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從90年代起，人們已經明顯看到了政府如何鼓勵傳統文化的回歸。例如，黃帝陵祭祀儀式曾經在紅色中國被禁止多年，中共當局長期視其為“封建活動”，然而90年代初官方卻批準恢復此活動，1994年清明節(jié)，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huán)代表當局到陜西參加了黃帝陵祭祀儀式，他向全體華人（包括臺灣、香港和海外華人）致詞，要求“在共同祖先面前找到共同的語言，達到最廣泛的團結，從而振奮民族精神，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1994年10月初，北京還舉辦了盛況空前的紀念孔子誕辰2545周年國際研討會，邀請了來自30多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和顯要人物（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開幕式上，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回顧了孔子和儒學如何成功地推動美德和教育的提高，認為孔子和儒學對于當今的教育仍然十分重要。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這樣與代表著中華民族優(yōu)越性的儒學結合在一起了。中國的民眾對官方提倡的民族主義給予了積極的回應，并從這里看到了一個新的自由空間。懷舊的古代出版物開始流行，對傳統文化的研究重新浮出水面。一些知識分子則與時俱進地提出了“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的說法。
但事實上，以上的努力還遠遠不夠，傳統文化作為陪襯和做秀的道具的成分很明顯。大學政治課本里依然是空洞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傳統文化課程沒有成為必修課。我們的高層亟需組織理論家，用傳統文化的話語體系把社會主義理論進行完美闡釋，并巧妙融合。在教育體系內進行這種內部整合將不露聲色的完成意識形態(tài)與傳統文化相互輸血。這樣傳統文化的復興將會真正進入軌道高速運行，意識形態(tài)才能凝聚民心、汲取智慧、振奮精神——真正具備先進性。另外，我國傳統節(jié)日中包含著豐厚的人文精力，應該鼎力發(fā)掘和宏揚。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正是在人們的不斷交流下形成并代代傳。這種交流通常是以節(jié)日為橋梁或紐帶，以蘊含沉淀文化的特定食品為媒介，并附著一定儀式進行著。通過過節(jié)做到了親情間的團圓與交流、友情間的聚合與交流、民眾間的狂歡與交流、人鬼間或生死間的思念與交流，人神間的敬重與交流、物質間的流動與交換，從而就保證了社會穩(wěn)定，也實現了社會生活的和諧，同時還展示了文化的傳承。要想讓民族文化資本鮮活永久，必須尋覓孕育內涵驅動力的平臺，讓民族文化的因子擁有了潛入庶民日常生涯，進而“潤物細無聲”的通道。傳統文化如果不能進入治國方略，如果中國的官吏選拔科目中沒有儒釋道，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與傳統文化依然是同床異夢。那么意識形態(tài)尋求文明承載的努力和傳統文化回歸主流的努力依然是兩條道上跑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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