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晚，因武漢事件受傷的王力（與謝富治同日返京）拖著傷腿“召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lián)絡站”代表，聽取他們關于外交部運動情況的“匯報”。對陳毅問題一直耿耿于懷的造反派代表，憑著他們的“直覺”，感到同這位中央文革大員談話十分入味、投機，便將其想法和不滿等，一股腦兒地和盤托出：
我們認為，陳毅是外事口黨內(nèi)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根據(jù)其“三反”言行，屬于敵我矛盾；我們的口號是：“誓與陳毅血戰(zhàn)到底！”有關對陳毅問題的看法，我們多次與總理談過，但現(xiàn)在外交部運動阻力仍很大。……
這時，王力插話：“外交部運動阻力大？（輕蔑地）：外交唬人嘛，別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數(shù)專家才能干。你這外交就這么難？紅衛(wèi)兵就不能干外交？有人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那陳毅的方向、路線倒對了？”
當“匯報”到現(xiàn)外交部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真正打倒，業(yè)務工作還是由原來的班子抓時，王力突然發(fā)出一連串的提問：
“你們1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yè)務監(jiān)督’權有多少？能‘監(jiān)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么不能動一動班子？……總理不是講過‘老、中、青’‘三結合’嗎？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結合’？”
造反派回答：“有人批評外交部奪權過頭，說業(yè)務大權是中央的……”
王力（異常激動地）：“這話不對！革命和業(yè)務不能分開嘛！我看你們現(xiàn)在沒有真正掌握實權，有點實權才有威風�，F(xiàn)外交部還是原班人馬，原封未動。那么‘文明’啊？這是干革命！（干外交）不一定是原來的‘長’，誰站出來革命、誰合適就誰干。對那些不革命的、不擁護主席革命路線的，不管他什么級別、什么資歷，什么‘長’，統(tǒng)統(tǒng)打倒！有人不贊成‘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的口號，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現(xiàn)這類怪現(xiàn)象，令人深思。”
當談到陳毅“問題”時，王力認為：“陳毅應該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群眾呼一呼口號有什么錯誤？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錯誤，又不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接受檢查，就是可以揪……方法問題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問題夸大上綱，說的那么嚴重！”
最后，造反派還十分抱屈地提到，造反派在內(nèi)部“整風”中檢查了對總理問題上的錯誤，但有些同志感到“壓抑”；“聯(lián)絡站”成立半年，“整風”就用了3個月，“檢查”了好幾次……
王力不以為然地說：“‘整風’應長革命派的志氣，把毛病去掉；但不能磨掉銳氣。你們有多少好檢查的？他們的問題那么嚴重，他們檢查了多少？……你們有什么過火？我看沒有什么過火的地方。文革小組對革命派總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廢，堅決支持你們，將革命進行到底！”
以上，就是為后人謔稱之“王八七”講話的主要內(nèi)容。對于幾個月來一直感到“壓抑”的造反派來說，這番講話不啻是一針“強心劑”，那刺激效應可想而知。在造反派眼里，王力不僅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員，且是剛剛在武漢“七•二○”事件中光榮負傷、凱旋的一位英雄！這時候，即便是頭腦再遲鈍的人，也不會忽略這樣一個簡單的“邏輯”：王力在武漢事件中可以“代表中央”全權處理一切問題，那為什么不可以在外事口運動方面“代表中央”說話？至于王力講話中的許多觀點與周總理歷來的講話大相徑庭，甚至露骨地批駁了總理的一些看法，這再次證明總理和中央文革在對造反派態(tài)度上的格格不入，證明外事口運動的“阻力”全都來自于總理！
也就是從這一天起，百忙中的周恩來開始連續(xù)出席外事部門的“批陳”會議。他親自到會的行動，不僅是履行過去的諾言，也是以“陪斗”方式來保護自己的老戰(zhàn)友陳毅，防止發(fā)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單位多，有時一周內(nèi)要安排好幾場“批判會”，總理實在抽不出身來，他就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李富春代他出席會議；并派出自己的秘書和衛(wèi)士長一同前往，以便隨時了解、掌握情況。在此之前，總理還就會議的具體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訂下“約法三章”，即：“批判會”要以小會為主；會上不許喊“打倒”口號、掛“打倒”標語；不許有任何侮辱人格的舉動，如搞變相武斗、揪人等……對這些，造反派都當面答應了。然而，從第一次“批判會”開始，造反派就出爾反爾，自食其言；導演了一出出撕毀協(xié)議的惡作�。�
8月7日午后1時，周恩來冒著盛夏酷暑，驅車趕到外交部小禮堂，準備出席在這里召開的小范圍的“批判會”。他剛走到會場門口，便得到衛(wèi)士長成元功的報告：會場內(nèi)掛有一條“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的大標語！已經(jīng)踏上禮堂門前石階的總理立刻止住腳步，當面質(zhì)問會議主持人：“昨天說得好好的，已經(jīng)達成‘協(xié)議’了嘛，你們還這樣干！”說罷，他站在臺階上不動了，堅持要造反派撤下標語后才入場。三伏天的北京，驕陽似火。即便是站在樹蔭下還覺熱氣蒸人。然而，年近七旬的總理卻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標語！僵持了整整一個鐘頭之后，造反派自知理虧，才被迫撤掉了會場內(nèi)的標語……
第二次開會時，周總理因有外事活動不能到會，而被“王八七”講話沖昏頭腦的造反派聞訊后，緊急調(diào)來幾百人沖入會場，準備“揪”走陳毅。為防止陳毅“溜走”，造反派還把陳毅的汽車輪胎放了氣……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總理派來的衛(wèi)士長成元功將陳老總臨時藏入一盥洗室內(nèi)，在場的總理秘書錢嘉東緊急向總理報告情況。傍晚時分，由總理親自布置，北京衛(wèi)戍區(qū)兩個連隊的戰(zhàn)士迅速開來，與正搜尋陳毅的造反派們對峙、周旋；而陳毅卻在成元功等的保護下，從后門撤出，換上衛(wèi)戍區(qū)的汽車，平安返回中南海。
8月11日下午，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批判”陳毅。這次，周總理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會前，他親自向北京衛(wèi)戍區(qū)傅崇碧司令員部署應急方案，將警衛(wèi)部隊安排在主席臺下，以防不測；同時，再三叮囑陳毅同志不可輕易離他外出。根據(jù)前幾次“批判會”的“經(jīng)驗”，他還把幾個造反派頭頭也都“拉上”主席臺，以備出事時找人對案。
果然，就在大會發(fā)言時，突然從會場二樓吊下一條“打倒陳毅”的大標語！頓時，整個會場上一片嘩然。——這顯然是事先策劃好的！此時，總理尚不清楚王力“八•七”講話的具體內(nèi)容，否則，他就不會對如此不守信用的造反派們一次次“違約”的行徑感到震驚了。在眾目睽睽之下，周恩來用逼人的目光緊盯住主席臺上那幾個坐立不安的造反派頭頭，足有幾分鐘不說話。隨即，他憤然站起，當眾退場，以示抗議！同時命令警衛(wèi)人員保護陳毅離開會場。在一身正氣的周恩來面前，人多勢眾的造反派卻不敢動陳毅的一根毫毛，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離去……
在周恩來的舍身保護下，陳毅歷經(jīng)大大小小8次“批判會”。雖幾番遇險，卻安然無恙。可周恩來卻因過度緊張、勞累，引起心臟病發(fā)作，不得不幾次吸氧。也就是在這些日子里，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來的標語、口號又再次出現(xiàn)在北京街頭……
在王力“八•七”講話煽動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顧周總理的一次次批評、警告，于8月16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奪取”外交部黨委大權。接著，造反派又強行封閉了所有副部長辦公室，姬鵬飛、喬冠華等部領導白天均被關入地下室寫“檢討”，直至晚間8時才放出向造反派“匯報”……。由此，整個外交工作陷于混亂，一直由毛主席、周總理掌握的外交大權“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奪權”的當天，毛澤東在外地得到有關報告，于是，他對一批正來訪的外賓輕松地談起這件事：最近，我們的外交部熱鬧了，他們要把陳毅、姬鵬飛、喬冠華打倒，那誰當外交部長、副部長呀？……對陳毅，我也不高興他，但找到一個外交部長也難呀！所以，我主張對他少“炮轟”，不“打倒”。
然而，這時的造反派已在開始行使“外交部部長”、“副部長”的“職權”：在他們的“批準”下，短短幾天內(nèi)，已有幾十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業(yè)務監(jiān)督小組”名義簽署的電報飛往各國的我外交機構，其中，還公然寫上“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強令我駐外使館、“貫徹執(zhí)行”……
8月22日晚，被極左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紅衛(wèi)兵，在抗議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而舉行的“首都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的群眾示威活動中，置基本國際關系準則于腦后，竟沖擊、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制造了一起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給我國的國際聲譽帶來了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害，成為新中國對外關系史上的一個“冰點”。
4年之后，周恩來在同緬甸聯(lián)邦主席奈溫將軍的談話中，對火燒英代辦處曾作了這樣的敘述：“運動發(fā)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壞分子鉆進去奪了權。群眾包圍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對群眾的沖、燒行為）我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知道時，已經(jīng)來不及了，燒起來了。當時我們下命令要群眾離開，那些壞人不聽。一個有趣的事情是，我們廣播命令時，英國代辦聽到了，他相信這是我們政府的意見，他就找我們解放軍保護，結果他沒有受傷。”
事情很明顯：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之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煽動下一小撮壞人所為，是與中國黨和政府歷來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也是對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艱辛開創(chuàng)的新中國的外交事業(yè)的一次嚴重破壞。由于這一破壞行為是在外交部“奪權”后不久發(fā)生的，因此，毛澤東、周恩來后來才多次將“火燒”事件與“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派”和極左思潮聯(lián)系在一起，每每加以痛斥、批判。
1970年12月，在開始批判陳伯達反黨亂軍的罪行時，毛澤東提到過這件事，指出：“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涂，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1972年6月，在開展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揭批運動中，毛澤東又以此為例，痛斥那些“極左派”：我們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后天要打倒葉劍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權不在我們手里，在那些所謂“左派”的手里；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
而對于新中國的第一任外交部長、舉世公認的著名外交家周恩來來說，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更是他整個外交生涯中的一次“切膚之痛”。也正由于此，我們的總理才以無產(chǎn)階級革命領袖所獨具的博大胸襟、氣度和坦誠，來直接、恰當、穩(wěn)妥地處理這一外交事件的一系列善后工作。
1971年春，經(jīng)周恩來親自批準、由外交部具體負責的英駐華代辦處修復工程竣工，英代辦處機構及工作人員等遷入新居。對此，周恩來指示外交部有關負責人在一次招待會上向英代辦當面表示：1967年火燒代辦處是一小撮壞人干的，中國黨和政府都不贊成；現(xiàn)在，我們給你們修復了，你們遷入新居，讓我們舉杯慶賀。但是，當時這位同志卻因招待會上有許多外國使節(jié)在場，不好開口說這番話�；貋砗�，周恩來批評他說：你本人也是當時極左思潮的受害者嘛，這些話你為什么不說？當著其他國家的大使說有什么要緊？而且還應該大聲說！毛主席幾次批評火燒英國代辦處的講話你們都學了，學而不用，不去實踐，這就叫極左思潮的影響嘛！我們在外交關系上要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雙方是平等的。人家來到我國，我們用壓的辦法是不對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們的同胞，那是它不對，但不能因此而燒它的代辦處。你搞他，他可以報復，那只能破壞外交關系，甚至斷交。那是王（力）、關（鋒）、戚（本禹）他們的路線……。周恩來的親切教誨，使這位同志深受感動和啟發(fā)。
之后，周恩來身體力行，親自召見了英國代辦，向他講了上述意思，英代辦當場表示理解和感謝。就在這一年，英國政府向我表示愿意撤銷英在臺灣淡水領事館，并希望就中英兩國外交關系升格問題進行談判。1972年3月，鑒于英方接受我方建交條件，兩國終于達成由代辦處升格為大使館的協(xié)議；至此，中英兩國由“半外交關系”進入“全外交關系”，從而為日后兩國關系正�；òㄏ愀蹎栴}的解決）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四、江青痛失“車、馬、炮”
縱觀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1967年夏季外交部“奪權”和“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對于后來一系列事情發(fā)展所起的“深刻影響”確實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動極左思潮的頭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歷史作用”，這就是：迫使那個一年多來亂黨、亂國、亂軍的“禍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組收斂氣焰，開始走下坡路；并成為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堅持主張并親自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斗爭的重要“起點”。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根據(jù)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規(guī)定成立的。這個名義上“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機構，實際上掌握著對黨政軍高級領導干部（包括相當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內(nèi)）的“生殺予奪”的大權。“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多次肆無忌憚地攻擊、污蔑、栽贓于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陶鑄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的事實，便是中央文革擁有這種非其莫屬的“特權”的有力證明。
也正因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組內(nèi)部才絕對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謂“�；逝�”。僅半年多時間，江青、陳伯達、康生一伙就先后將原在中央文革任職的陶鑄、王任重、劉志堅等“�；�”人物打倒；同時，又對尹達、謝鏜忠、穆欣等不肯與他們同流合污的幾個成員施加迫害，一一排擠出“小組”之列。這樣，“中央文革小組”便成為由“大三”（即江青、陳伯達、康生）加“軍師”（張春橋）加“刀筆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關鋒、戚本禹）為其基本陣容的盤踞在黨內(nèi)高層的一塊“毒癰”。直至1969年黨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組”自行“消亡”卻“死而不僵”。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原“小組”內(nèi)的“中堅力量”又將上海造反派頭頭王洪文拉在一起，結成“四人幫”宗派集團。10年“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表明：此害不除，黨無寧日，國無寧日，民無寧日。
在外交部“奪權”前后，周恩來和陳毅在外事口一系列問題上所作的種種斗爭，歸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場斗爭。正如周恩來后來所指出的那樣：“‘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fā)展，如果僅僅是在青年中產(chǎn)生極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說服和糾正的。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系。這種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發(fā)現(xiàn)。”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發(fā)生的外交部“奪權”，以至其后發(fā)生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確使新中國的外交事業(yè)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損害；但另一方面，這種極端無政府主義的行徑，也暴露了借此“操縱群眾運動”和“破壞我們的對外關系”的壞人。周恩來正是以此為契機，將中央文革中那幾個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斷地實行“處置”，拆去了中央文革這座“閻王殿”的一角。在這個“拆廟”過程中，王力、關鋒二人首當其沖，接下來，便是戚本禹。“小三”（王、關、戚）們的相繼倒臺，使江青一伙痛失“車”、“馬”、“炮”，標志著中央文革這個怪物走“背運”的開始。
以下，便是“火燒”事件發(fā)生后一周內(nèi)，周恩來與中央文革之間直接或間接較量的過程：
8月23日凌晨，英國駐華代辦處大火被撲滅后兩個多鐘頭，周恩來立即緊急召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頭頭，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他們宣布：
一、外交部“奪權”是非法的，不算數(shù)的。黨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國防、財政等大權在中央，不能奪，你們在外交部“奪權”，是目無黨中央、國務院。
二、“打倒劉、鄧、陳”的口號是錯誤的，以“外交部業(yè)務監(jiān)督小組”的名義向駐外機構散布這個口號更是錯上加錯。
三、封副部長們辦公室，隨意點名、發(fā)“勒令”，造成數(shù)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斬而不奏”，這是頭腦發(fā)熱，目無中央。如果再不向你們指出這一點，我們就要犯罪了！
四、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說明現(xiàn)已不能控制局面，這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對外關系中的任何重大步驟，如提抗議、發(fā)警告等，都是應由政府決定的行動，不能由群眾說了算；火燒英代辦處，就使我們在外交上輸了理。
五、你們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盡管現(xiàn)在批評你們，對于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誤，還需要由中央來負責，這個責任，我是不會推的。要報告主席，我們犯了錯誤，沒有領導好……
就在這次召見中，有的造反派頭頭仍顯得很不服氣，他們甚至公開頂撞、插斷總理批評他們的話，還有人抬出了王力的那個“八•七”講話，極力為自己的極端行為辯解、打掩護，因而引起周恩來的注意。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繼續(xù)在陳毅“問題”上做文章，一再無理阻撓周恩來出席“批判”陳毅大會，并威脅將組織“群眾”沖擊會場。對此，周恩來無比憤怒！他義正詞嚴地向造反派指出：“你們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壓力，是在整我了！你們采取輪流戰(zhàn)術，從（26日）下午2點到現(xiàn)在，整整18個鐘頭了，我一分鐘都沒有休息，我的身體不能再忍受了！……”
在這之前，周恩來的心臟已隱隱作痛。他連服了兩次藥后仍不見好轉。他的保健醫(yī)生曾把總理病情寫在紙條上，當面交給一造反派頭頭，卻被置之不理。聽到以上總理對造反派、更是對那些幕后策劃、縱容者的痛斥揭露后，保健醫(yī)生忍無可忍，沖到造反派頭頭面前大聲警告：“如果總理今天發(fā)生意外，你必須承擔一切責任！”說罷，他攙扶總理離開會場。這時，造反派們?nèi)栽诤竺娼腥虏恍荩?ldquo;我們就是要攔陳毅汽車！”“我們還要再沖會場！”
此刻，走到門口的周恩來陡然轉身，眼中噴射出憤怒的火焰：“你們誰要攔截陳毅同志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沖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的身上踏過去！”汽車中，保健醫(yī)生含淚給病勢加重的總理緊急吸氧。由于心臟病發(fā)作，周恩來從這時起到28日下午5時，整整36個小時無法工作。
狂熱中的造反派這時還不知道，就在周恩來病倒之前，一項經(jīng)他反復考慮制定的解決王力、關鋒二人問題的重大決策，已經(jīng)醞釀成熟；王力的“八•七”講話和關鋒伙同王力炮制的“揪軍內(nèi)一小撮”口號等有關材料，也已報到正在外地的毛澤東處。對那篇“王八七”講話，毛澤東批了5個字：“大、大、大毒草”！毛澤東還說，王力講的這些話，連我也不能隨便講的！我沒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批準了周恩來的報告，對王力、關鋒二人實行隔離審查，對戚本禹則視其表現(xiàn)，再作處理。
當了解到周恩來因勞累過度，引起心臟病發(fā)作等情況后，毛澤東建議，告訴總理，要多睡覺，不要開長會，不要多說話。
8月30日，是處理王力、關鋒兩人的日子。據(jù)王力本人后來回憶：這一天，他與關鋒在釣魚臺（中央文革駐地）同時被宣布隔離審查，而戚本禹暫還留在臺上。在結束王、關二人政治生命的會上，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江青、康生給王力扣上了“國民黨特務”的罪名，同時還誣蔑其妻王平權的家里是“一窩黑貨”。隨即，王、關二人被送入秦城監(jiān)獄。
9月4日，還在“臺上”的戚本禹致信毛澤東，“檢討”自己的錯誤，其中，也向毛澤東反映了處置王、關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組內(nèi)部引起的劇烈震動：
“最近以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關鋒、王力同志犯了很嚴重的錯誤，其表現(xiàn)形式是‘左’傾盲動……。王力同志在外交問題上犯錯誤，就同我有關（事由我起）……我這幾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許多問題；……我真怕什么時候自己不爭氣，離開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給革命造成損失。……小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難過。她叫春橋同志和我去看了關鋒、王力，開導他們……”
8月31日，周恩來再次召見外交部造反派頭頭及部黨委成員，重申：外交大權屬中央，中央授權給我，別人不能說，我管。就在這次會上，他嚴厲批評那個在外交部“奪權”后代理“外交部長”職務的造反派頭頭：你最近到處講話、作報告，散布“打倒劉、鄧、陳”的口號，你這樣做等于站在對抗中央的地位！對于前一時期“炮打周恩來”的逆流，周恩來毫不客氣，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節(jié)外生枝、無中生有、破壞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的陰謀，是使親者痛、仇者快的行為。他還提出：現(xiàn)在，國內(nèi)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jīng)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聲譽，造成我說話都失靈了。
第二天，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周恩來當著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尖銳指出：我知道有些人專門對我進行研究，把我歷史上多少年的東西都找出來。我感謝他們，如果是“好意”給我提出來的話�，F(xiàn)在算起來，1922年入黨，46年了（注：據(jù)1985年黨中央批準的中央組織部報告，周恩來入黨時間確定為1921年）。這46年里是犯了不少錯誤，說了不少錯話，寫了不少錯誤的文章。但是，我最終是跟著毛主席走的！今天，我的工作崗位和所負責的工作總還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觀。所以，我還是要干下去�，F(xiàn)在我申明，對某些人的“幫助”我歡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問題來要挾，來煽陰風、點鬼火，搞陰謀活動，那我是堅決反對的！
在痛失“小三”（戚本禹雖留下來，已不再被重用）之后，中央文革內(nèi)部發(fā)生了自“文化大革命”發(fā)動以來的最嚴重的危機。江青等人對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雖然從骨子里勢不兩立，恨得咬牙切齒，但無奈毛澤東已經(jīng)發(fā)了話，王力、關鋒他們又闖下如此大禍。在周恩來一次次強有力的反擊面前，剛剛受到重創(chuàng)的江青一伙只有招架之功，再無還手之力。他們在這種場合下只能隨聲附和，把自己的責任推得干干凈凈。于是，在這一時期由中央文革所把持的輿論宣傳上出現(xiàn)了一種十分反常的現(xiàn)象：自上海“一月奪權”以來一直大喊“打倒”、“砸爛”、“奪權”和“反翻案”、“反復辟”的筆桿子們，忽然改變了腔調(diào)，扭扭捏捏地反起“極左”、“無政府主義”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來了。那個“刀筆吏”姚文元，還率先提出要“徹底揭露”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要抓反革命的“黑手”云云，真可稱得上賊喊捉賊，欲蓋彌彰！
這一年9月，正在外地巡視的毛澤東連續(xù)接見各地駐軍及有關省、市負責人，向他們提出：現(xiàn)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想，這是主要的；說葉劍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陰謀集團是有，它集中攻擊總理，把總理攻倒后再攻別人；外事口里有壞人、“黑手”、反革命。倒是毛澤東把話挑明了。
與此同時，周恩來繼續(xù)親自過問、部署外交工作，要求徹底肅清兩個多月來極左思潮對外事系統(tǒng)的惡劣影響，并對外交部“奪權”、提“打倒劉、鄧、陳”口號、“火燒英國代辦處”等極端言行進行組織上的清查。于是，一度被“打倒”、關押的老干部們又重新恢復了工作，少數(shù)造反派們也相繼被審查、處理。整個外交大權再次回到黨中央、國務院手里……
其實，外交部“奪權”前后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的陳毅，在這以后并沒有真正“沉默”。在周總理的精心安排下，他仍以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的身份昂然出現(xiàn)在各種內(nèi)外場合：
1967年9月30日晚，陳毅出現(xiàn)在周總理主持的國慶18周年招待會上；
10月1日上午，陳毅與其他“二月逆流”的副總理和老帥們一起登上天安門；
11月6日下午，陳毅陪同周總理來到北京東郊機場迎接歸來的我援外專家；
11月30日，陳毅外長又與周總理聯(lián)名電賀南也門人民共和國獨立；
……
可以說，在那個政治氣候依然冷峻的“嚴冬季節(jié)”，兩位革命家、外交家和老戰(zhàn)友的每次公開露面，都是對成千上萬為中國前途命運擔憂的富有正義感的人們的莫大慰藉；同時，也是對那幾個不安好心、專以整人為嗜好的政治小丑的辛辣諷刺！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陳毅元帥于1960年冬天題寫的這首著名詩篇，正是數(shù)年之后那個“嚴寒歲月”里周恩來、陳毅以及許許多多老一輩革命家無私無畏、高風亮節(jié)的偉大人格的真實寫照。像這不朽的詩句一樣，周恩來、陳毅這兩位開創(chuàng)新中國外交基業(yè)的歷史巨人，將永遠與人民共和國同在，與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事業(yè)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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