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大串連”狂瀾中
自8月下旬開始，北京一些大中學校的紅衛(wèi)兵先后離京“南下”、“北上”、“東進”、“西征”，向全國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種。與此同時，各地的紅衛(wèi)兵也紛紛涌入北京，接受毛澤東的檢閱，取首都紅衛(wèi)兵“造反”之“經”。至28日，外地來京學生已達14萬人。在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wèi)兵后，出入北京的學生人數更逐日遞增。在這之后，每天來往北京的紅衛(wèi)兵成倍增加，已難以數計。為安排好來京紅衛(wèi)兵的吃住問題，周恩來想方設法，費盡了心思，最后就連中南海國務院辦公的地方也住進了幾千名紅衛(wèi)兵。
在千方百計安排好來京紅衛(wèi)兵的日常生活、組織好毛澤東一次次接見活動的同時，周恩來集中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向北京、向全國的紅衛(wèi)兵進一步講解黨的各項政策。
鑒于北京紅衛(wèi)兵“破四舊”中發(fā)生的種種情況，周恩來不難想象全國各地已經和即將要發(fā)生的各類問題。他這時的想法是，由黨中央下達一份有關紅衛(wèi)兵的文件，以便對全國紅衛(wèi)兵的行動加以指導、約束。在8月31日接見大會上，周恩來號召紅衛(wèi)兵要向解放軍學習，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保護群眾利益，保衛(wèi)國家財產，造成良好的社會主義的新風氣；并宣布了中央關于各地大中學生分期分批來京串連的決定。第二天，他又在首都大中學校紅衛(wèi)兵代表座談會上提出：當前紅衛(wèi)兵面臨的兩大問題，一是組織起來，二是學習政策，為此，有必要搞一個紅衛(wèi)兵的章程。
8月底9月初，周恩來親自起草了《有關紅衛(wèi)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共包括10條內容�！兑庖姟窂娬{：“目前最急迫的任務是組織起來，學習和掌握政策”，“不能各自為我，違反紀律”。針對已在全國掀起的紅衛(wèi)兵大串連風潮，周恩來這樣寫道：“我們提醒你們，實行革命串連，要保障黨和國家的首腦部門、要害部門和宣傳工具……工作不受影響，安全不遭危害，機密不致外泄，檔案不致遺失，財產不受損失。要保證國家的專政工具正常行使職能。要保證交通運輸機構照常運行，不受阻擾。要保證黨和國家的對外關系和活動不受影響。”“我們還要提醒你們，同廠礦、科研機關和服務性行業(yè)實行革命串連，要保障廠礦的生產和基本建設不受影響，科研機關的科學實驗和中間性生產不致停頓，尖端技術的廠區(qū)不被闖入，尖端技術資料不受損失，服務醫(yī)療事業(yè)不致中斷。”《意見》還就紅衛(wèi)兵的組織形式、斗爭方法和策略等作出一些具體規(guī)定。
9月3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從8月下旬起，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出席該碰頭會），討論《有關紅衛(wèi)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會上，陶鑄、陳毅、王任重等都明確表示贊同向紅衛(wèi)兵講政策。而康生卻唱反調說：“十個問題，需不需要講？我看有代替的危險。”姚文元也話中有話地提出：“應該用階級分析講政策。”由于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反對，這個《意見》稿最終還是夭折了。
盡管難以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名義向紅衛(wèi)兵頒布各種政策性規(guī)定了，周恩來仍沒有放棄對廣大青少年進行教育、勸導的責任。就在《意見》稿被否定后不久，他連續(xù)出席離京、在京和來京的三種類型的紅衛(wèi)兵會議，針對實際情況和問題，耐心宣傳解釋黨的各項政策和國家法律。
9月10日，他向離京奔赴各地的首都紅衛(wèi)兵提出：紅衛(wèi)兵應是一支戰(zhàn)斗隊、學習隊、宣傳隊。“戰(zhàn)斗”指的是進行文斗而不是武斗；“學習”就是要作調查研究，要進行科學分析，要有冷靜的頭腦；“宣傳”就是講政策、講實際、講界限，不盲目行動，不強加于人。“因為你們還很年輕，你們的知識畢竟有限，你們知道的各方面的情況和黨的政策是很不完全的。……你們會遇到許多不熟悉的事情，因此要堅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的原則。”“（對毛主席著作）單單學語錄是不夠的，還要看全文才能懂得毛主席如何根據當時中國的情況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馬列主義，才能看到文章的時代背景和偉大的前途，否則絕不是真正學懂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文教機關，而工廠、農村、服務性的行業(yè)應由那里的干部群眾自己進行文化大革命，你們可以去進行必要的革命串連，但不能像在學校里一樣，沖進去，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有革命的秩序、建設的秩序。”“邊疆的省份，靠邊境的城市、集鎮(zhèn)和邊防點你們不要去。這些地方的每一個行動都關系到很多政策，如對外的政策、民族的政策等。那里宗教信仰常常和民族問題結合在一起，人們有自己的風俗習慣，即使改變也需要時間。”“總之，你們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包括愛國的剝削階級知識分子、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他人士，甚至剝削階級分子本身。”
同一天，周恩來出席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wèi)兵代表座談會，并發(fā)表長篇講話。在談到黨的干部問題時，他指出：“不能說全國的大學、中學里所有的領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領導中有正確的、積極的因素，不能說一切都是壞的。也不能說所有黨政機關的當權派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都是，那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不是在這些地方落空了嗎？”“某些領導機關的某些領導同志犯了錯誤，而這個錯誤即使是某一個時期的路線錯誤、方向錯誤，也不能畫等號就是‘黑幫’。”“所以，不是一切領導機關都要‘炮打’，也不是一切領導人都是路線錯誤、方向錯誤，更不是一切領導人都是‘黑幫’。……即使不看作一切，而看作是絕大多數，也不合適，因為不合乎事實嘛。”在談到“炮打司令部”時，他說：“你們傳了一個口號，叫‘炮打司令部’。我在這里申明，對毛主席的話，一定要經過毛主席本人批準，由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人民出版社發(fā)表，或由各級黨委正式傳達的為準，不能以社會上流傳的作根據。……‘炮打司令部’是有所指的，不能亂打一通，不能對一切司令部都炮擊，不能把一切領導都打成‘黑幫’‘黑線’。”
9月13日，周恩來更明確提出：“黑幫”這個名稱不能亂用。“犯路線錯誤的是否就是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不能這么說，沒有這個定義。”“去上海的同學問我，是否給上海市委去過電話，說‘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我確實這樣講過。因為今天我們沒有充分的材料，證明上海市委是黑幫、是不革命的。”
9月下旬，周恩來接見來京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三個紅衛(wèi)兵組織代表時，再次批駁了“黑幫”“黑線”的說法，指出：這不是毛澤東思想，不是馬列主義的科學語言。
這樣，僅在9月份里，周恩來接見北京和各地的紅衛(wèi)兵就達20多（場）次，所談內容涉及黨的干部、民主黨派、知名人士、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宗教、華僑、外事等各個方面的政策性問題。為最大限度地利用宣傳場地，北京的一些大小禮堂和體育場館里，都留下周恩來那不知疲倦的身影。
對于各地頻繁發(fā)生的各種涉及政策法律的事情，周恩來更是不推不拖，親自解決處理。9月19日，他對中央給中共吉林省委《關于被批判、斗爭對象工資處理問題的請示報告》的批復稿作了修改，并將報告中“凡屬定性的，暫時只發(fā)給其本人及需要由他供養(yǎng)的家屬生活費”一句，改作：“即使已定性的，也暫不改變。如本人少領工資，或捐獻一部分工資做黨費，聽其自愿，但不強求，也不許其由減少用費而致病”。將報告中“凡未定性的，工資可暫發(fā)給”一句，改為：“凡未定性的，工資仍照舊”。
9月下旬，周恩來和陶鑄聯(lián)名致信毛澤東、林彪，反映一些地區(qū)連續(xù)發(fā)生的紅衛(wèi)兵違反政策的情況。關于上海問題，24日的信中通告：“最嚴重和急迫的就是他們要在明（二十五）日舉行帶一二百資本家游街示眾，市委勸阻無效”。為此，中央決定給上海市委和北京赴滬紅衛(wèi)兵發(fā)緊急指示制止。26日的信中提出：“鑒于各地醫(yī)院領導不少癱瘓，院中紅衛(wèi)兵對專家醫(yī)生打擊面過大，大家一致主張支持華東局的意見，并且認為醫(yī)院紅衛(wèi)兵要做到自動取消為好。”
為阻止紅衛(wèi)兵的一些過激行為，并避免由此引起連鎖反應，周恩來還以中央名義起草電文，指示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要他們轉告“首都紅衛(wèi)兵南下兵團”及在滬的北京其他紅衛(wèi)兵組織，立即結束在滬活動，返回北京。
盡管青少年無知、狂熱的行動使得周恩來負擔加重，日夜操勞，他仍絲毫不減對后代的極端負責和真誠愛護的情感。9月9日，他直接與西北工業(yè)大學（西安）絕食學生代表通電話：
“我一直在等待你們！你們沒吃飯、沒治病，我怎么能睡覺��？你們提出的問題都好商量，你們有權提出要求。有些是馬上可以辦的，有些要經過中央討論，我不能馬上回答。你們不吃飯，我們心里不安。在毛主席的新中國，怎么能絕食呢？我們不責怪你們，而是勸導你們。光憑這個熱情，會得到你們所不希望的后果。你們要求把問題提到毛主席面前，要他考慮。你們從一方面看，他要從全局看；你們是從一個時候看的，毛主席、黨中央是從整個歷史看的。很多問題不像你們想的那樣簡單。你們的要求，我接過來，但不能馬上回答。這24位同學有意見，完全可以派代表來京面談，我可以派飛機把你們送來。你們趕快治病，再不吃飯，我們心里就不安。”
從第二天起的半個月內，周恩來一連4次接見西安絕食學生代表，耐心做他們的勸導工作。
周恩來不僅自己帶頭做青少年的教育工作，還要求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干部丟掉“怕”字，放下包袱，到群眾里面去，親自宣傳解釋黨的政策，勸阻違背政策和法律的極端行動，以體現黨對運動的領導。同時，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還商定，為抓緊研究有關社會政策問題，先由各有關方面負責人組織收集材料，進行研究，提出問題和初步處理意見，而后報毛澤東和黨中央批準。
周恩來親自向紅衛(wèi)兵宣講解釋黨的政策，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一致認為解決了很多思想問題和政策問題”。北京和各地的紅衛(wèi)兵組織大量傳抄、翻印的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中，周恩來的講話占了很大比重。由于周恩來的地位、聲望，尤其是他入情入理、循循善誘、平等待人的講話風格和處處體現出來的廣博的知識、寬闊的胸懷，使許多青少年深受教育，得以啟示。以北京西城區(qū)紅衛(wèi)兵糾察隊（后與東城區(qū)、海淀區(qū)紅衛(wèi)兵糾察隊組成“首都紅衛(wèi)兵聯(lián)合行動委員會”）為代表的一些學生組織，就是在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影響下，逐步有所覺悟，開始懷疑或抵制無政府主義的一些言行，并對中央文革小組產生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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