德的人是多么瞎費(fèi)勁!活活愁死他們累死他們啦。
  
  莊子是怎樣批評儒家的仁義道德的呢?他舉的例子很有意思,人性中自然有仁義,也有不太仁義或非仁義,人有利他的地方,也有利己的地方,人有高尚的一面,也有不怎么高尚不能免俗的一面,有見義勇為的可能,也有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的傾向;而且人與人不一樣,與鴨子腿短、仙鶴腿長一樣。而儒家喋喋不休地講究仁義道德,就是要給腿短的續(xù)長,給腿長的截短。這是自找麻煩,找人(鳥)麻煩,是多此一舉,徒勞無功。
  
  上述的話當(dāng)然有偏激片面之處,但是讓我們想一想各種仁義道德的說教與實際收到的效果或者反效果,又不能不說此言也有值得深思的地方。中國自古以來講了那么多仁義道德,中國是世界上最講仁義道德的地方,中國至今有人自詡是精神文明最佳典范,但只需讀讀《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與現(xiàn)代的魯迅,就會暈菜,就會驚異于禮儀之邦的偉大中國,為什么明清以降腐爛墮落到如此不堪的程度!為什么仁義道德講得越多,男盜女娼的記錄就越觸目驚心!儒家教訓(xùn)在中國有極重要的意義,有至今仍能成為我們的精神資源的珍貴傳統(tǒng),但總體來說,儒學(xué)在中國不能說是非常成功,毋寧說是很不成功。原因就在于,脫離了制度與法律建設(shè),脫離了科學(xué)與民主,單純的道德說教就變成了自欺欺人,理論與實際脫節(jié),道德與利益脫節(jié),圣賢與社會脫節(jié),越弄越不成樣子。莊子至少從他的角度早已看到儒學(xué)說教的不足恃、不夠用,對之有所警戒,是不能不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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