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太平天國起義時期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主要依靠軍事實力確立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們在同光新政時期則在經濟、軍事、政治、外交、文化各個領域中擴大了勢力和影響。他們率先創(chuàng)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yè)和民用企業(yè)，開辦近代學堂，建議派遣留學生，倡導學習西方科技，編練新式陸軍、海軍……總之，他們實際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過程，盡管步履蹣跚。
同光新政
薛福成《庸庵筆記》有一則胡林翼的故事，大意說：湘軍將太平軍包圍在安慶時，胡林翼策馬登上龍山，觀察形勢，高興地說：“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平也。”既而馳馬至長江邊，忽然看見兩艘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他頓時臉色大變，默然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乎墜馬。他本已有病，至此加重，幾個月后死去。薛福成就此評論說：“蓋粵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癥，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這則故事未必真實，但是胡林翼對于擁有先進裝備的洋人存有憂懼心理卻可以肯定。不僅胡林翼，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丁日昌等封疆大吏，奕䜣、文祥等中央大員，也都對洋人存有憂懼心理。這種憂懼心理既可以造成崇洋媚外的民族自卑感，也可以激起民族自強的信念。這種民族自強的信念是推動清政府在19世紀60至90年代施行“同光新政”的動力之一。同光新政又稱自強運動或洋務運動。稱為同光新政是強調那些新政策、新措施的改革性，稱為自強運動是突出它的目的，稱為洋務運動是著眼于它的主要內容，各有道理。
同光新政的內容很廣泛，涉及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外交、官制等方面，而以經濟活動為主，其啟動則是從軍事工業(yè)開始的，發(fā)軔者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丁日昌等地方督撫也積極倡導，中央則有奕䜣、文祥等主持，慈禧太后也給予很大支持。
咸豐十一年曾國藩在安慶創(chuàng)建軍械所，成為洋務運動的開端。那時曾國藩正率湘軍與太平軍作戰(zhàn)，創(chuàng)建軍械所的目的是生產洋槍洋炮，武裝湘軍，鎮(zhèn)壓太平軍，同時寓有求自強、御外侮的意圖。他曾對幕僚們說：“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長技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無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魏源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到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時才變成行動，前后經過了20年。
安慶軍械所起初以手工制作為主，沒有近代大機器，實在說不上是近代企業(yè)，只是生產的洋槍洋炮是近代的，所以成為中國近代軍事工業(yè)的發(fā)端。安慶軍械所網羅了一批科學技術專家，徐壽、華衡芳、李善蘭都在其中，他們是近代科技史上的頂尖人才。同治三年（1864年），徐壽利用外國圖紙，試制一艘汽輪船，取名“黃鵠”。它雖是木殼的，卻用蒸汽輪機，它是我國自制的第一艘近代輪船。當時軍械所已移到南京，“黃鵠”輪在長江試航，曾國藩帶領文武官員登輪。屆時輪機開動，江浪滔滔，船上一片興高采烈。曾國藩當時便下定決心：“以次放大，續(xù)造多只。”四年（1865年），曾國藩將安慶軍械所和李鴻章創(chuàng)辦的上海洋炮局、蘇州洋炮局合并起來，又收購美國人佛爾士在上海虹口辦的旗記鐵廠，在虹口建起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這是一個大規(guī)模的近代化軍工企業(yè)，主要機器是從美國購進的。它生產槍炮彈藥，制造輪船（后改為修理）。
19世紀60年代出現的軍事工業(yè)還有左宗棠創(chuàng)辦的福州船政局、李鴻章創(chuàng)辦的金陵機器局、崇厚創(chuàng)辦的天津機器局。在70—80年代又出現一批近代民用企業(yè)，規(guī)模較大的有李鴻章創(chuàng)辦的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漠河金礦、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此外，設電報局、修鐵路、辦學堂、派留學生等新政也同時展開。大清朝出現了一番新景象。
近代軍事工業(yè)和民用企業(yè)在中國大地上矗立起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它標志著中國近代化運動已經啟動，中國人終于邁出走向世界的關鍵一步。
早在明末清初，傳教士就給中國人帶來了西方文化。明萬歷七年（1579年）傳教士羅明堅到達澳門，學習漢語，賄賂廣東地方官，得以進入肇慶，見到總督陳瑞，獻上西洋制器望遠鏡、自鳴鐘等禮物，并且把自鳴鐘上的24小時改為中國的十二時辰。他向陳瑞表示他將完全與本國脫離關系，甘愿做皇帝的子民，因此得到允許居住下來，并且在廣東肇慶建造起一座天主教堂。隨同羅明堅到肇慶的有一個叫利瑪竇的意大利籍傳教士，在肇慶住了幾十年，后來又在北京居住十年，在傳播西方宗教的同時，也傳播了西方文化，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貢獻。從明萬歷到清康熙一百多年間，不斷有傳教士到中國來，他們的活動雖然也遭到某些挫折，但大體是順利的，其中的利瑪竇、龐迪峨、熊三拔、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羅雅谷、南懷仁、白進（晉）、張誠、巴多明等都曾受到朝廷的重用，他們之所以受到重用，是因為他們帶來了比較先進的天文、歷法、數學、地理、物理、醫(yī)學、制造等科學技術知識。那時，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表現出一種容納的態(tài)度，他們雖然認為儒學在總體上是高于西學的，但也承認在“形而下”即器物方面，西方有值得學習的東西。著名學者徐光啟、李之藻等，開明的康熙皇帝，都曾向傳教士學習科技知識，明末清初的歷法改革也主要由傳教士主持。西方文化在中國傳播的事實說明，中西文化之間有相通的內容�？滴跬砟陮鹘淌康幕顒蛹右韵拗�，不是因為中國儒家文化容納不了西方的科技文化，而是容納不了西方的宗教。人們經常議論中國儒家文化的排他性，豈不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排他性更為厲害�？滴�、雍正禁教，就是因為羅馬教廷對儒家文化采取了排斥措施。康熙時，羅馬教廷派使節(jié)到中國來，宣布“禁約”，規(guī)定中國教徒不得懸掛“敬天”之匾，不得祭祀孔子和祖先。這與利瑪竇不同，利瑪竇對儒家文化采取寬容態(tài)度，允許中國教徒保留傳統(tǒng)信仰和習慣。康熙針對羅馬教廷的禁約，下令驅逐那些堅持按禁約行事的傳教士。雍正實行更加嚴厲的禁教政策，但也諭令“有通曉技藝愿赴京效力者（按指傳教士）送京”。雍正、乾隆時，皇宮中仍有通曉技藝的傳教士。但是傳教士很少能在社會上活動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實際上中斷了。
由于宗教和信仰的原因而中斷了西方科技知識在中國的傳播，是令人遺憾的，它使中國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歷史機遇。但是仔細分析起來，這種中斷也有某種歷史的必然性。傳教士主要目的是宣播宗教而不是傳播科學技術知識，傳播科學技術知識只是宣播宗教的一個輔助性手段，他們很少考慮中國需要哪些知識而有針對性地輸入，所考慮的是如何炫奇，以便吸引信徒。他們所傳播的科學技術知識對于以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為基礎的中華帝國來說，并不都是必需的，因此很容易就中斷了，而必不可少的科學技術知識的傳播是不會中斷的，如西方的天文歷法，就被采用了，并沿用下去。
19世紀60—70年代西方文化的輸入在路徑和方式上都不同了，它先從物質層面文化開始，以興辦近代軍工企業(yè)和民用企業(yè)的實體為發(fā)端，為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的傳播奠定了物質基礎。文化，廣義的文化，分為物質層面文化、制度層面文化和觀念層面文化，這三個層面的文化表現為動態(tài)的統(tǒng)一：文化的變化通常是從物質層面文化開始，依次引起制度層面文化、觀念層面文化的變化，但總體上三者是互相適應的，形成一個整合體。洋務運動正是在不自覺中按照這樣一個規(guī)律在引進西方文化。它因為軍事上的迫切需要而創(chuàng)辦近代軍工企業(yè)，近代軍工企業(yè)需要大量的煤、鐵、鋼材和電力等，這就不能不發(fā)展近代民用企業(yè)；而這些近代企業(yè)需要大量近代科技人才，于是便翻譯西書、辦學堂和派留學生。西學及西方科技文化從物質層面的輸入開始逐步進入到制度層面，乃至引起更深層的價值觀念和民族心理的變化。
現代學者對于洋務運動有許多批評，說它企圖用西方資本主義的點滴之水澆灌枯萎的封建主義之木，說封建官僚如何控制洋務企業(yè)，說洋務企業(yè)內部如何腐敗，等等，這些批評都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宏觀地考察一下，在封建經濟土壤之上矗立起幾座近代化的大工廠，這畢竟是破天荒的，無論怎樣估計它的意義也不過分。
辦工廠，興學堂，修鐵路，派遣留學生，學習西方文化，這一切在當時都是新鮮事物，贊成的人少，反對的人多。洋務運動每前進一步都引起新舊兩派激烈的斗爭，從這個意義上說，洋務運動也具有近代思想啟蒙的作用。
洋務派和頑固派的第一次交鋒是圍繞設立同文館開始的。京師同文館創(chuàng)辦于同治元年，是為了培養(yǎng)懂外語、通洋務的人才，設置的課程主要有外語，后來增添格致（自然科學）。清廷規(guī)定學員從士子和五品以下官員中選拔。大學士倭仁等對此非常不滿，于是引起一場爭論。第二次爭論是因為清政府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決定籌設海防引起的，并牽連到是否應該采用機器生產。第三次爭論從80年代開始，圍繞興修鐵路展開，在光緒十五年（1889年）達到高潮。除了這三次大爭論以外，還不斷有小規(guī)模的爭論，以至于李鴻章慨嘆：“三十年來日在謠諑之中。”
每次爭論都有一個具體的主題，但每一次都并非就事論事地爭論，而是涉及到某些傳統(tǒng)觀念和價值取向，如“夷夏之辨”、“道器之辨”、“本末之辨”、“義利之辨”等。
夷夏之辨這個古老的命題，在近代已成為守舊派用來拒斥外來文化的口頭禪。在創(chuàng)辦同文館時，就有人貼出這樣一副對聯：“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不分析設立同文館具體的利弊得失，僅從“拜異類為師”這一點就完全否定設立同文館的必要性。大學士倭仁堅決反對同文館招收科甲正途出身的學員，說：“夷人吾仇也。咸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畿甸，震驚我宗社，焚毀我園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恨至今……復舉聰明雋秀國家所培養(yǎng)而儲以有用者，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氣因之而彌熾，數年以后，不盡驅中國之眾咸歸于夷不止。”詞氣激憤，內心卻很恐慌，擔心學習外國將導致“咸歸于夷不止”。這事實上是因為被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嚇破了膽，喪失了民族自信心，害怕和外國人接觸，便緊緊抓住“夷夏之防”這個傳統(tǒng)觀念不放，幻想仍然在一個與世隔絕的環(huán)境中生存。
洋務派主張學習西方的理由是西方的科學技術比較先進，頑固派則針鋒相對，極力貶低西方科技，說它遠不如中國古代科技先進，因而無須學習“西夷”。在圍繞同文館的爭論中，倭仁反對任用西洋人教授自然科學，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候選直隸州楊廷熙則具體說明中國古代科技“幽深精妙”，非西方所及，他寫道：“中國自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及先儒曩哲，或仰觀俯察，開天明道，或繼承纘述，繼天立極，使一元之理，二五之精，三極之道，旁通四達，體之為天人性命參贊化育之經，用之為帝典王謨圣功賢學之準，廣大悉備，幽明可通。所以歷代之言天文者中國為精，言數學者中國為最，言方技者中國為備。如渾天儀、《乾鑿度》、《太元》、《洞極》、《潛虛》、《星紀》、《九章》、《三率》、《周髀》、《皇極》諸書，相繼而起，恐西學、輪船、機器，未必有如此幽深微妙矣！又況中國為人材淵藪，數理載國朝精蘊，二百余年，時憲無失閏之譏，天象無昏迷之誚。是此時之天文、算數較歷代為尤精也。”接著他“理直氣壯”地詰問：“夫以中國之大，養(yǎng)士之久，豈無一二知天文、明數學之士，足以駕西人而上之者哉？”經過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洋船洋炮洋槍為代表的西方科技遠勝中國的事實，可以說是有目共睹的，可是這位對中國古代科技頗有研究的楊廷熙卻視而不見，他未經研究就推測說“恐西學……未必有如此幽深微妙矣”，他的這種態(tài)度源出于“內夏外夷”的傳統(tǒng)心理。
也有的守舊分子承認西方科技比中國先進，卻仍然反對學習西方，他們的理由是：“所可恃者，中國數千年禮義廉恥之維，列祖列宗之教澤在，人恥為夷人之心猶十居八九耳。今以重洋人機器之故，不能不以是為學問，為人才，無論教必不力，學必不精，竊恐天下皆將謂國家以禮義廉恥為無用，以洋學為難能，而人心因之解體。其從而習之者必皆無恥之人，洋器雖精，誰與國家共緩急哉！”這里說出了“夷夏之防”的深層道理：如果學習西方科技，就會看重西學和西學人才，結果必然動搖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其價值觀，從而使封建統(tǒng)治失去“所可恃者”。“夷夏之防”的觀念之所以不可破壞，根本原因就在于守舊派認為它能維護大清朝依照老樣子統(tǒng)治下去，而破壞了這個觀念就可能動搖大清朝統(tǒng)治。
洋務派的看法和守舊派不同，他們雖然也要維護大清朝的統(tǒng)治，但認為形勢變化了，不能照老樣子維持統(tǒng)治了，必須向外國學習，有所更張才行。李鴻章指出：“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中國，此千余年一大變局也……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驅逐出境’，固虛妄之論。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無具而能保守之也。”面對陌生而強大的敵人，空談是無濟于事的，必須有具體方策，而這個具體方策不能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尋求，因為古老的藥方并不總是有效的。李鴻章說：“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法制之，譬如醫(yī)者療疾，不拘何癥，概投其以古方，誠未見效也。”古老的藥方不見效，必須從洋人那里討藥方。他在一封信中說：“今日喜談洋務，乃圣之時。人人怕談厭談，事至非張皇即鹵莽，鮮不誤國。公等可不喜談，鄙人若不喜談，天下賴何術以支持耶？”他頗為自詡，認為確實找到了一個比較好的自強的藥方。
奕䜣的言論更激烈尖銳一些。他批駁“師夷為恥”的謬論說：“夫天下之大恥，莫恥于不若人。”連小國日本都知道發(fā)憤向西方學習，“獨中國狃于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將安于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洋務派不以“師夷為恥”，而以“不如人為恥”，這是思想觀念的一大進步。在奕䜣等人看來，中國除了學習西方之外，已沒有別的路可走。他們在一道奏折中說：如果倭仁等認為學習西方多有窒礙，而另有“良圖”、“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自當追隨該大學士之后，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等詞，謂可折沖樽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在奕䜣等的逼問下，倭仁只好認輸，他無可奈何地承認他沒有什么好辦法，他也不知道國內有誰精通天文、算學，不敢妄行保薦，他聲明先前的反對意見“已無足論”。
道器之辨。“道”和“器”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對范疇，“道”是指無形的法則或規(guī)律，“器”是指有形的事物或名物制度�！兑�•系辭上》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關于道和器的關系，古代哲學家們有不同的解釋，大多認為道是根本的，器從屬于道，所謂“道本器末”。步入近代，西方的器物文化首先涌來，船炮之利，工藝之精，令人咋舌。但守舊派卻看不起它。倭仁說：“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方浚頤說：“三千年以來，帝王代嬗，治亂循環(huán)，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區(qū)宇，奠安黎庶。雖武鄉(xiāng)侯之木牛流馬，亦僅能行于蜀漢鼎足三分。而所謂天賜勇智、表正萬邦者，要不在區(qū)區(qū)器械。”這是從傳統(tǒng)的“道本器末”的觀念出發(fā)所得出的結論：能夠起到維系人心作用的孔孟之道是根本，而技藝、器械，無論多么精妙，也是無關緊要的。
洋務派恰恰看重西方的器物文化。李鴻章還在和太平軍激烈交戰(zhàn)的時候就說：“洋務最難著手，終無辦法。惟望速平賊氛，講求洋器。”他對于守舊派堅持“道本器末”的觀念很不以為然，說：“天地萬物萬事皆有制造之法之意，何可藐視？”在興辦洋務的實踐中，他痛感中國缺乏近代科技人才，因此大力提倡學習科技、從事科技事業(yè)。他在《籌議天津機器片》中曾表示希望“內地員匠學其器而精通其意”，認為這是“經久之道”。他還希望士大夫們能夠改變輕視器物的傳統(tǒng)觀念，獻身科技，說：“士大夫留心經世者，皆當以此為身心性命之學，庶幾學者眾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強國而贍軍。”要士大夫們將科學技術作為“身心性命之學”，這是一個深刻的觀念轉變。在曾國藩和李鴻章等的倡導下，清政府在70年代首次向美國派遣了一批留學生，“學習軍政、船政、步算、制造諸學”，其中有些學生歸國后終生從事科技或實業(yè)，詹天佑就是他們中的佼佼者。但派人出國留學，畢竟人數太少，大量的科技人才還要依靠國內培養(yǎng)，因此李鴻章建議改革科舉，另設“洋學局”，分為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氣等數門，如果學有成效，“則與正途出身無異”。這是要從制度上來提高科技人員的地位，它在不自覺中在文化觀念上把“器”提到與“道”同樣的地位了。但是設洋學局的建議遭到守舊派的激烈抨擊，有人說：“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堯舜周孔之道，欲人誦經史明大義，以敦君臣父子之倫也。人若不明大義，雖機警多智，可以富國強兵，或恐不利社稷。”堅守道本器末的立場，決不允許堯舜周孔之道的崇高地位受到任何挑戰(zhàn)。
其實洋務派雖然提高了器物文化的地位，卻并不認為它可以和孔孟之道“平起平坐”，他們的原則是“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wèi)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即以器衛(wèi)道，器是用，道是本。它的另一個說法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本末之辨。“本”和“末”一對范疇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具有多種含義，這里只討論它所規(guī)范的農商關系。中國封建社會的一貫政策是“重農抑商”，傳統(tǒng)觀念是“崇本抑末”，即以農為本，以工商為末。在守舊派和洋務派的爭論中，守舊派堅持“崇本抑末”，反對發(fā)展近代工商業(yè)。翰林院編修丁立鈞說：“古來圣君賢相講富強之道者，率皆重農抑商，不務盡山澤之利，蓋所稱為極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足以備豫不虞而已。”完全是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的封閉觀念。王文韶則說：“四民之中，農居大半，男耕女織，各職其業(yè)，治安之本，不外乎此。若概以機器行之，彼兼并之家，富連阡陌，用力少而工程多，誠美利也。此外別無恒產，全賴雇值以自贍者，往往十居八九。機器漸行，則失業(yè)者漸眾，胥天下為游民，其害不勝言矣！推之工匠，亦莫不然。”他擔心大工業(yè)生產將破壞小農經濟結構，造成社會動蕩，從而破壞了他理想的中世紀的田園風光。但是中國已被迫卷入資本主義化的進程中，它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從西方引進的近代工業(yè)在中國小農經濟的土壤之上終于建立起來了。洋務派的“求富”、“保商”、“興工”思想，便反映了這種客觀要求和歷史進程，傳統(tǒng)的“崇本抑末”的觀念也就被代之以“工商皆本”、“工商為先”等新觀念。
義利之辨。儒家文化的價值取向是重義輕利，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守舊派牢牢記住這個古老的訓誡，他們對于洋務派求利求富、發(fā)展工商的主張深惡痛絕，以至李鴻章抱怨說：“然欲自強必先理財，而議者輒指為言利。”守舊派反對求利求富，是因為擔心這一導向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張自牧說：“中國謀生之術，如農夫、女紅、百工，其為道也甚迂，而收利也甚薄。后王之治天下，使民終歲勤勤，而僅能溫飽其身，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所謂家給人足者，誠欲其勤而得之，非欲其佚而致之也。今舉耕、織、煤、鐵之事，皆以機器代人力，是率天下之民習為驕惰，而坐擁厚貲，其有不日趨于淫侈者乎？”這等于說貧窮、勤勞是和高尚道德相聯系的，而求利、富裕是和道德墮落連為一體的。這完全是一種偏見。守舊派實質上是要人民永遠過著一種僅得溫飽的日子，迫使他們終年勤苦勞動，無暇他顧，以便于統(tǒng)治。守舊派更反對讓士子們求利求富。張盛藻針對同文館計劃招收正途出身的學員，批評說：“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為其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若令正途科甲人員習其機巧之事，又借升途、銀兩以誘之，是重名利而輕氣節(jié)，無氣節(jié)安望其有事功哉！”給從事科學技術的人員以合理的名譽、地位和物質利益，這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這并不一定就使人無氣節(jié)，相反讀孔孟之書的也并不一定就有氣節(jié)，科甲正途者，大多數也都是為了求名求利，只是他們嘴上不說，而一味標榜仁義罷了。
儒家重義輕利的說教是導致中國工商業(yè)不發(fā)達的原因之一，而工商業(yè)不發(fā)達是造成中國貧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此，洋務派是最先認識到的，因此他們大肆鼓吹求富求利。“先富而后能強，尤必富在民生”（李鴻章語），“國家與人民，交相維系，并心壹力，以利為程”（郭嵩燾語），這些是他們共同的信條，是他們孜孜以求的目的，清朝統(tǒng)治當局事實上也接受了這種觀點。在80年代圍繞興修鐵路的爭論中，起初倡辦者的理由是在軍事方面，而張之洞別開生面，從興利求富的角度發(fā)表宏論，他說：“今日鐵路之用，尤以開通土貨為急。蓋論中外通商以后之時局，中國民生之豐歉，商務之息耗，專視乎土貨出產之多少，與夫土貨出口較洋貨進口之多少以為斷。近數年來，洋貨洋藥進口價值每歲多于土貨出口價值者，約二千萬兩，若再聽其耗漏，以后斷不可支�，F在洋貨洋藥之來源無可杜遏，惟有設法多出土貨多銷土貨以救之……中國物產之盛，甲于五洲，然腹地奧區(qū)，工艱運貴，其生不蕃，其流不廣。且土貨率皆質粗價廉，非多無利，非速不多，非用機器、化學不能變粗賤為精良，化無用為有用。茍有鐵路，則機器可入，笨貨可出，本輕費省，土貨旺銷，則可大減出口厘稅以鼓舞之。于是山鄉(xiāng)邊郡之產，悉可致諸江岸海壖而流行于九洲四瀛之外。銷路暢則利商，制造繁則利工，山農、澤農之種植，牧豎、女紅之所成，皆可行遠，得價則利農。內開未盡之地寶，外收已虧之利權，是鐵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見，而國之利因之，利國之大端則征兵轉餉是矣……故利國之與利民實相表里。”興修鐵路有如此巨大的經濟利益，哪里還管它是否震動地下的列祖列宗呢！張之洞的意見被采納了，興修鐵路成為清朝的國策。
在洋務運動時期，洋務派和守舊派的論爭是西方器物文化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碰撞的結果，由于它已涉及中國文化中幾個重要的傳統(tǒng)觀念，所以爭論是很激烈的。守舊派對洋務派的攻擊，給洋務運動造成一定阻力，但是每一次論爭的結果都是以守舊派失敗告終，因為他們所依恃的幾個傳統(tǒng)觀念是無法阻擋歷史潮流的。
當然，洋務運動也有很大的消極作用，它在使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聯系日益密切的同時，也使中國經濟日益依賴列強，從而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提倡洋務運動的督撫們，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丁日昌、劉銘傳、張之洞等，個個都有些買辦氣，有的有嚴重的媚外思想，對于同光時期的對外政策有重要影響，造成很大危害。
總理衙門和南北洋大臣
咸豐十年（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后，留守京城的恭親王奕䜣、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三人多次就當時的局勢進行商討，在取得一致意見之后，十二月初一（1861年1月11日）聯銜上了一道《章程六條折》。這道奏折在晚清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奠定了此后半個世紀清政府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和體制。
奏折分析當時的形勢，指出：“臣等就今日之勢論之，發(fā)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攘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為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fā)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惟有隱消其鷙疾之氣，而未遽張以撻伐之威。倘天心悔禍，賊匪漸平，則以皇上圣明，臣等竭其顓蒙之力，必能有所補救。若就目前之計，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糜。數年間，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為大害。”為了有效地執(zhí)行“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糜”的外交方針，他們建議在中央設立一個新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門處理外交事務，同時又建議設置南北口岸通商大臣負責管理開放口岸的涉外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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