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理解日本人，必須要先弄清他們所說的“各就其位”是什么意思。他們信仰秩序和等級制度，就像我們信仰自由平等一樣。日本人對等級制的信賴，是建立在對人與其同伴，以及個人與國家之間關系的認知之上的。但是，我們并不認為等級制合情合理，更不要說在現實生活中實施了。我們必須清楚他們關于家庭、國家、宗教信仰及經濟之類的民族習俗，才能了解他們對生活的看法。日本人考慮國際關系問題時，也像對國內問題一樣離不開等級觀念。他們在過去的十年間，認為自己處在國際金字塔的頂端，現在這種順序已被西方各國所取代，但他們就算接受了現狀，也時時刻刻不忘等級觀念。日本在外交文件中也不遺余力地表明他們對這一觀念的重視，1940年日本簽訂的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前言中說道：“大日本帝國政府、德國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確信，只有各國‘各就其位’了，世界才能長久地和平。”天皇在此條約簽訂時所發(fā)的詔書，也再次談到了這一點，詔書說：
弘揚大義于全宇，締造世界為一家，實乃我皇祖皇宗之大訓，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動亂不知胡底，人類蒙禍不知何極。朕所珍念者，唯早日勘定禍亂，光復和平……襲三國盟約成立，朕心甚悅。唯萬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業(yè)，此乃曠古大業(yè)，路漫修遠，前途尚迢……
在偷襲珍珠港的當天，日本特使向美國國務卿赫爾遞交聲明，其中也極為明確地提到這一點：“使萬邦各就其位，乃帝國之基本國策……如有與帝國根本國策背道而馳之事，不能使萬邦各就其位，帝國政府斷難容忍。”
這一聲明是針對數日前赫爾的聲明而作的回應，赫爾在聲明中強調了美國的四項基本原則：各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內政；信賴國際合作及和解；各國平等的原則。這些原則對于美國的重要性，等同于日本的等級制，是美國人奉行平等及不可侵犯權利精神中的主要內容。我們認為，不管是在國際關系中，還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要遵循這樣的準則。對美國人來說，平等是最崇高、最道德的，它意味著自由，不受專制壓迫，不受干涉；也意味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了平等，人們就擁有了改善自己生活條件的權利，可以追求更美好的世界。平等也是當今世界竭力實現基本人權的必經之路。即便我們有時破壞了這一原則，但我們依然支持平等，所以，我們是絕對不會向等級制妥協的。
美國始終都堅持平等這一觀點，杰斐遜把它寫入獨立宣言，后來寫入憲法的《權利法案》也是以此為基礎。平等反映了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完全不同于歐洲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才會被寫入美國這一新生國家的法定文件中。年輕的法國人阿列克斯•托克維于19世紀30年代初期訪問美國，寫了一部有關平等問題的著作。托克維成長于法國上流社會，在很多仍然健在并有影響力的人士的記憶中，貴族階層曾經受到法國大革命的沖擊，又受到《拿破侖法典》的影響。對他來講，美洲大陸完全是另一個世界，他聰明敏銳又善于觀察，在美國這個陌生的國度，發(fā)現了許多亮點。他以一個法國貴族的眼光，高度評價了美國新奇的生活秩序，并且表現出寬容的態(tài)度。他還展示了即將來臨的新事物，他相信，美國的發(fā)展很具有前瞻性，就算會有些差異，歐洲也會像美國一樣發(fā)展。
因此，他很詳細地描繪了美國，認為只有在這里，人們才真正得到了平等，可以平等地交談，可以進行和諧的社會交往。美國人從不拘泥于等級的細枝末節(jié)，他們常說，自己不接受施舍，且認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里沒有古老貴族式或羅馬式的家族，也自然沒有舊世界占統(tǒng)治地位的等級制。他說，美國人什么都可以不信，但不能不信奉平等，平等就是生命，為了平等，他們甚至會無意地忽視掉自由。
通過外國人的眼睛，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多世紀前祖先的生活。如今的美國盡管發(fā)生了許多變化，但讀了這部著作，我們就知道1830年的美國，跟現在的美國大體上沒有改變。美國有過偏愛貴族式社會秩序的人，而且將來也還會有，比如杰斐遜時代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但即使如漢密爾頓之流也都承認，我們的生活方式絕對不是貴族式的。
因此，我們在珍珠港事件前對日本所宣布的四項基本原則，既是美國關于太平洋區(qū)域的政策，也是我們最信奉的原則。我們確信，朝著我們所指的方向前進，肯定能逐步改善這個世界。而日本人信奉的“各就其位”的生活準則，也是根據他們自己的社會經驗而確立的。多少世紀以來，日本人已經習慣預計并且廣泛接受了不平等，等級制對他們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在日本，不管是統(tǒng)治者還是被統(tǒng)治者，行事習慣都與我們的傳統(tǒng)完全不同。不過，這不是一種簡單的西方權威主義。既然現在日本人承認了美國的至高無上，我們就更有必要詳細地了解他們的行為習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清楚地知道他們在現時情況下，將會采取什么樣的行動。
盡管近年來日本逐漸西化了，但它依然是個貴族社會。人們每次寒暄和接觸，都必須依照著雙方的社會地位，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當一個日本人對另一個日本人說“吃”或“坐”時，都必須按雙方的親疏程度或輩分，使用不同的詞匯。“你”這個詞就有好幾個，不同的場合必須用不同的“你”，相應的動詞也有好幾個不同的詞根。換句話說，日本人也像許多其他亞洲民族一樣有“敬語”，用“敬語”時還要適當地鞠躬和跪拜。而且這些規(guī)矩和慣例也很詳細，要懂得向誰鞠躬，還必須懂得鞠躬的程度。也許對這位主人的鞠躬恰到好處，對另一位稍有不同的主人鞠同樣的躬，就可能是一種無禮。日本行禮的方式有很多，有跪在地上、雙手伏地、額觸手背的最高跪拜禮，也有動動肩、點點頭的簡單禮節(jié)，所以日本人從兒童時期起，就必須學習在哪種場合該行哪種禮。
等級差別不僅經常表現在對禮儀的要求上，雖然這是極重要的，有時也要充分考慮性別、年齡、家庭關系、過去的交往等因素。甚至條件相當的兩個人，也要根據不同情況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一個老百姓對自己的朋友是不需要鞠躬行禮的，但如果對方穿上軍服，他就必須向穿軍服的朋友鞠躬。遵守等級制要平衡多種因素，有些情況下各種因素可以相互抵消，有些時候則反而增強，真可謂是一種藝術。
當然，日本也有不太拘泥禮節(jié)的人。但是在美國，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圈里，人們會拋掉形式，不顧禮節(jié)，自由自在。在日本，在自己家里卻恰恰要認真學習，仔細觀察各種禮節(jié)。嬰兒還躺在母親的懷抱，母親會用手按嬰兒的頭，教嬰兒懂禮節(jié)。幼兒搖搖晃晃會走時，學習的第一課就是尊敬父兄。日本家庭生活的核心，就是以性別、輩分以及長嗣繼承來區(qū)分個人的等級。妻子要給丈夫鞠躬，孩子要給父親鞠躬，弟弟要給哥哥鞠躬。女孩子不論年齡大小，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只是形式，它意味著：行禮的人原打算自己處理的事，現在允許他人干預，而受禮的一方，也就有義務承擔自己應盡的責任。
不可否認，孝道是日本和中國共同崇尚的道德準則。隨著中國的佛教、儒教倫理學以及世俗文化傳入日本，孝道在六、七世紀也進入日本文化。為了適應日本家庭的不同結構，孝道的性質不免發(fā)生了變化。自古至今，中國人必須忠于自己的家族。這個家族成員可能成千上萬，但他們都受家族的控制，而且也全心支持家族。雖然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不同，但大部分地方都是一個村莊居民同屬一個家族。中國有四億五千萬人，卻只有100多個姓，同姓人多少都承認彼此是同宗。而住在同一地區(qū)的人，可能全部是同族，就算遠離家鄉(xiāng)、住在城市，也有可能是同宗。在廣東，人口密集地區(qū)的宗族成員常常會聯合起來，一起打理氏族宗祠的事務，而且會在祭祖的日子里，一起祭拜他們數以千計的祖宗牌位。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財產、土地和寺院，還設立專項基金資助有前途的子弟學習。人們還不時地聯系散落各地的家族成員，認真負責地刊印編訂族譜，每隔十年左右就會增訂一次，公布有權分享本族權利的人員姓名。每個家族都有世代相傳的家規(guī)，如果家族與當局意見不一致，他們甚至可以拒絕把本族的犯人交出去。在封建帝制時期，這種半自治性質的大宗族，只是在名義上受國家政府派來的官員管理，但在他們的地盤上，政府官員只是個外人。
日本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直到19世紀中葉，日本只有貴族和武士可以使用姓氏。在中國，姓氏對家族至關重要，沒有姓氏，就沒有宗族，更無從發(fā)展。在某些宗族中，族譜也相當于姓氏。但是在日本，只有上層階級才有族譜。就像1890年在華盛頓成立的“美國革命婦女會”那樣，日本的族譜是從活著的人向上追溯的，而不是由古至今列舉代代相傳的后裔。中日這兩種方法截然不同。而且，日本是封建國家，他們對封建領主盡忠，而領主卻不屬于大宗族領袖。封建領主和中國那種任期短暫的官員也不同，兩者相差很大，后者在任職的地區(qū)始終是外人，而日本人則與自己的藩主緊密聯系，很重視自己是屬于薩摩藩還是肥前藩。
要想讓宗族制度化，另一種方法就是參拜神社或敬拜遠祖。在日本，沒有姓氏和族譜的“庶民”也能參與其中，但是，日本沒有群體祭祀遠祖的儀式。在“平民”參與祭祀的神社里，所有的村民集中在一起，并不證明他們擁有共同的祖先。他們往往因為自己住在某位祭神的封地上，就被稱作是該祭神的“后代”。當然，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村落一樣，不同村莊的祭拜者由于在一個地方世代定居而慢慢形成了親戚關系，并不是因為他們有同一個祖先。
與神社祭拜不同，人們一般在家里祭拜祖先，他們客廳里的神龕都會擺著六七個去世的親屬的靈牌，這些靈牌就好像微型墓碑，人們會在祖先面前擺好貢品，每天祭拜。各個階層的日本人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來祭祀過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近親的。所以，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字，就算已經認不出來了，他們也不再重新刻，人們甚至會迅速忘記三代以前的墓地。日本的家族聯系很淡薄，接近于西方國家，在這一點上他們也許和法國最為相近。
因此，日本的“孝道”只限于在緊密接觸的家庭內部，充其量只包括父親、祖父，以及伯父、伯祖父及其后代。也就是在這個范圍里，每個人應該根據自己的輩分、性別、年齡來確定自己的地位。即使是大戶人家，也往往會分成幾個小家庭，然后次子以下的男子還要另立門戶。在這個小范圍的家庭內部，對“各就其位”有著詳細的規(guī)定，在長者正式隱退之前，其他人都必須服從命令。甚至今天，即便是一個人的兒子都已成年，只要他父親還在主持家務，那么凡事都必須聽從年邁的父親。哪怕孩子已經三四十歲了，他們的婚姻也還是要聽父母的。父親作為一家的男主人，總是第一個用餐，第一個洗澡，全家人見了他都要鞠躬行禮，他只需點頭答應。在日本有一則謎語廣為流傳，翻譯過來就是：“為什么兒子向父母提意見，就像和尚要求蓄發(fā)一樣？”（佛教僧侶必須受剃度）答案就是：“別妄想了，那是不可能的。”
“各就其位”不僅包含輩分的差別，還包含年齡差別。日本人說自己極度困惑時，就常說“非兄非弟”，這話類似我們說的“既非魚又非鳥”。在日本人看來，長兄作為繼承者，應該有個長兄的樣子，去過日本的游人們也說：“日本的長子很小就有作為長子的責任感。”長子擁有的特權跟他的父親沒什么差別。在過去，弟弟肯定會很早就依賴長兄。現在，特別是在農村，長兄一般按老規(guī)矩留在家中，他的弟弟們則可以出去闖蕩，接受更高的教育，賺更多的錢�？梢�，古老的等級制仍然根深蒂固。
甚至在現今政壇關于大東亞政策的討論上，也避免不了這種遺留的長兄特權。1942年春天，陸軍省一個中佐發(fā)言人就共榮圈問題發(fā)言說：“要讓占領區(qū)的人們都看清楚，日本和他們之間是兄弟關系。不要對被征服者體諒過多，否則他們會過度地利用日本的仁慈，這會不利于日本的統(tǒng)治。”換句話說，哥哥在對弟弟的事情作決定時有絕對的權威，他決定強力推行的時候，不必“過多考慮”弟弟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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