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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jié) 第二章

 

  不論年齡大小,一個人在等級制中所處的位置還和他的性別有關。日本婦女要跟在她丈夫身后走路,社會地位也比丈夫低。即使在有些場合她們穿上西服,與丈夫并肩同行,進門時走在丈夫前面,但是一旦換上和服,就必須退到丈夫的身后。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只能乖乖聽話,眼看著所有禮品、關懷和學費都給了兄弟。即使日本為青年女性開設了幾所高等學校,那里也主要是教她們學習禮儀和舉止規(guī)范,而就嚴格的智力訓練而言,則根本沒法與男性學校相比。有一位女校的校長建議,要教中上流家庭出身的學生學一點外語,其理由是希望她們整理丈夫們的書籍時,不要擺錯了地方。
  但是,與其他大多數的亞洲國家相比,日本婦女還是擁有很大的自由的,而且這也不僅僅是日本西化的一種表現。比如,她們不用像中國上層婦女那樣必須纏足,她們不用整天藏在深閨里,她們可以在大街上行走,自由進出商店,這些都讓印度婦女驚羨不已。在日本,妻子主管全家人的采購和金錢,手頭緊了,她可以決定拿什么物件去當。她們可以使喚傭人,對兒子的婚姻有很大的發(fā)言權。當了婆婆以后更是一手掌管家務,仿佛她從來沒當過別人的媳婦。
  在日本,輩分、性別和年齡形成了極大的特權。但是,這些行使特權的人與其說是獨斷專行,倒不如說他們是代表這些特權之人來行使權利。父親或兄長要對全體家庭成員負責,包括活著的、去世的,以及將要出生的。他必須作出重大決定,還要保證實行。不過,他的權力并不是無條件的。他必須要考慮全家的榮譽,他必須要讓兒子和兄弟們記住自己家族的傳統(tǒng),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即使是一個農民,也要祈求祖先保佑他的高尚責任。他地位越高,對家族的責任就越重,所以他有時會為了家族而犧牲掉個人。
  不論門第如何,家長遇到重大事件時都要召集家族會議集中討論。例如,家族成員可能會從很遠的地方趕來,參加一個有關訂婚的會議,每個人都有發(fā)言權,甚至妻子或弟弟的意見也可能改變決定。戶主若無視眾人的意見一意孤行,他自己也會很難做人。不過,當事人可能無法接受這種家庭會議的決定,那長輩們也會竭盡全力地要求晚輩們完全服從家庭會議的決定,走他們的老路。與普魯士傳統(tǒng)中那種男子對妻子和小孩的專橫權力比起來,日本人這種做法的合理性,在法律上和習慣上有所不同。這并不意味日本人的權力小,只是效果不同而已。日本人并不在家庭生活中教小孩子尊重專制,也不培養(yǎng)他們向專制權力屈服的習慣,而是以關系家族利益的名義來要求人們服從家庭意志。不管他們做的事有多難,他們都必須服從家庭意志。
  每一個日本人最初都在家里接觸等級制,后來再把這種習慣帶到經濟以及政治上。他懂得,不管一個人在整個圈子中有沒有實權,只要他的地位高于自己,都要習慣向“適當位置”的人表示敬意。即使一個人受妻子或弟弟支配,他照樣是受妻子或弟弟尊重的。盡管有人在幕后操縱,但也破壞不了特權之間形成的外在界限。同樣,外在界限也不會為了迎合實際的支配權而有所改變,等級制依然是不可侵犯的。這些有時可以給人們帶來便利,比如他們沒有正式身份,但卻可能掌握實權,這樣就有可能保全自己。日本人從家庭生活經驗中懂得:要作出一項決定,就要讓整個家庭相信這么做可以維護家庭的榮譽,最能令人信服。這種決定并不是家長強加于人的命令,日本的家長更像一位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受托人,這些財產對所有的人來說都非常重要,所以他才要求每個人都服從要求。日本人雖然反對在家里使用武力,但并不意味著可以不服從家庭,不尊重長輩。即便家里的當家人不是很強勢,家族中的等級制也依然能維持下來。
  美國人處理人際關系的標準與日本人完全不同,因而對上面提到的日本人家庭中強大而公認的等級制很難接受。日本家庭中有一種相當牢固的團結性,本書研究的課題之一就是日本人如何培養(yǎng)了這樣的團結性。要想理解他們的等級思想在政治、經濟生活等廣泛領域的要求,首先就要認識他們是怎么在家里學到這種習慣的。
  日本人生活上的等級制,也跟家里一樣。日本在歷史上一直是個等級森嚴的階級社會,他們的等級制已經延續(xù)了幾個世紀,可謂有利有弊。從日本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等級制就一直貫穿在生活之中,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紀。那時,日本已經開始學習中國的生活方式,來適應自己的等級制文化。公元7到8世紀時,日本使節(jié)出使中國,看到了輝煌燦爛的文化,日本天皇和官員便想用中國文化來充實自己的國家,并為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熱情。此前,日本并沒有自己的文字,7世紀時,日本也是采用中國的象形文字來記錄自己與中國完全不同的語言。當時日本有一種名叫四萬神的宗教,四萬神掌管著山岳、村莊,給人們賜福,帶來好運。這種民間宗教歷經無數變遷,延續(xù)至今,成了現代的神道。7世紀時,日本大規(guī)模地從中國引入佛教,并逐漸成為日本的國教。但在此之前,日本并沒有大型的永久建筑,于是天皇按照中國京城的樣式建造了新的奈良城,同時還根據中國建筑式樣,在各地建立了很多宏偉壯麗的佛寺和僧院。天皇還采用了使節(jié)們從中國學來的官職、品階和律令。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能夠如此成功、有計劃地汲取另一個文明,在世界上除了日本再無他例。
  不過,日本從一開始就沒有復制中國的社會制度,中國把官位授給通過科舉考試的普通人,在日本卻把它授給世襲貴族和封建領主。這就成了日本等級制的一部分。日本被分裂成許多半獨立的藩國,領主們也經常鉤心斗角,因而領主、家臣、侍從的特權也衍生了許多社會習俗。但是日本無論怎么努力吸收中國的文化,卻終究也不能采納中國的生活方式來代替等級制。他們無法接受中國的官僚制度和家族制度,可以把各種身份、職業(yè)的人聯合在一起,也不能接受中國那種世俗皇帝的觀念。中國常常改朝換代,日本卻一次也沒換過。日語中稱皇室中的人為“云上人”,意思是只有皇室中人才能繼承皇位。天皇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的。當初日本天皇及其大臣們把中國文化引入日本的時候,肯定無法想象中國的改朝換代是怎么回事,也想象不到他們做了哪些改動。
  因此,盡管日本不斷吸收中國的各種文化,但這些新的文明只是充當清除世襲領主與諸侯間沖突的工具。8世紀末,貴族藤原氏取代天皇掌握了大權,把天皇趕到后宮。后來,封建領主們又紛紛反對藤原氏的統(tǒng)治,整個國家陷入了內戰(zhàn)之中。這時著名的源賴朝征服了所有的對手,并自稱“將軍”,從而成了全國的實際統(tǒng)治者。其實,“將軍”是一個古老的頭銜,它的全稱是“征夷大將軍”,像日本的通例一樣,只要源賴朝的子孫能夠控制其他封建領主,他們就可以世襲將軍。這時的天皇沒有任何的行政權力,形同虛設,但是將軍還必須由他舉行儀式進行授權,這也就是天皇的重要性所在。幕府將軍掌握了實權之后,為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常常以武力來鎮(zhèn)壓其他不肯服從的各個領主“大名”,而“大名”們也都有完全聽命于自己的家臣“武士”,在動亂的年代,他們還時刻準備著幫大名奪回敵對大名,或最高統(tǒng)治者將軍的“地位”。
  公元16世紀,日本內亂頻發(fā),幾十年后,偉大的武將德川家康擊敗了所有敵手,于1603年成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將軍。此后,德川家族世襲將軍約260年,直到1868年,日本廢除了天皇與將軍的“雙重統(tǒng)治”,德川政權才宣告結束,開始了日本的近代史。在日本歷史上,漫長的德川時代是最值得重視的時期之一。它維持了國內很長一段時期的和平,還有效地實施了為德川氏的政治服務的中央集權制。
  德川家康曾面臨過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但也沒找到解決的辦法。在內戰(zhàn)時,一些實力強大的藩主曾與他為敵,直到最后慘敗才歸順。這就是所謂的“外樣”(即旁系大名)。德川家康允許這些大名繼續(xù)控制自己的領地和家臣,但是這些大名卻不能享有德川家臣的榮譽,也不允許他們在幕府擔任重要職務,德川家康把重要職務都交給了內戰(zhàn)中擁護德川者的嫡系大名。但實際上,他們在自己的領地上的確享有最高統(tǒng)治權。為了維持這一時期的困難政局,他不讓各個大名們私下積蓄力量,防止他們相互聯合。為了維持日本的和平和德川氏的統(tǒng)治,德川家康不僅沒有廢除封建體制,還極力加強這一體制,讓它更加穩(wěn)固。
  日本的等級劃分十分復雜,每個人的身份都是世襲固定的。德川氏鞏固了這種制度,并且對各等級成員的日常行為也做了詳盡的規(guī)定。每一戶的家長必須在門口張貼代表階層地位和世襲身份的標志,他們的衣著、食物和房子,也是根據等級規(guī)定的。在皇族和宮廷貴族之下,日本有四個世襲等級,分別是士、農、工、商,再往下是賤民。賤民人數最多,最出名的就是從事各種污穢職業(yè)的人“穢多”,包括清道夫、埋葬死人的、剝取死獸皮及制皮者等。在日本,人們都不跟他們接觸,更準確地說,人們根本不把他們當人看,甚至通過他們村落的那一段道路都不算數,仿佛這些地方和居民根本不存在一樣。這些人生活極為貧困,雖然他們可以做這些被批準的行業(yè),但卻被排斥在正常社會之外。
  商人的地位僅在賤民之上,美國人再怎么吃驚,這也是封建社會中的現實。因為商人階級常常會破壞封建制度,如果商人地位上去了,商業(yè)繁榮了,封建制度就有衰落的危險。17世紀時,德川氏施行了嚴峻的閉關鎖國政策,從根本上鏟除了商人的基礎,這在其他國家是前所未有的。日本曾在中國和朝鮮沿岸一帶進行過繁榮的海上貿易,商人階級也隨之得以發(fā)展。德川氏為了阻止這種趨勢,規(guī)定凡是建造或駕駛超過一定尺寸船只的人,都要處以極刑。就算準許建造的或駕駛的小船,也不能開到大陸或運輸商品。各藩之間設置了關卡,嚴格禁止商品進出,國內的交易也受到了嚴格地限制。另有一些法律則規(guī)定商人的社會地位低下,《奢侈取締令》中還規(guī)定了商人的穿戴、雨傘以及在婚葬時的費用限額。商人不能和武士一起,享有特權的武士就算羞辱了他們,法律也不保護他們。當時的日本是建立在貨幣經濟基礎上的,德川氏卻企圖永遠把商人踩在腳下,這無疑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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