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夏歷七月六日，宋遼在幽州城北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門外）展開了一場空前的激戰(zhàn)。戰(zhàn)役的結(jié)局將決定兩國今后的命運。此前一個多月，宋太宗輕松地拿下太原，掃平了最后一個割據(jù)點——北漢。在臣僚的鼓勵下，皇上想乘勝攻取幽州，奪回被石晉出賣的國土，也教訓一下狂妄的契丹。于是下令部隊日夜兼程，翻過太行山，直逼幽州城下。由于部隊未經(jīng)休整，靠著一點跋山涉水運來的有限糧草，戰(zhàn)斗力大大降低。與之會戰(zhàn)的契丹軍隊則素以剽悍著稱，決非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南方士卒可比。興疲師以伐悍軍，契丹人又自視保家衛(wèi)土，形勢已然對宋人不利，更為不幸的是太宗攻遼的目標只在幽州城池，忽視了盤據(jù)在附近戰(zhàn)略要地的契丹有生力量，也沒有防御敵援軍的措施。這一指揮上的失誤在戰(zhàn)役的關(guān)鍵時刻充分暴露出來。由于將士疲憊不堪，圍攻幽州10天毫無進展，太宗親自督戰(zhàn)，這時，數(shù)萬契丹援軍抵達幽州城外高梁河，聰明的契丹士兵每人手持兩個火把，暮色之中，蹄聲似鼓，火炬如星，仿佛有千軍萬馬自天而降。宋軍大恐，自相踐踏奔竄，潰不成軍，幽州城中的敵軍乘機出城反撲。七月初七拂曉，自封為軍事天才的宋軍最高統(tǒng)帥宋太宗乘驢車倉促南逃，失去指揮的部隊一盤散沙，紛紛丟下兵器、鎧甲和糧草，奪路而奔，追尋他們的皇上去了。一夜之間，形勢發(fā)生根本性的轉(zhuǎn)變。契丹人不僅贏得了這場戰(zhàn)役的全面勝利，而且由此獲得此后100余年間宋遼關(guān)系的戰(zhàn)略主動。（22）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經(jīng)過精心籌劃，再次扯起北伐旗號，他派出三路大軍，準備合圍幽州，自己則坐鎮(zhèn)京師指揮。本來，在缺乏先進通訊設(shè)備的情況下，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可好作指揮家的太宗皇帝對將帥們的才能缺乏信任，軍權(quán)把得牢牢的，連如何行軍，如何宿營，如何布陣，都手把手地教導前方指揮員，再三授陣圖，付錦囊，弄得三軍將帥舉步維艱。如此作戰(zhàn)，勢必難以協(xié)調(diào)好各路軍隊的行動。首先是東路軍忽退忽進，被遼軍抄了糧道，慘敗于岐溝關(guān)（河北涿縣西南），接著是西路軍配合失利，大將楊業(yè)所部被圍陳家谷，最后這位善戰(zhàn)的勇將以身殉國。（23）
從一開始，宋朝統(tǒng)治者就想以有限的戰(zhàn)爭換取無限的和平，作為農(nóng)業(yè)帝國的領(lǐng)導人，他們只把眼光盯在原本屬于自己的地盤上，而未能權(quán)衡大局，對敵我雙方的實力以及形勢變化作出準確判斷，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上，他們也屢屢出錯。本想教訓契丹人一頓，不料卻讓契丹人給上了一課。
兩次伐遼失敗，挫平了宋太宗的銳氣，他開始意識到，靠一戰(zhàn)而奪疆擴土只能引來兵連禍結(jié)的無窮后患。以雍熙三年兵敗為轉(zhuǎn)折點，文臣對邊事的態(tài)度一改戰(zhàn)前的奮勇，隨著皇上的頹廢也日益消沉起來。宰相李昉等人聯(lián)名上疏請求罷兵息民，不要顧慮屈己之辱，并引用典故說：“天生北狄為患中國，漢高祖30萬人都被困在平城，多虧用和親之策才得平安；漢文帝也曾優(yōu)待外虜，晏關(guān)閉城，由此黎民百姓方得到休息。此所謂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的妙計，若照此施行，不煩出動一兵一卒，邊疆煙塵頓消。”（24）另一位官員趙孚直接建議通和修好，說：“禮道信義，自有典常，不可廢缺，現(xiàn)在北酋仍行禮命之書，所以通和之后，自能將其馴服，達到永無戰(zhàn)爭的效果。”（25）關(guān)于御邊的討論一直持續(xù)了若干年，最后在淳化元年（990年），太仆少卿張洎出來做了總結(jié)：“審天下之形勢，憂患未已，唯與之通好，或可解紛。”（26）經(jīng)過朝臣們一番熱烈討論，和風己居主導地位，太宗出面表態(tài)了，稱自己經(jīng)過“靜思”，認識到在攻克太原后觀兵薊北是失策，蓋因少年氣盛，急于救民于涂炭，現(xiàn)在懂得了：“治國在乎修德爾，四夷當置之度外。”（27）
于是，整個宋帝國泄了氣，不再妄想燕云十六州，一心一意地修起德來。遵此原則，對于高麗國使提出并攻契丹，宋太宗的回答是：“北邊甫寧，不可輕動干戈，”從此與友邦高麗絕了交。（28）與此同時，宋朝使臣幾番卑詞厚禮前往遼國求和，雖屢被拒絕，仍執(zhí)著前往。（29）
真宗即位伊始，就面臨兩種選擇，是仿效父皇早年的英姿，以興兵問罪向天下人展示自己的武略，還是修習父皇晚年的消沉，假治德以彌邊患呢？看來這位半年前才立為太子的年輕皇帝對治國缺乏心理準備，朝廷大臣差不多都是兩朝前輩，有幾位還是自己的老師，他不能不為輿論左右，而前輩老師中相當部分人談“狄”色變，仍在唱國初兵敗時的哀調(diào)。刑部郎中、知揚州王禹偁以敢言著稱，雍熙北伐后，曾進呈了有名的《御戎十策》，此時他的見解是，陛下嗣位之始，應當順合人心，派邊境官吏主動致書敵臣，使北疆復修舊好。（30）京西轉(zhuǎn)運使、太常博士直史館朱臺符提出具體建議：“臣以為宜借新皇登基之名赦免契丹之罪，選派有文武才略、習知邊務(wù)的善辯之士出使遼國，利以貨財，許以關(guān)市，就像太祖那樣與敵結(jié)恩，遼國得了好處，還能再找岔子？兩國和好如初，則北部邊防再無憂慮了。”（31）說來說去，無非是以財利誘敵致和，這才是祖宗的本意。太祖設(shè)立封樁庫是干什么用的？太宗告誡宰相說：“敵人貪婪，啗之以利可耳”，又是什么意思呢？經(jīng)過眾文臣的集思廣益，真宗終于明白了自己能夠做的是什么了。雖然他有時禁不住內(nèi)心的好奇和天真，也想學著太祖太宗的樣兒，過過親征的癮，但在其心底深處，對和平的渴望確實至虔至誠。咸平二年（998年）四月，他在駕幸老將軍曹彬宅第，詢問御邊良策之后，鄭重地向全國發(fā)布圣諭：朕當屈節(jié)為天下蒼生，以期久遠之利。（32）
◆澶淵之盟
皇帝既然久懷和戎之志，那么，宰相寇準所作的一切努力以及前方將士們的所有搏殺，都只能是未來締和盟約的陪襯。當然這些努力與搏殺也是必要的。大宋天子總不能把契丹騎兵請到帝國都城談判約和吧！
景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宋真宗的行輦停在衛(wèi)南縣的時候，戰(zhàn)局已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一天，契丹軍隊自東、西、北三面包圍澶州，出動輕騎向城西北角實施突襲。指揮宋軍作戰(zhàn)的是黨項族悍將李繼隆，他的頑固的前輩和晚輩，都曾令大宋君臣傷透了腦筋，只有他盡心效力于宋朝廷。李繼隆整軍列陣，在城頭伏下勁弩，一名叫張環(huán)的威虎軍頭，用一種射程可達百米的床子弩，射中了遼軍統(tǒng)帥蕭撻覽的額頭。近百名契丹士兵冒著箭雨將統(tǒng)帥救回營寨。當天夜里，這位曾伏擊過名將楊業(yè)的契丹英雄就斷氣了。遼軍失了主帥，宋軍卻隨著親征號角奏響，越聚越多。契丹欲進不能，欲退不敢，士氣大沮。這一仗逼使契丹的最高統(tǒng)帥——蕭太后和遼圣宗，不得不重新回到談判桌前，與宋朝使節(jié)曹利用共同討論議和之事。
臨行前慨然表示“契丹人若妄有所求，臣誓不生還”的曹利用，在一輛馬車上見到了蕭太后。契丹人禮數(shù)周全，說話卻很不客氣，蕭太后直接了當?shù)馗嬖V宋朝使臣，她率軍南行的目的就在于索回關(guān)南之地。曹利用說：“晉許地予契丹，周人后又取之，這都不關(guān)宋朝的事。貴國若求金帛以佐庫藏，我尚不知皇帝能否同意，割地之請，絕不可以接受。”契丹的政事舍人高正始跨步上前，喝道：“我軍前來，就是圖復故地，如果只得金帛，則愧對國人！”曹利用反唇相譏：“如果契丹用了你的計策，恐怕就要連兵結(jié)釁，戰(zhàn)火不息，兩國永無寧日了。”由于曹利用堅持不割地只納款，更由于契丹軍隊深入中原后到處碰壁，澶州之役損兵折將，已是窮途末路，蕭太后也就痛痛快快地答應了。
要錢的一方當然痛快，那么出錢的一方也能痛快么？對這一點，曹利用是心中有數(shù)的。納款求和的主張來自圣上，觀念卻為大眾共有。以農(nóng)業(yè)為基礎(chǔ)的漢民族珍惜自己的每一寸土地，這是家園，也是家產(chǎn)，豈能隨便出讓？五代時的晉高祖石敬瑭之所以比其他朝代的暴君更遭世人唾罵，不就在于他無恥出賣了燕云十六州嗎！周世宗柴榮之所以贏得“英主”之名，其中一項功業(yè)也正是把關(guān)南之地從契丹人那里奪了回來�，F(xiàn)在宋朝當權(quán)者若將這塊地皮輕許別人，那簡直是丟盡祖宗臉面。至于納幣與敵，則是另一回事。當時尚無“賠款”之稱，如以贈、賞、賜一類字眼，大體上還是能保住天朝尊嚴的，宋真宗自有道理：“漢朝不也賞賜玉帛給單于么！”（33）
本此原則，當曹利用返回澶州行宮詢問金帛數(shù)目時，皇上顯得格外慷慨：“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沉默不語，退下后找到曹利用說：“雖有敕旨，你若許過三十萬，我要你的腦袋！”曹利用沒有辜負皇上的求和重托，也沒敢違背宰相的納款限額。再從契丹營帳歸來，他帶來了手持國書的契丹使臣。真宗正在用餐，忙派內(nèi)侍探問金帛數(shù)目，曹利用伸出三個手指，橫在臉前。內(nèi)侍回稟：“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真宗失聲道：“太多了！”即而又嘆曰：“姑且了斷此事，也算可以了。”隔著薄薄的宮帷，曹利用聽到里面的對話，連忙入奏實情。真宗不禁大喜。當即升曹利用為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34）
十二月七日，一道以漢、契丹兩種文字寫成的《澶淵誓書》同時在兩國頒布。文曰：
共遵成信，虔奉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于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一切如常，即不得創(chuàng)筑城隍，開拔河道。（35）
一筆以金錢換和平的買賣成交了。真宗果遂其愿，親臨澶州，并不是為了戰(zhàn)爭，而是為了和平。令皇上特別欣慰的是，自父皇討伐幽燕以來，中斷了25年的兩國關(guān)系，經(jīng)過自己苦心修補，終于和好如初了。十二月九日，真宗在行宮接見大將李繼隆、石保吉，出京時那滿臉陰郁一掃而光，他興致勃勃地與將軍們飲酒比箭，并當場揮毫，寫下一首《回鑾詩》。十五日，皇上又設(shè)盛宴款待眾臣，因病留在京師的宰相畢士安也趕了來。席間，有人議論用30萬賄賂契丹是不是多了些，畢士安斷然喝道：“不如此，和事能長久么？”（36）
宴席上沒有看到善飲喜談的寇準的身影，他或許正默默站在澶州城頭，眺望著緩緩退去的契丹隊列，千思百感，他可能想起了太祖40年前的封樁妙計，也可能正思索名將楊延昭剛剛被拒絕的建議：“乘契丹人離境千里，人馬俱乏之際，令諸軍扼守要路，敵軍雖眾易敗，即便幽易數(shù)州也可襲取。”（37）寇準百思不得一解：為何當年太祖能以17萬禁軍橫掃大半個中國，如今本朝擁兵百萬，卻對付不了10萬契丹人？
依寇準的性格，他絕對不會贊成做這筆交易。費這么大力氣鼓動皇上親征，不是來訂立城下之盟的，而是一舉擊敗宿敵，奪回幽燕，了結(jié)困擾中原幾十年的宿怨�？軠噬钪伺e關(guān)系重大，并為此興奮不已，他告訴真宗，只有這樣做方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shù)十年后，仍會有數(shù)不清的麻煩。但是皇上腦袋里的想法與宰相的雄心差距太大了。同讀《春秋》，寇準得出的教益是，諸侯爭霸，獲勝者憑借的是實力，是兵家的勝算，絕非德者的操行；而皇上欣賞的名言卻是“尊王攘夷”，他回答宰相：“數(shù)十年后，自有能抵御外患的人，我不忍心看著生靈遭戰(zhàn)火涂炭，所以才同意約和。”（38）
寇準最終還是違心屈從了圣意，因為已有人密告他擁兵自重。雖然他及早改變了立場，仍然沒能逃脫再度遭貶的命運，參知政事王欽若不久將指出他所犯錯誤性質(zhì)的嚴重，以親征為名把皇上押上前線，這不是博戲中的“孤注一擲”嗎？（39）
一百多年后，一個叫陳瑩中的學者總結(jié)道：“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已分為南北兩部分了。寇準之功不在于親征之說，而在于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若用這一計策，我朝就不會出現(xiàn)后來的慶歷之辱和靖康之禍了。景德元年不戰(zhàn)而和，最想和的是契丹人。”（40）這也就是在宋帝國被迫簽訂了另一屈辱條約《紹興和議》之后文臣的感慨。對當時大多數(shù)人來說，“澶淵之盟”并不意味著失敗和屈辱，更不是走向深淵的路標，而是勝利和榮耀，是通往天國的大道。聽到立盟休兵，退休多年的前宰相呂蒙正抱病入京，對皇上說：“北戎請和，從古以為上策。今先啟誠意，繼好息民，天下無事，惟愿以百姓為念。”（41）接替寇準為相的王旦也向真宗皇帝匯報：“和好以來，河朔百姓得以安居樂業(yè)，雖然每年要贈送契丹銀絹，但較之用兵之費，還不到百分之一。”（42）
宋遼結(jié)盟以后，和平的春風吹拂四海，一掃宋朝君臣心頭的陰靄。將帥們拚死力戰(zhàn)贏不來的太平歲月，現(xiàn)在由文臣起草的一紙盟約換來了，而且是那樣牢靠，除了仁宗慶歷間宋夏交惡時、契丹人趁機起哄，索加歲幣20萬之外，差不多120余年北部邊境無戰(zhàn)事。無論是當時的百姓，還是后來的歷史學家，都不能無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個不怎么光彩的盟約確實一度杜絕了北方邊患，使宋帝國贏得了較長一段安心進行經(jīng)濟文化建設(shè)的時間。（43）
但和平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這不僅是失去了一次乘勝破敵，從根本上解決邊患的難得時機，也不止于每年送絹納銀，給宿敵輸血打氣，最大的危險還是心理上的滿足導致了國防的松懈，以懷柔撫寧邊患，用金錢換取和平，成了兩宋文臣唯一傾心的外交政策。
曾在慶歷邊界談判中以增幣避免了割地與和親，從而維護了大宋面子的富弼，居安思危，意識到了潛在的危險。他指出，“澶淵之盟”本身未算失策，令人痛心的是當國大臣自約和之后，就不再對邊事感興趣，以至武備皆廢。守邊將帥用心防范，就被斥為惹事生非之舉；士民議論國防，又被視為迂闊無用之論。弄得人人忌談兵事，好像天下已永久太平了。他提醒人們，現(xiàn)在還不是高枕無憂的時候。然而，他的這一背時論調(diào)，顯然沒能引起同僚的共鳴，多數(shù)文臣同他們的皇上一樣，很滿足于懷柔政策帶來的效應。他們信奉中庸，亦深明歷史。一位善辯的大臣張方平發(fā)表意見說：自古以來討論邊事的人都認為“和戎”為利，“征戍”為害，現(xiàn)在既然已經(jīng)“和”了，還侈言什么“戰(zhàn)”呢？（44）
結(jié)盟后不久，一個契丹使臣來宋，向宋朝館伴提出愿與貴國大臣比箭。朝廷上下竟找不到一個文武雙全的人。真宗抓耳撓腮，想起狀元陳堯咨還能射兩下子，便讓晏殊找到他說：“你若肯改武職，皇上升你做節(jié)度使。”陳堯咨聽到能驟升極品，樂不可支，連忙跑回家報喜，不想?yún)s被他母親打了一頓板子，痛罵道：“你父子均以文章立朝為臣，你卻貪圖利祿，愿當武將，這不是辱沒家門么！”（45）仁宗時期，大將狄青屢建奇功，被擢為樞密使，立即在朝廷引起大嘩，歐陽修上書皇帝，稱“武臣掌機樞，只能是那些心懷不軌的軍人高興，于國家大局不利”，韓琦更是屢屢羞辱這位曾在自己麾下作戰(zhàn)的將軍，狄青終被趕出朝廷，氣忿而亡。（46）終宋之世，武將始終在文臣之下抬不起頭來，習武之人似乎是在作踐自己。直到北宋亡了，逃到南方的遺老猶自津津樂道當年“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的盛世民風。（47）
人類企盼和平，不愿卷入戰(zhàn)爭。兩宋之所以陷入這個泥潭，完全是被動的。說起來，宋朝文臣實在不幸，歷史難得將治國重任賦予他們，知識分子難得在政治舞臺上獲得如此多的表演機會，本應該發(fā)揮其特長，一顯身手，偏偏趕上了歷朝歷代未曾遇見過的頻繁邊患，北方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相繼崛起，一個比一個強壯，一個比一個好戰(zhàn)，他們被迫運籌帷幄，經(jīng)略武備，甚至出塞將兵，操練起他們極不熟悉的行當。如果他們能正視現(xiàn)實，賦予武人稍多一些兵權(quán)和榮譽，或許有可能憑借實力獲取戰(zhàn)場上的主動，可行伍出身的本朝奠基者自一上臺便把同行盡數(shù)打入冷庫，“興文教，抑武事”與“守內(nèi)虛外”雙策并舉，弄得習武之人要么改行，要么屈從于文臣之下，一起受別族武人的欺凌，怎么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簽訂城下之盟呢？如果他們能從狡黠的對手那里悟出更多道行，不為暫時得失痛心疾首，而是臥薪嘗膽，發(fā)憤圖強，或許能夠繼續(xù)與強敵周旋，贏得更多的生存空間和時間，不致于為了尺寸面子，時而不自量力地狂妄叫陣，時而又在實力相當?shù)那闆r下自動休戰(zhàn)，怠懈武備，龜縮在敵人刀槍之下，大念起和平經(jīng)來。然而十分遺憾，兵家權(quán)謀又非書生所長，出爾反爾更為讀書人所不恥，別忘了他們自幼相伴的老師，是信奉中庸，講求禮義的孔夫子，而非知兵善戰(zhàn)的孫武。更何況在他們頭頂上，還有一連串視修德為急務(wù)，奉和戎為己任的專制帝王呢！
◆仁慈的防御
自澶淵訂盟后，納幣和戎似乎成了百驗不爽的退兵良策。每當邊關(guān)燃起烽火，社稷江山岌岌可危，大宋君臣便會不約而同地到真宗皇帝的靈前乞求真經(jīng)，并且躍躍欲試，除非對手不愿講和，才極不情愿地陪著打上幾仗。戰(zhàn)爭是政治的繼續(xù)，只要帝國體面不被喪失殆盡，只要趙姓皇族仍能運祚永延，那怕還有一線“和”的希望，就要盡全部努力。因此無論打多少仗，無論是勝是敗，形勢有利還是不利，一旦對方放出口風，愿意休兵，大宋使節(jié)立即手捧盟書馬不停蹄地向北奔馳。盟書的格式也早已在景德元年擬好，無非是差個抬頭和錢帛數(shù)目，這要看看對手是誰和自己挨打的程度再定。
于是，浩繁的宋朝史冊上便出現(xiàn)了許許多多的盟書或誓約，而連綴它們的乃是大大小小的敗仗和勝仗。將這些敗仗和勝仗排列起來，又可以總結(jié)出一種極其相似的戰(zhàn)略思想——消極防御。
宋人與契丹人、黨項人、女真人和蒙古人打了300年仗，除了開頭太宗兩次伐遼，差不多都是在自己的疆土上作戰(zhàn)，好幾回讓人家攻到大本營京師之中。即便是實力相當?shù)膶κ�，也應該互有攻守，何況宋帝國的人口和經(jīng)濟不知超過北方游牧鄰邦多少倍。
據(jù)說，當年締造和平的真宗皇帝在簽訂盟約的同時，立下這樣的規(guī)矩：凡守邊御敵，只能驅(qū)逐，不許追趕。（48）本朝一再忍辱負重，正體現(xiàn)了我們是講求信義的禮儀之邦，盡管我朝地大物博，軍力百萬，也絕不干欺小凌弱之事；鄰邦犯界，我們也要曉之以仁，示之以禮，爭取感化對方，和睦相處。一旦被迫興師，首先要考慮的是“師出”有名還是無名。
這種戰(zhàn)略思想，在仁宗時期的宋夏戰(zhàn)爭中，經(jīng)范仲淹的大力提倡和深入研討，得到進一步充實和完善。
范文正公的座右銘是：“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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