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的最高境界是讓目標國家的人民資源的接受文化滲透，文化顛覆的最高境界是讓目標國家的文化精英帶領人民唾棄自己的文化。在這一點上，美國做到了，做得很到位。
例證1，以華制華，丑化中醫(yī)藥文化
最近，美國華裔學者張緒通博士撰文揭開了消滅中醫(yī)的驚人內幕，根據他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國人HansRuesch撰寫的文章《洛克菲勒藥品帝國的真相》（TheTruthabouttheRockefellerDrugEmpire：TheDrugStory），清楚地告訴中國人，美國的洛克菲勒藥品帝國早在1927年對中醫(yī)也就是對中國做了些什么。張緒通博士說：“該文坦白地道出了緣由，洛克菲勒及其家族以學術基金會的名義，捐了一點錢給中國的醫(yī)藥界，美名其曰‘幫助中國實現中藥現代化、科學化和國際化’，目的就是要中國人對自己的中醫(yī)藥學術的根源與體系產生懷疑，以至于厭棄。然后打出拯救‘中醫(yī)中藥的美名，以中醫(yī)藥現代化、科學化’的幌子，達到徹底操縱、把控中國的中醫(yī)藥及其市場的目的，完全有他們的戰(zhàn)略預謀。”在《洛克菲勒藥品帝國的真相》一文中，作者寫道：“洛克菲勒的各種各樣的‘教育活動’在美國獲得了巨大的利潤，以至于在1927年發(fā)起了國際教育基金會作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個人慈善事業(yè)，還捐贈了兩千一百萬美元作為啟動資金，準備毫不吝惜地給予外國的大學和政客們，當然要附帶各種條件。……洛克菲勒過去一直對中國有著特殊的興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幾乎是‘中國油燈’用油的唯一供應者，因此他把錢用來設立中國醫(yī)藥基金和北京協和醫(yī)學院，扮演著‘偉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來向他卑微的孩子們傳播知識”。洛克菲勒基金會投資達四千五百萬美元用來“西化”（實際是摧垮）中醫(yī)。
醫(yī)學院校被告知，如果它們想從洛克菲勒慷慨的贈與中得到好處，它們必須使五萬萬中國人民信服地把他們經過多少個世紀檢驗的赤腳醫(yī)生安全、有效卻又廉價的草藥扔到垃圾箱里，讓中國人民贊成使用美國制造的昂貴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藥，當這些藥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蓋不住的時候，則需要不斷地用新藥來替代；如果他們不能通過大規(guī)模的動物實驗來“驗證”他們古老的針灸的有效性，這就不能認為有任何“科學價值”。西醫(yī)對幾千年來證實的針灸對人類的有效性毫不關心。但是共產黨在中國執(zhí)政以后，既然跟中國進行貿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對中國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興趣，并逐漸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
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強大財力支持下，許多中國人前赴后繼的加入“廢止中醫(yī)”的事業(yè)當中，以至于現在，中醫(yī)是否科學都成為一個問題需要討論。
例證2，中國文化精英的全面自我丑化
令人無法不面對的一個現實是，在國際上流行著歐洲中心論，中國文化處于失語的地位。“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天生就下賤。這種西方的霸權在19世紀時不僅歐洲人而且非歐洲人都認為是理所當然。在人們看來，西方的優(yōu)勢地位幾乎是天經地義，是由上帝安排的。”在我們的國內，在廣泛流傳的占據輿論陣地最主導的聲音是“中國文化不僅落后，而且是丑陋無比！”這在被中國中央電視臺至今仍然稱為“人文大師”的柏楊的著作《丑陋的中國人》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他把中國文化描繪得臭不可聞和天生下賤——“我們的丑陋，來自我們不知道自己丑陋”。他強烈批判中國人的“臟、亂、吵”、“窩里斗”、“不能團結”、“死不認錯”等，指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一種濾過性疾病使我們的子子孫孫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一九八四年的柏楊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發(fā)表了他著名的演講，其轟動效應之烈以致立即波及到大陸。“醬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國民性批判”剛好呼應了大陸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運動，于是，整個八十年代的近六百萬學子，即“八十年代人”幾乎沒有人沒有議論過柏楊和《丑陋的中國人》，導致的直接反應就是柏楊熱。在當時，在中國大陸的文化階層，柏楊是若干核心詞匯當中的一個。愛荷華演講的第二年，《丑陋的中國人》就被大陸出版社介紹給了大陸讀者，有人估計，當時的發(fā)行量高達幾百萬冊，柏楊先生“震撼性”的聲音，讓學子們爭相閱讀。當時富有影響力的文化核心媒體，幾乎都重點推出過有關柏楊的討論。迄今為止，柏楊先生兩千萬字的文學、史學著作多數都在大陸出版過，有的甚至由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但是柏楊帶給大陸的核心影響則是“醬缸文化”。柏楊在愛荷華州立大學演講的結尾處甚至這樣說：“中國人有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人。但是外國人有義務幫助我們，不是經濟幫助，而是文化幫助。因為中國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后，會把別人也拖下漩渦淹死。在座的美國朋友，請接受我們伸出的雙手……”
如果說，80年代的中國思想界、文化界還處在反思階段，對西方文化的憧憬還帶有極大的盲目性，幻想用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換血可以帶來永久的而且速效的社會進步。尤其是追隨“偉大的、神奇的、夢幻般文明的美國”可以近朱者赤，可以帶動我們從醬缸奔向天堂，這時柏楊的論調紅極一時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到了21世紀，文化產業(yè)被國家定為支柱產業(yè)，并試圖參與國際競爭的時候，我們的文化界依然沒有改弦更張是難以容忍的；如果說，柏楊僅僅是在學術的領域提出僅供學術討論的話題，它得到多么熱烈的回應也是無可厚非，但是，在我們主流的輿論陣地上，從過去到現在一直為《丑陋的中國人》的論調提供著充足的版面，這是更加無法容忍的。
《丑陋的中國人》這種論調，對中國國家文化品牌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他劇烈的擾亂國際人士對中國國家文化品牌認知，并使人產生厭惡情感，并進而導致拒斥的意向。美國為了樹立美國國家文化品牌過程中，不惜動用中央情報局，不惜花費數億美金向歐洲證明展示美國文化，不惜派間諜進入好萊塢——一個鏡頭、一個鏡頭的剪掉被認為是有損美國形象膠片的時候，我們并不發(fā)達的新聞媒體和出版機構不惜工本的參與丑化中國文化品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國際間國家文化品牌的競爭十分激烈，文化的滲透和顛覆常常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開始。香港學者慨嘆我們“只執(zhí)著拘泥于日本的少數民間教科書出版商‘篡改歷史教科書’，卻無人驚識韓國的《大長今》暗中篡奪了中國文化主體精神的解釋權。”除了英美等戰(zhàn)略敵對國家的文化侵略，日韓等國的文化滲透也十分詭異。在此消彼長、此長彼消的文化外交動態(tài)多邊博弈過程中，信息的高度密集、較量的高頻變換，都迫使我們必須建立一個高效傳播指揮體系，以應對個文化強國爭奪文化霸權、試圖把中國變成文化殖民地的現實。針對西方中心論者的文化貶低要巧加應對，對于戰(zhàn)略敵對國家的文化打擊要針鋒相對，對于漢字文化圈的少壯派們的“截流”行為更是要“以牙還牙”。
國家文化品牌的對外傳播
中國國家文化品牌的重塑與捍衛(wèi)本身就必須利用傳播學的原理，可以說重塑與捍衛(wèi)都是能動的過程，而不是靜態(tài)的被動的。我們這里說的國家文化品牌傳播就包含了更多的主動和外向意義。如英國首相布萊爾為“推銷英國旅游”，給美國動畫片《辛普森一家》配音。國家領導人無疑是全球國家文化品牌營銷中的超級公關員。他們可能心里比國民明白十倍，贏取對方人民的好感勝過在談判桌上占上風。中國領導人到美國游說，以及向歐洲展開魅力攻勢，無不是贏取好感之舉。
在本書第二章——中國文化產業(yè)軟力量戰(zhàn)略第三節(jié)“國際化的傳播策略”部分曾經做過一些闡述，主要針對強弱不同的三類文化區(qū)域做出的文化傳播對策。其中涉及到歐美主流國家、漢字文化圈、亞非拉發(fā)展中國家等三個群落。從某種意義上說，那是針對文化強弱不同位勢產生的“文化貼現”現象作出的推導。曾經在巴黎凱旋門上演的中國文化周是典型的國家形象廣告，不過巴黎人民看到的依舊是舞獅和扭秧歌的傳統(tǒng)中國土特產。無論企業(yè)、國家還是影視作品，我們顯然缺乏一種有效的國家語言，將本土內涵表達出來。日本品牌最初給給人以西方貨的印象，如SONY、PANASONIC、SHARP等，當初以為表達了日本人“脫亞入歐”的心態(tài)，現在才知道其良苦用心。
接下來，我們再從國家的外交關系的雙邊利益關系出發(fā)，對于國家文化營銷的策略略作探討。在這里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某些問題。比如備受中國觀眾喜愛的電視連續(xù)劇《還珠格格》在銷往韓國時，遭到了韓國電視臺的抵制。韓流的單向“出超”狀況以及文化輸出過程中自我中心主義的做法引起了亞洲國家的不滿。韓國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了這些問題。一位議員金富謙也說：“據我所知，中國最近制定了《關于加強文化產品進口管理的辦法》和《文化領域引進外資意見》，將對文化產品的進口實行嚴格的管制。”他將中國的這些政策，看作是“中國意圖遏制‘韓流’擴散的動向”。韓國方面至此開始有所警惕�！冻r日報》報道引述韓國議員鄭義溶提醒：“中國國內的韓流現象雖然令我們感到自豪，但做出好像韓國電視劇征服了整個中國的評價，未免過于傲慢。在處理對華關系方面，應該顯示出對驕傲進行反省和謙虛的姿態(tài)。”對此，韓國方面開始積極制定關于文化貿易的互惠互利政策，以避免韓流遭到各國的聯合抵制。
這個例子說明，在文化產品傳播的過程中，國家需要在必要的時候保持強硬立場，不排除使用各種手段捍衛(wèi)自己的文化貿易平等權。對方出于利益考慮，也不得不做出妥協和退讓。在國家文化營銷的伙伴關系上，我們作為目前弱勢的國家，可以適當借助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利用法國、俄國對美國的單邊霸權強烈不滿而又極力與中國修好的機會，有針對性地做好文化輸出的練兵工作。
總之，在國家文化營銷戰(zhàn)略當中，國家扮演了十分直接的主導作用，無論是國家文化品牌的重塑還是捍衛(wèi)與傳播各個環(huán)節(jié)。單純的企業(yè)和民間所能夠起到的作用是微小的，必須得到國家機器的強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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