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公好龍
此時的石原正如日中天，他被稱為“滿洲國誕生之父”，在日本是一個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式人物。辻政信過去也見過石原，但因雙方的名氣和級別職務懸殊過大，不過是“在人群中多看了那么一眼”，從沒有面對面接觸過。
在辻政信的想象中，石原是戰(zhàn)爭之神，一個“連鬼都抓來吃”的人，他能不能接見自己，接見時態(tài)度會怎樣，都是無法預料的。讓他想不到的是，石原不僅欣然同意見面，還特意抽出時間，把辻政信叫到自己家里來懇談。
辻政信那個感動和意外，高人就是高人啊，哪像花谷，只不過跟“九一八”沾了那么點邊，就把譜擺到天那么大。
當著石原的面，辻政信鼓足勇氣，一五一十地倒出了心中的那些疑問。之所以會產生這些疑問，大概在辻政信看來，“九一八”完全可以搞得更干脆更直接一些，為什么要花費那么長的時間做準備呢。
辻政信對“九一八”的考慮很簡單，用他的話說就是：“要不奮起拿下滿洲，把滿洲地圖涂上與日本相同的顏色，就對不起（在甲午戰(zhàn)爭和日俄戰(zhàn)爭中戰(zhàn)死者的）英靈！”
石原微睜著眼睛，面帶微笑，像是早就把眼前這個年輕參謀的心給看透了。針對辻政信提出的疑問，他一一作了解釋，概括起來就是五個字：欲速則不達。
要拿下滿洲不錯，但關鍵是怎么拿，只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措施準備，才能確保行動成功。
聽完石原的話，辻政信的臉騰地紅了，感到“過去的想法該是多么幼稚，如果有洞真想鉆進去”。
石原擔任過關東軍作戰(zhàn)主任，他又給辻政信講述了他的“滿洲國建設思想”，手把手地教這位小參謀如何戴好“愛滿洲人”的面具，以便更好地達到侵略和統(tǒng)治東北的目的。
這也是謀略，即不能把關東軍的“權益思想”全部暴露出來，必要時候，還得裝裝好人，表現一點“道義思想”。
都是前輩高人所傳的真經啊，辻政信聽后頓有醍醐灌頂之感，他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石原的一番言論，讓他的思想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原來“不同的見識，其力量竟是如此的可怕”。
在辻政信的一生中，這無疑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見面和對話，石原說過的每一句話，都在辻政信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從此他便奉石原為自己的精神導師，對他百般尊崇，并儼然以石原的傳人自居。
辻政信后來做了一件讓人刮目相看的事。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后，其遺骨一直扔在沈陽郊外無人過問，他兒子張學良“九一八”前不過問，“九一八”后想過問也過問不了了。辻政信就舉辦了一個盛大葬禮，把張作霖埋葬在了張家墓地，這是張作霖死后九年的事，總計花了十萬日元。
辻政信此舉可謂是震驚四座，在一定程度上對關東軍的形象也有所改善。時任“滿洲國經濟大臣”的韓云階對辻政信說：“辻君，你僅以十萬日元就辦成了需要十億多日元的事，真狡猾呀……”
辻政信笑而不語，就聽韓云階接著分析說：“整個滿洲三千萬民眾，自九一八事變以來，這次才算笑逐顏開了。即使花上幾億日元進行宣傳安撫，也根本不會有今天這十萬日元的效果。”
韓云階在偽滿官吏中，是一個洞察力很敏銳的人，他一眼便看出辻政信如此處心積慮，是在收買人心。
似乎又一個石原要出現了，但接下來的事態(tài)發(fā)展表明，辻政信并不是石原，安葬張作霖這樣的“妙筆”也不過是曇花一現。
七七事變爆發(fā)了。圍繞這一事件，日本軍部分成了兩派，一派是擴大派，一派是不擴大派，不擴大派的代表就是石原，而石原堅持不擴大的原因，就包含在他與辻政信的東京對話中，也即“滿洲國建設思想”。
別人都認為辻政信會堅定不移地支持自己的導師，可是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辻政信完全不管這些，他一屁股就坐在了擴大派的凳子上，而且在軍部討論尚未有結果的時候，就經常跑進“華北駐屯軍”司令部煽風點火，說：“軍部太軟弱，我們要在盧溝橋拖著他們……”
時任“華北駐屯軍”作戰(zhàn)主任的池田純久中佐屬于不擴大派，他沒理睬辻政信，結果有一天辻政信就跑來對他說：“明天關東軍要用山海關的轟炸機去轟炸盧溝橋，我要坐戰(zhàn)斗機去。”
池田吃了一驚，反問道：“你說的是真心話？”
辻政信把頭一揚：“當然是真心話。”
池田見他并沒有開玩笑的意思，立即表示反對：“真是幫倒忙，這是在做為矯正牛角而殺牛的傻事！關東軍要轟炸中國，軍部同意了嗎？恐怕不會同意吧，別那么干！”
辻政信氣勢洶洶：“軍部磨磨蹭蹭，所以要果斷地去干。”
怎么勸都不聽，池田也來了氣：“要是這樣就沒辦法了。那你就去干吧，不過我們將用華北駐屯軍的戰(zhàn)斗機來擊落關東軍的戰(zhàn)斗機，請明白這一點！你要回頭再發(fā)牢騷，我可不管。”
辻政信愣住了：“你是說友軍互相攻擊？”
池田毫不相讓：“是的，沒錯。由此產生的一切后果和責任，由我來負。”
池田當然不會真的這么做，但他的恫嚇卻成功地嚇住了辻政信，后者乖乖地找臺階退了下去：“既然主任參謀說到了這一步，那就算了吧。”
辻政信的狐貍尾巴終于露了出來。他對石原的思想其實純屬一知半解，所謂的服膺和崇拜也完全是葉公好龍，裝模作樣，換句話說，他真正從內心里羨慕的，是石原發(fā)動“九一八”所獲得的好處和光環(huán)，一旦需要他熬的時候，他是根本憋不住的，所以類似于安葬張作霖那樣的表演只能偶爾玩那么一次，所以他才會置精神導師于不顧，想要迫不及待地親自駕戰(zhàn)斗機去盧溝橋，哪怕那里并不屬于關東軍管轄的范圍。
可是辻政信又是聰明的，因為他迎合了“潮流”，而石原已經不合“潮流”了。果然，以石原為首的不擴大派日漸式微，擴大派占到上風，在天皇裕仁的支持下，日本發(fā)動了全面侵華戰(zhàn)爭。辻政信正是搭乘這列快車，一躍成為“華北方面軍”最年輕的參謀，而且還是他本人最熱衷的作戰(zhàn)參謀。
等到出口轉內銷，返回關東軍司令部作戰(zhàn)課時，辻政信的處境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出名得趁早
關東軍已經進行了人事更換。辻政信過去在第9師團的老領導植田謙吉出任關東軍司令官，新任參謀長磯谷廉介中將也曾是辻政信的上司，兩人都很器重辻政信。
在作戰(zhàn)課內，作戰(zhàn)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曾是陸軍大學“軍刀組”成員，在軍校算是辻政信的學長。辻政信在參謀本部任職時，兩人曾同在一課，而且關系好到能穿一條褲子。
辻政信的軍銜并不高，少佐還是剛剛晉升的，課里的很多參謀不是中佐就是大佐，但在這些參謀里面，以辻政信來關東軍的時間最早，資格也就最老。另外，辻政信還有一個別人比不了的強項，那就是他參加過“一•二八”淞滬會戰(zhàn)，實實在在地扛過槍，打過仗，負過傷，不像其他參謀，都是從軍校到辦公室，再從辦公室到辦公室，所謂“桌子上打仗”，從沒真刀真槍地歷練過。
因為這些原因，辻政信在作戰(zhàn)課擁有無與倫比的說服力和發(fā)言權，那些軍銜比他高得多的同事常常只有洗耳恭聽的份兒。
重回關東軍，辻政信有一種如魚得水的感覺，他自己頗為感慨地說：“通觀前后，像當時關東軍司令部那種上下一體、滴水不入的人際關系，是不曾有過的。”
辻政信天生就是一個沒多少生活情趣的工作狂，這下干得更起勁了。同事形容他：精力旺盛，體力充沛，張起嘴來哇啦哇啦，做起事來風風火火，一時間，就好像整個司令部都在隨著他一個人轉一樣。
在沒情趣、有干勁方面，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倒與辻政信十分相似。辻政信好歹還娶了老婆，植田為免后顧之憂，連老婆都不想要，在“一•二八”淞滬會戰(zhàn)后期，他和重光葵一起挨了炸彈，并且都被截去一條腿，自那以后，便誓不婚娶，成了一個單身將軍。
對辻政信，老植田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對他倍加賞識和信賴，稱辻政信“言有說服力，動有實行力，是個杰出的人才”。
辻政信跟植田在一起，算是賣金的撞著了買金的。植田讓他組織調研，他就不畏勞苦，親自率領一支小部隊到諾門罕進行了詳細考察，從當地的氣候土質，再到河流道路，一一進行分析記錄。
在測繪隊和辻政信所取得資料的基礎上，植田和他的幕僚們重新對稻田的兩個方案進行了對比，認為乙案要強過甲案。
蘇軍在沿海邊疆構筑有縱深達200公里的要塞陣地網，還有十幾個步兵師，縱然能從此處突破，日軍也需付出極大的代價，這是甲案最大的缺陷。
按照辻政信的考察，乙案不僅可以避開甲案的問題，而且從海拉爾到哈拉哈河的路線，正是當年成吉思汗遠征中亞及歐洲的進兵路線，史有前例，在日本陸軍中素有小老虎之稱的關東軍，完全有望成為日本的“成吉思汗”。
兩碗迷魂湯一灌，植田頓時飄飄然，便鐵了心支持乙案，并得到了參謀本部的認可。當時陸軍省更傾向于甲案，雙方在內部進行了辯論，最后二比一，甲案輸給了乙案。
因為要靠關東軍來執(zhí)行乙案，參謀本部同意今后非特別需要，不再從關東軍中抽調部隊，以便關東軍一心一意地進行備戰(zhàn)。
假如只滿足于乙案，那你就小看了辻政信。
一直以來，辻政信都是以純粹功利的角度理解石原莞爾，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像石原那樣，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走紅，紅到底朝天，從而成為日本的“民族英雄”。
出名得趁早啊，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了。稻田的作戰(zhàn)方案，脫胎于石原的指導，石原一慣主張慢火燉湯，所以最后無論甲案，還是乙案，都把對蘇作戰(zhàn)的時間設計到了1943年，扳著指頭數數，還有四五年哩，如何能等得及？
最好就是能出點事，然后以此為借口撥快時間表。
在日本陸軍內部，無人不知辻政信喜歡制造事端的特點：一有什么事，他就會立即趕往現場，裝作上級有命令，指揮這個驅使那個。
張鼓峰事件發(fā)生不久，辻政信就興致勃勃地乘機飛往張鼓峰，在第19師團一個參謀的陪同下，他察看了現場，并且特地鼓動那位參謀：“喂，把那座山（指張鼓峰）拿下來，關東軍在必要時會支援你們的！”
“朝鮮軍”司令官知道后，趕緊命令這個禍星退出了張鼓峰。
辻政信和關東軍雖未能插足張鼓峰事件，也知道第19師團在對蘇作戰(zhàn)中遭受了重創(chuàng)，但他們從中得到的不是教訓，而是啟發(fā)。1939年4月，經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簽發(fā)，一份由辻政信草擬的“邊界糾紛處理要綱”新鮮出爐。
對邊境糾紛處理，辻政信的原則是“我不犯人，也不準人犯我”，為了突襲并殲滅越境蘇軍，哪怕暫時進入蘇聯境內也在所不惜。
他還通過“要綱”告訴駐邊境的各師團長：當你們遇到與張鼓峰類似的問題時，用不著再瞻前顧后，完全可以自行劃定邊境線，然后決定是否要動用武力！
這哪里是處理糾紛的預案，根本是一份找機會打架的通告。它完全背離了軍部在邊境糾紛上暫時息事寧人的初衷，可當“要綱”被送交參謀本部時，卻未遭到任何批駁。
關東軍不是“朝鮮軍”，在日本軍界的地位非比尋常，一些高官顯要，諸如板垣等人，最早皆服役于關東軍。在參謀本部看來，關東軍的方案再不妥，也絕不能輕易打壓，以免影響“皇軍之花”的士氣。更有稻田等人，張鼓峰折戟之后，正急于尋找新的旗手，關東軍的強硬姿態(tài)無疑投其所好，令他們擊節(jié)嘆賞，引為知音。
“要綱”下發(fā)到關東軍各部隊，部隊長們對“要綱”的實質皆心領神會，認為這是關東軍鼓勵邊境挑釁乃至大打的公開信號。
果然，“要綱”出臺不到二十天，諾門罕便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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