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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jié) 盧作孚:正能量最多的富豪

  1946年4月25日上午,上海的天氣很好。中華民國的“面粉大王”榮德生在兒子和女婿的陪同下,高高興興地去公司上班了。
  
  榮德生和哥哥榮宗敬在抗戰(zhàn)之前就已經是“面粉大王”兼“紗布大王”了,雖然和“首富”差得很遠,但他們的財產都是靠著正經經營得來的,與張作霖等軍閥巧取豪奪的財產完全不是一碼事。
  
  一場抗日戰(zhàn)爭讓榮氏兄弟的產業(yè)幾乎毀滅,不過財富的種子并沒有消失。1946年的中國雖然已經在內戰(zhàn)的邊緣,但經營天才榮德生已經把自己的企業(yè)恢復了起來,如果假以時日,他還會是戰(zhàn)前那個最成功的商人。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一個突發(fā)事件把一切都打亂了。
  
  這天,榮德生父子的汽車剛出弄堂口,光天化日之下,迎面竟然躥出三個綁匪,手持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通行證強行攔車,綁匪把榮德生的兒子和女婿趕下車后,又把他劫持到一輛軍車上飛馳而去。
  
  榮氏家族被這個突如其來的事情弄懵了,主心骨被綁架,不知是官是匪,人心惶惶,世界各地的親戚朋友紛紛探聽消息,出謀劃策。社會輿論更是嘩然:連著名的厚道生意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遭綁架,這個上海還讓不讓人過日子了?


  
  一個星期之后,榮家接到了綁匪的電話,要求很直接:50萬美金,做不到就“撕票”。榮家子弟救父心切,千方百計籌錢。綁匪要的是美金,這么大一筆外匯,即使對榮家這樣的大企業(yè)來說,也是有些難度的,但是,再難也要救命,榮氏家族終于在預訂的時間內籌足了要求的款項,出于安全考慮,也出于對政府的不信任,榮氏家族并沒有讓警察介入。
  
  50萬美金分33天交給綁匪后,榮德生終于平安回家了。消息傳出來,輿論又是一片嘩然。事情的處理完全沒有政府的功勞,政府面子上太不好看了,尤其對蔣介石來說,他正滿腦子抗戰(zhàn)勝利的喜悅,猛然出了這么一檔子事情,讓他十分惱怒,于是嚴令自己的特務系統(tǒng),重新調查案子,務必將綁匪逮捕正法。
  
  事實證明,只要軍統(tǒng)特務想查,案子總會破的。沒用一個月的時間,綁匪就全都被抓到了,并且追回了榮家的贖金。(這個案子破得這么快,加上綁匪系軍統(tǒng)打扮,讓人懷疑綁匪和軍統(tǒng)本來就是一伙人。)案子既然破了,應該是皆大歡喜的事情,但令榮家錯愕的是,特務系統(tǒng)的人比綁匪還要狠毒。他們一邊向新聞界宣布,全國第一大案已經偵破,一邊向榮家索要巨額“破案費”,榮氏家族沒有辦法,只好再次“破費”。
  
  榮氏家族的慘痛經歷顯示了民國企業(yè)家的共同困境,在一個負能量充斥的世界里,正能量太少,簡直沒辦法混下去。
  
  榮氏家族雖然有錢,但“正能量”似乎還不夠。“正能量”是企業(yè)或富豪本人對社會的影響能力。當然,富豪可以通過權勢影響社會,也可以通過良心影響社會,只有后者才算得上有“正能量”。
  
  如果以“正能量”來排行,輪船大王盧作孚是當之無愧的頭號富豪。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里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句,這個最危險的時候出現在1938年的秋天。當時,抗日戰(zhàn)爭正處于最艱苦的時候,南京、武漢相繼失陷,從淪陷區(qū)各地撤退來的同胞、重要戰(zhàn)略物資、珍貴文物都積壓在了湖北宜昌的長江港口。簡單地說,中華民族的最后一點老本兒都運到了那里,等待轉往大后方四川,但是長江航運的運力太有限了,憑那點運輸力量一年也運不完,眼看長江馬上就要進入枯水期,若再晚幾天,日軍攻入宜昌,中華民族的這點老本兒也保不住了。
  
  這時候,中國最需要的那個人勇敢地站了出來,站在了歷史鎂光燈的聚焦之下,他就是民生公司的董事長盧作孚。長江上幾乎所有船都屬于他公司的,但能走三峽的船不過22艘。歷史要他做的就是創(chuàng)造奇跡。

  
  盧作孚也是可以競爭首富位置的富豪之一。通過多年的艱辛努力,他把國外的航運企業(yè)都趕出了中國,民生公司成了長江上最大的航運公司。歷史的重任理所當然地落在了他身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不久前才說服國民政府不要鑿沉所有的船——國民政府有一個異想天開的戰(zhàn)略:命令盧作孚把所有的船都開到長江下游田家鎮(zhèn)鑿沉以阻攔日軍的軍艦。盧作孚是對的,如果當初把船鑿沉了,那中國就沒有辦法挽救了。
  
  當時,在宜昌的民生公司總部,樓上樓下到處都是人,有的焦急地擁擠著買船票,有的在安排貨物上船,撤退下來的人都擁擠在這里,秩序的混亂可想而知了。盧作孚果斷下令,公司全部人員停止一切與運輸無關的業(yè)務,全力參加搶運。即使大量虧本也在所不惜。當務之急是設計運輸方案,以當前能力完成任務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召開公司緊急會議后,盧作孚不眠不休制定了一份緊急運輸方案,1938年10月24日清晨,他親自進行了各機構代表的部署。
  
  所有人都認為,在40天內將所有的人員和貨物運走是完全不可能的。盧作孚卻堅定地告訴大家:能。
  
  他公布了自己的計劃:宜昌至大后方重慶,去的時候要溯江而上,必須走4天,回來的時候順江而下只需2天,來回一趟共6天。如果按正常運輸方式,當然完不成任務。為了縮短運載的時間,盧作孚把整個運輸劃分為三段。即宜昌至三斗坪為第一段,三斗坪至萬縣為第二段,萬縣至重慶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馬力大小為基本依據,用一部分船只先運貨物至三斗坪,當即返回,再由公司調船運至萬縣或直運重慶;對重要物資和大型貨物,則由宜昌直接運至重慶,在重慶滿載出川抗日的國民革命軍士兵,再順江而下,到達戰(zhàn)區(qū)。這是一個只有天才頭腦才能想出的方案,但即使這個天才方案,也需要公司所有人員用必死的決心去工作才能完成。

  
  為了防止因船票問題而使難民滯留,盧作孚將二等艙鋪位一律改為座票,這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客運量。同時,他降低收費,對教師、公務員等這些戰(zhàn)爭時最脆弱的人員實行半價收費,對從前線來的兒童則完全免費,對貨物只收平時1/10的運費。
  
  長江三峽航段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夜間不能航行,為此,他要求各船要把夜晚的時間運用到極致,把人員和貨物裝卸全部擠在夜間進行,以保證白天有充足的航行時間。為了搬卸方便,他利用自己在政府的身份,在三峽航線增設了碼頭和轉運站,并臨時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時征用民間木船850余只,運載輕型物資。
  
  所有人都知道,超級富豪盧作孚正在為國家做出徹底的犧牲。
  
  當滿載著物資和人員的輪船啟航時,盧作孚看著他們,內心激動又滿足,此時此刻,他是中國最偉大的民族英雄。
  
  按照盧作孚的計劃,20多艘輪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長江三峽航道穿梭。盧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個碼頭,親自了解船只航行情況,深夜還要到江邊各個碼頭去檢查裝貨情況。
  
  然而,新的考驗又來了。1938年11月,日本近衛(wèi)內閣發(fā)表了對華的第二次聲明,宣稱要徹底消滅國民政府,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為此,侵華日軍加緊了對湖南、湖北的進攻。他們知道,中國的心臟正在宜昌跳動,炸掉了宜昌,中國就會昏迷。于是,日軍對宜昌的瘋狂轟炸開始了。
  
  每一天都有壞消息傳來:因為敵機不斷地在三峽航線轟炸,民生公司的船隊每天都有輪船、木船被炸毀,每天都有公司職員壯烈犧牲。據后來統(tǒng)計,在整個大撤退運輸中,民生公司損失輪船16艘,犧牲116人,受傷致殘61人。這幾乎毀掉了民生公司的老本,卻保住了中華民族的老本。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長江的枯水期到來了。日軍逐漸逼近,宜昌也淪陷了。
  
  但是,到宜昌淪陷前,民生公司已經把一百五十多萬部隊、傷兵、難民等各類人員運到了大后方,把100余萬噸貨物,其中包括兩萬噸空軍器材和廣東炮廠的物資,運到了最安全的地方。
  
  讓我們再次回首,看看這個中華民族的老本清單:兵工署22廠、23廠、24廠、25廠、金陵兵工廠、兵工署陜西廠、兵工署河南鞏縣分廠、兵工署河南汴州廠、湘桂兵工廠;南昌飛機廠、宜昌航空站、航委會無線電廠、航委會安慶站、揚州航空站;鋼鐵遷建委員會、上海鋼廠、大鑫鋼鐵廠;周恒順機器廠、天元電化廠、新民機器廠;中福煤礦;大成紡織廠、武漢被服廠、武昌制呢廠、武漢紗廠等,還有國民政府機關、科研機構、學校設備、珍貴歷史文物等。
  
  有了這些,中國才能免去亡國的危險。
  
  1939年元旦,盧作孚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fā)的一等一級獎章。他不是中國最有錢的富豪,但他做了所有富豪都做不了的大事,民國歷史上正能量最多的富豪,盧作孚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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