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節(jié)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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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整頓”
1975年以后，小平同志出復出，全國開展了“治理整頓”工作。坦率地說，我雖然是“村小教師”，但是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學校里雖有幾個高中生，或者師專畢業(yè)生當老師的。但是，多數(shù)是文革中培養(yǎng)出來的“工農兵學員”，文化程度有限，比我也好不了多少。于是，區(qū)里對于文化程度不足，現(xiàn)在又坐在“民辦教師”位置上的人進行了系統(tǒng)培訓。規(guī)定每周一次，周六、周日到梅城的建德師范院校進行“不脫產(chǎn)”函授培訓，來回的車旅費可以報銷�？荚嚰案瘢�可以拿到函授“中等師范院校”的畢業(yè)文憑，“國家承認學歷”。對于我們這些民辦老師來說，最憂心忡忡的事，莫過于“沒有文憑，資格不足”了，民辦老師再是努力工作，再是得到學生的歡迎，再是得到家長的表揚，仍然是“白搭”。民辦教師中的許多人，直說了，充其量只是“濫竽充數(shù)”、“管管孩子”而已。對于民辦老師來說，免費的函授教學，來回車旅費還可以報銷，甚至可以拿到“中師文憑”、“國家承認學歷”，簡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梅城淵源我們在梅城的“建德師范”集中學習時，還有幾段小插曲。梅城，雖然現(xiàn)在只是一個建德縣的鎮(zhèn)區(qū)建制，但是在歷史上卻是一個大名鼎鼎的地方，文脈源遠流長。梅城，古稱“睦州府、嚴州府”，上世紀20年代之前，貫通全國交通的鐵路\公路運輸網(wǎng)并未形成，南北運輸主要依靠水路。北方的商客經(jīng)由京杭大運河到達杭州，然后，沿富春江逆流而上，舟到梅城，既可以沿蘭江南下閩、贛、粵，又可以溯新安江，西上徽、湘、楚等地，梅城恰巧處在三江的“丁”字口上，客貨船舶，舟到嚴州府都要補足給養(yǎng)。然后，揚帆繼續(xù)他們的旅程。舊時，浙省有“上六府、下六府”之稱，嚴州居六府之一，其全國交通樞紐的地位，及文化歷史淵源并不低于杭州、紹興、寧波等地。只是20世紀二十年代以后，浙贛鐵路通車，南北公路運輸網(wǎng)建立，大運河、錢塘江航道的水上運輸業(yè)迅速凋零，梅城才漸漸淡出人們視線。到了20世紀的1958年，新安江水庫落成，建德縣府由梅城遷到白沙鎮(zhèn)，梅城由此降格為一個鎮(zhèn)區(qū)建制，以后逐漸鮮為人知。“建德師范”梅城，曾作為州府治所在地，一直到文革前，仍有相當濃厚的文化傳承氛圍。著名的嚴州師范學校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浙省的三大師范之一。當時，梅城除了“嚴師”之外，還有浙江省冶金學校、嚴州中學等著名學府，“嚴中”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浙江省重點中學。我在學校教的是文科方面的科目，學的內容是語文修辭之類的功課。當時，“古典文學”、“現(xiàn)代文學”或“國外文學”都作為“封、資、修”的東西而受到批判，仍然是一種禁忌。惟有《漢語修辭》較寬泛，實用性較強，牽涉到“四舊”內容不多，故而選了這門課。建德師學校成立于民國六年（1917）；民國三十三年（1944）改稱省立嚴州師范學校；1953年稱“浙江省建德師范學校”。文革時，“建師”停辦；1969年11月校職員工全部下放五·七干校勞動；1973年3月“建師”恢復，給我們講課的是何玉聰老師。想來當年他也有五十多歲了。何玉聰老師說來也是湊巧，何老師是我在金村曾住過一戶農家廖新高的親家，廖新高的獨生女“文革”前在建德師范學校讀書，何老師對她的女兒頗為欣賞，畢業(yè)后也就成了何家媳婦。那一年，我在金村學校代課，春節(jié)時回杭州去了。何老師過年走親家，到了廖家，就住在我的那個小房間。雖然是文革時期，屋里仍有幾本文革前的舊書，諸如，范文瀾的《中國通史》；高爾基的《我的大學》之類。在抬板下壓著一張《高爾基在伏爾加河上》的畫。坦率地說，我當時就曾經(jīng)有過這樣的夢想：雖然我沒有機會上大學，但是如果能如高爾基那樣，年青時在伏爾加河上漂流，嘗盡人生的滋味…..將來也能如高爾基那樣，寫出另一本《我的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三部曲，也算不負此生了。好像廖新高也向何老師介紹過我在村中的為人處事，及家庭背景，在沒有見到我之前，何老師就對我已經(jīng)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次神使鬼差令我們有了“師生之誼”。從另一層意義來說，仿佛他也猜透了我的心思，為我提供了另一次機會。那幾年，文革稍稍松懈，“建師”剛從五·七干校遷回未久，再說，小城鎮(zhèn)的學生“批、斗”老師沒有大城市那么狠。何老師雖屢遭批判，一度被剝奪教書的權利，被安排在學校圖書室打雜。其實，當年圖書室關閉，教學幾乎處于停滯，何老師只是做一些勤雜工作。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這次又安排他上課了。課后，我借口替鄉(xiāng)下房東送東西給他為名，去拜訪了他。初次見面，何老師為人相當謙恭，生活也很簡陋，獨自住在一間長形小屋內，室內除了床鋪、幾張課桌拼起來放置行李和臉盆架之外，幾乎沒有別的陳設。何老師向我解釋說，家人都回武義老家去了，妻子63年時就被動員回鄉(xiāng)，自己剛從干校回來不久，能夠有個地方住、“按張床”，就已經(jīng)謝天謝地了。與眾不同的是，他知道我父母是“右派”時，非但沒有疏遠我，反而說話沒有什么顧忌了�？梢哉f，何老師與我一見如故，幾次的交談，居然成了忘年之交。當時，學校的圖書室并沒有人注意。因為圖書室的書多是“毒草”，作為管理員兼勤雜工的何老師幾乎無事可做，只是每天例行公事，去打掃打掃衛(wèi)生而已，學校也沒有把平時說話不多的何老師放在心上。幾次接觸下來，我們幾乎無話不談了，我告訴他，很想看看學校的書，一拍即合。“大逆不道”他說，下午你進圖書室去挑書好了，選好了，放在我桌上，我替你拿出來。“建師”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老學校，雖復校未久，但是過去的存書量仍然不少。從此以后，每周日下午，學校放假，他竟讓我溜進圖書室看書。后來，我每次去梅城總要偷偷捧回一大包書。隔幾周，看完了，又去換一些書籍回來。晚上，一個人關在小房間里讀“禁書”，心里有一種莫名的愉悅和快感。何老師將“建師”圖書室的偷偷外借，在那個年代，可以說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如果讓人發(fā)現(xiàn)了，對于一個“舊知識分子”來說，會造成很嚴重的后果。但是，他卻這樣做了。其實，我并沒有給過何老師什么物質上的回報，我將這樣的情況告訴了母親。父母也感謝萬分，母親多次寫信給何老師，表達了感激之情，我不知道母親在給何老師的信中寫了些什么內容，但是，從何老師的言談中，我深刻地感受到，母親信中流露的情緒是相當誠懇的。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xù)到78年大學恢復高考，我進入杭州大學(圖3)。想來今天我的成績，真的得益于何老師當年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讓我讀了那么多的禁書(圖4)，才造就了我的成就。坦言之，文革期間，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其實是很難用語言來表述的�？上攵�，何老師與父母親一樣，經(jīng)歷過一場又一場“折騰”，有些事，心靈一點就通。而對于今天某些只重視于權勢、財富的人而言，則是難于理解的。何老師真的可以說是“為人師表”，一直成為我生活的標桿，影響著我今天作為一名老師站在課堂上，作為一名作者為報刊寫稿。“上調”到了20世紀的1975年之后，隨著小平同志的恢復工作，以及“治理整頓”初見成效，各方面逐步走上軌道，知青陸續(xù)走上了“上調”的艱辛之路。大抵來說，知青“上調”的路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盡管途徑各不相同，但是殊途同歸：有辦法的“革干”子女，可以通過大學的“工農兵學員推薦”，或者通過“參軍”，轉而進入軍隊院校等曲線管道離開農村，繼而進入政府機關工作；一般干部子女、所謂工農兵子女，或者那些“有門路的人”，也可以通“招工”的方式，進入城市。但是，多數(shù)知青沒有這樣的渠道，也沒有這樣的背景。他們也有一種出路，就是“病退”，到醫(yī)院出具證明書，自己跑到醫(yī)院去，讓醫(yī)生出具證明信：不能適應于農村的體力勞動，而且，大家心照不宣，此法屢試屢靈。我們一起下鄉(xiāng)在北塢的那位漂亮女生朱莉亞，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回城的。隨著一批又一批知青的離開，剩下來的人開始“燥動”了。部隊招去“當兵”，通過“體驗”而離開的人，大家爭議不多。最有爭議的事，就是“推薦”進入大學的工農兵學員，或者“招工”進入城市工廠的人。通常的情況是，等到這批人已經(jīng)離開農村之后，大家才知道，某人已經(jīng)上大學了，或者說，某人已經(jīng)進工廠了。坦言之，他們這樣偷偷摸摸的進行，也是怕引來爭議，否則，僧多粥少，會吵翻天的。有時全公社只有一、二個名額，而在招這一、二個人之前，往往在城里的招工單位，早已“后門”開好了：某人子女在某縣某公社某村莊，招工干部特地跑到這個公社來將他們“招走”的，神不知鬼不覺地“上調”了。當時，所謂“貧下中農推薦、表現(xiàn)好”等等幾乎流于形式。顯而易見，被用來“墊底”者，一般都是毫無門路的普通人家子女，更慘者，就是我們這些所謂“黑六類子女”，也就是地主、富農、壞分子、右派分子、資產(chǎn)階級、走資派子女。我們這些人無論“表現(xiàn)怎樣好，永遠是‘白搭’”。人們可以用理直氣壯的理由，他們“成份不好”，我們怎么能招這些人去呢？可想而知，當時我的失落感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換言之，也許我這一輩子就該在山村度過了，命運的安排就是這樣！“離開金村”20世紀1978年的恢復高考，對于我們這些“剩余者”來說，可說是天大的喜訊。報紙上一有這個消息，父親就寫信來，要我去參加考試。但是，對于我這樣一個家庭出身“黑六類”成份的人….那是一個從不敢“奢望”的泡沫。我不假思索地拒絕了，因為我連當個工人都不夠格，居然想進大學？大學，那是一個多么遙遠而高不可及的神圣殿堂，能為我這樣的人開嗎？再說，我的正式文化程度只有“初中畢業(yè)”，哪個所謂“初中”的最后半個學期，已經(jīng)進入了轟轟烈烈的文革，又學到了多少知識呢？父母親給我弄來了“復習提綱”，我又重新?lián)炱鹆司眠`的“復習備考”之路。好在我已經(jīng)當了多年“村小”教師，對于一些基本知識早已講得滾瓜爛熟，不用再多做準備。想來，經(jīng)過“十年動亂”，別人還不如我？不妨去試一下，也許這是回城的“背水一戰(zhàn)”了。我們參加考試的地方是楊村橋中學，離開金村約五十余公里的地方。據(jù)說，那年到楊村橋中學參加高考的人多達五、六百人，有十七、八歲的應屆高中畢業(yè)生，更多的是像我這樣經(jīng)過“十年荒廢”，年齡已高達28歲的人。坐在考場里的人，既有我的學生，也有如我一般的老師。同年，我順利地考入了杭州大學，隨后便離開了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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