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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歷史像極了勃蘭兌斯在描述十九世紀(jì)歐洲的流亡作家時說的話：“這些人站在新世紀(jì)的曙光中……我感到他們經(jīng)歷了一個恐怖的流血之夜，他們的臉色蒼白而嚴(yán)肅。但他們的悲痛帶有詩意，他們的憂郁引人同情，他們不能不繼續(xù)前一天的工作，又不得不懷著疑慮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礎(chǔ)，而且費力地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來”。“不得不懷著疑慮繼續(xù)生活”，是穿長衫把手指咬破的學(xué)生在1919年天安門廣場面對世界的基本方式，他們的血在熱烈中冷凝，在呼喊中分化蛻變；而世界，那冰冷的歷史難道真的就是要用血而溫?zé)釂�？隨后就有劉和珍君的血再一次灑在歷史的廣場，人們說“執(zhí)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wèi)隊打死徒手請愿的學(xué)生之后，隨即趕到現(xiàn)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后又處罰了兇手，并從此終身食素，以示懺悔”。我讀過《另一個段祺瑞》，段祺瑞的外孫女張乃惠說：母親告訴我，慘案讓我外公極度悲憤不安……他讓人立即調(diào)查死難者的名字，給予優(yōu)撫。他還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當(dāng)眾長跪不起，并立誓終身食素以贖罪。這個誓言一直堅持到他病危，雖然醫(yī)生一再勸他改變飲食，增加營養(yǎng)，他始終沒動搖，直到臨終。請你們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開槍殺人，他何必這樣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卻不顧自己的痛苦，長跪不起。

　　

　　魯迅曾說這是民國最黑暗的一天，魯迅的口鼻里是被那血腥所充斥的。但對這樣的說法，我是懷疑的。段祺瑞孫女的說法是靠不住的，有的人已經(jīng)考證段祺瑞根本根本就沒有出現(xiàn)在悼念大會上，更遑論什么“當(dāng)眾長跪不起”了。

　　

　　從這件事，我想到作為一個后來者應(yīng)該怎樣對那些苦難歷史進行敘述和還原呢？在劫難過后，我們的民族和歷史應(yīng)該以怎樣的姿態(tài)和苦難對視？為過往的歷史結(jié)賬？我們是該把苦難作為終點而輕易滑過放過，還是以苦難為起點？想苦難盡快結(jié)束，為苦難安放一個溫暖的詩意的尾巴，無疑是孱頭。應(yīng)從苦難出發(fā)，在我們民族心靈里找出苦難的源頭；面對苦難，不是與苦難和解，而是最終消滅苦難，在我們民族的記憶里反芻苦難、舔舐苦難、咀嚼苦難；對苦難的制造者一個也不放過，拒絕合唱、拒絕趨附、拒絕屈從。用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給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的傳記中的話來說就是“從痛苦中產(chǎn)生對痛苦的愛，用痛苦的烈焰溫暖著他的時代和人世”，一個作家可以用愛擁抱歷史，但不要被愛燒瞎了眼睛，淤塞了心智和理性，我們不是記住仇恨，我們只是追尋那些痛苦的來路，我們拒絕遺忘。

　　

　　各人進入歷史的方式不同，于是，我選擇了自己的方式進入民國，直面那些曾經(jīng)過往的靈魂，不是風(fēng)花雪月，只想揀拾那些骨頭，那些卡住歷史喉嚨的骨頭，那些讓對手如鯁在喉吐不出咽不下的骨頭。

　　

　　短短的民國，是人才輩出的時代，是歷史為這個民族淬火的時代。文人星璨，猛將如云。這里既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賊的汪精衛(wèi)周作人胡蘭成等脊椎軟化的一族，更有張自忠趙登禹血涌于頂?shù)目犊�悲歌之士。唐德剛先生在《袁氏�?dāng)國》的話，深得吾心：

　　

　　“朋友，為著民族生存，為著人類公理，我千萬先烈，死且不懼，區(qū)區(qū)裂土封侯之虛榮，美婦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戀？我輩執(zhí)筆文人，每覺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醬缸’，骯臟污染之外，一無可取。果爾，則吾人對上述千千萬萬之烈士圣賢，又何以交代？正因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懷、黃興者流的賢人烈士，才能抵消那些民族敗類、文化渣滓、昏君獨夫、黨棍官僚、土豪劣紳和市儈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綿延五千年，未嘗騙來騙去，而至于絕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試溯舊史，輒至感慨萬端，有時且垂涕停筆，不能自己。”

　　

　　確是在民國的時代，那也是漢奸遍地梟雄遍地的時代，那也是我們民族毒瘤潰敗的時代。雖然我不是道德論者，一個腐朽的政權(quán)是不應(yīng)該要求他的子民效命的，但生在這片土地的人，是應(yīng)該愛這片文化的江山，有著我們祖塋和先民尸骨的土地。

　　

　　但我又想愛國是應(yīng)講究邏輯的，國家至上主義要求國家的子民為這個國家生為這個國家死。但這個國家怎樣愛自己的子民卻一直是遮蔽隱匿的，語焉不詳。愛國的前提是這個國家愛自己的子民，舍此，那愛國就變成了一個虛幻的騙局。

　　

　　歷史是個巨大的黑洞，有時在夜深時分，我常常披衣而起，徘徊斗室，長嘯復(fù)長嘯。我常常咀嚼唐德剛先生的“歷史三峽論”，從秦漢及至清末，中國出現(xiàn)了第二次大轉(zhuǎn)型，由帝國轉(zhuǎn)為民國，用唐先生的話說便是:

　　

　　“這第二次大轉(zhuǎn)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zhuǎn)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1840年開始，我們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fēng)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的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彩聲中，就可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我有時懷疑，對歷史洞徹的唐先生，真的能預(yù)測出歷史三峽有多長嗎？真有一雙高手在我們民族的背后撥弄么？歷史有時是詭異的，有時偶然才是必然。關(guān)注民國的那段歷史，是關(guān)注那些人，關(guān)注那些事件背后的人性的高度和人性的污濁。這是歷史三峽中最驚心動魄的時段，可以說是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

　　

　　但這段歷史曾一度被人們遺忘，甚至扭曲，我常想，這些民國的人與事消失了嗎？是否早已遁形于虛無？我知道，有的人，為了自己的茍活，為了眼前的殘羹冷炙，總是繞著走躲著走，盡量閃避，歷史成了一段古為今用的服從指令的弄虛作假，歷史成了假面舞會的俱樂部。歷史的臉皮已經(jīng)偽飾得很厚，我們很難看到歷史臉蛋的本色。

　　

　　但我深知，對某些人與事的沉默，恰恰是沉默者的恥辱，為了歷史的尊嚴(yán)和寫作的尊嚴(yán)，總有人要寫。在某些苦難面前閉眼是可恥的，那是對精神最大的戕害，也是對人性最大的戕害。

　　

　　誰能測度出歷史深處的人性？誰能測度出歷史深處我們應(yīng)該有的良知？對待我們民族流過的血，所受過的苦難，我們是否有過心悸和反思，是否有過熱淚與痛哭？

　　

　　面對著民國的那些豐沛的生命，我們只有對那些崇高的生命表達(dá)出敬意，對那些丑惡的靈魂表達(dá)出最大的鄙夷，我們才能獲得良心的安寧。歷史也有公平正義，讓該得到的評價得到，讓該開放的鮮花開放，正是那些亡靈所欣慰的。

　　

　　其實無論社會如何走向，人性中，那些自然的本性，是我最關(guān)注的，雖然，人為的意識形態(tài)的文化的在異化著人，霍爾姆斯•羅爾斯頓說：“生命是自然賦予人類的，我們有著自然給予的腦和手、基因和血液中的化學(xué)反應(yīng)，我們生命內(nèi)容的90%仍是自然的，只有剩下的那點屬于人為。”

　　

　　但我認(rèn)為，人為的部分中，也一樣有著合乎自然的東西，比如愛，比如對弱小者的同情與呵護，比如對丑惡的鞭撻和厭惡。

　　

　　我常想一個人的文字是應(yīng)該關(guān)乎心靈的，這也是合乎自然之道，這正如我讀到的《透明的夜》那樣的感覺：

　　

　　走

　　

　　到牛殺場，去

　　

　　喝牛肉湯……

　　

　　走，我們走到民國去，去觸摸那些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