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節(jié) 客自中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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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范曉波
1998年我初到南昌工作時，認識了一些贛南和宜春人，從他們那里接觸到客家人這個概念。當時的感覺是詫異而懵懂的，明明也是漢族人，卻非要單列出來說，給人少數(shù)民族的錯覺。那些人自稱客家時的神情也是有些微妙的，說自豪或許有點夸張，某種與眾不同的自得感還是有一點的。
他們平時也說普通話，彼此一見面時立馬切換語音頻道，像要用方言豎起一道籬笆，把我們這些講普通話的普通漢人排斥在外。后來回憶起來，這些人真有不少交集：老家都在深山里，物質(zhì)上能吃苦，精神上很敏感。像沙漠上的狐獴，不時立起身子警覺地探頭打望遠處，有時甚至有點草木皆兵。一旦確認你是有善意的，他便會刀鋒入鞘，赤誠相待。
交際圈里的客家人一點點多起來，特別是當一些我們原本很熟悉的軍政名人也被指認為客家人后，就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其實客家人一直就在我們身邊，只是缺少特殊的標志，過去沒有意識到這一重身份而已。
學者們比較一致的看法，客家人是自西晉末年（公元四世紀）開始，從以河南、山西為中心的黃河流域分五到六次遷徙到贛、閩、粵以及湖南、四川、臺灣、海南等地的，原因主要和戰(zhàn)亂與饑饉有關，比如黃巾起義、五胡亂華、黃巢起義、蒙古南侵、明朝滅亡等，每一次大的動蕩都會催生一次大規(guī)模遷移。
目前，全國有十六個省共二百二十八個縣有客家人居住。在江西，純客住縣、市有寧都、興國、贛縣等十八個，非純客住縣、市有贛州、萬載等二十個，客家人口總計一千多萬；福建客家人口近四百萬，純客住縣有長汀、連城等八個，非純客住縣市有建寧、沙縣等二十一個；廣東客家人最多，共有兩千多萬，純客住縣、區(qū)、市有梅江區(qū)、梅縣等十八個，非純客住縣、市更是多達六十六個。海外的客家人也多達五六百萬，約占華僑和海外華人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
客家人的來源和遷徙線路也許是比較清晰的，不過我心里始終想不清楚的是，長江流域的漢人，不少也是從別處遷來的，為什么他們沒有成為某個民系，獨獨客家人自成體系，以至于在時過境遷的千百年之后，仍自稱客家人呢？是由于他們慎終追遠，敬重祖先，還是因為他們始終保持著居安思危的危機意識？畢竟，千年之后，這些客家人在客居地早已反客為主，成為當?shù)氐闹魅嘶蛑魅酥弧?
2008年歲末，出于對客家圍屋的好奇，我專程去了趟贛州市的龍南縣。龍南是全國現(xiàn)存圍屋最多的縣，保存完好的有五百多座，最出名的是縣城以東十五公里外的關西新圍，建于清代嘉慶至道光年間，是關西名紳徐名鈞興建的，前后費時二十九年。圍屋占地面積七千七百平方米，配套的附屬設施有一萬平方米。整個圍屋呈長方形，四角立有四個高聳的炮樓。圍屋外墻高十多米，壁厚一米。整體建筑五組排列，前后三進，共十四個天井，正中為祠堂，對稱分置十八個廳，圍內(nèi)通道貫穿各列建筑，百余間房屋有序分布。
圍外的樸拙堅實和圍內(nèi)的畫彩鎦金的精致風格相映成趣，就像一個甲殼蟲的堅硬外殼和它柔軟的內(nèi)臟那樣反差分明。
另一處的客家酒堡規(guī)模較小些，整個圍屋南北長五十五米，東西寬四十五米，占地兩千四百七十五平方米，距今也有二百多年歷史，圍內(nèi)建有許多三層結構的民房，共有住房一百二十六間，另建有炮樓四座，炮樓四周布滿槍眼。圍內(nèi)曾常年儲藏可供全體居民食用三個月的糧食和米酒。
據(jù)考證，圍屋的母本系東漢中后期中原大莊園主居住的塢堡，中原士民南遷時，把這種建筑形式和技術傳到了贛南以及福建和廣東，又因地制宜做了一些發(fā)揮。在贛南多為四方的圍屋，在閩西則化身圓形的土樓，主要強化了建筑的防御功能。有的圍屋內(nèi)墻還涂刷了一層黏性極強的糯米，一為加固墻體，二為應對不時之需，如果被困太久圍內(nèi)斷糧，就用刀把糯米刮下來水煮充饑。
看得出來，即便在南方繁衍了數(shù)百年，客家人對于身處的環(huán)境仍是心懷戒備的，他們既要融入當?shù)氐纳酱�，又不敢徹底敞開襟懷，總擔心有不測之風云起自山林之內(nèi)或青萍之末。圍屋外緊內(nèi)松的建筑學特點正是這一復雜心理的外化。
到了廣東，客家人算是站穩(wěn)了腳跟，不需要把日�？臻g局限在完全閉合的土墻內(nèi)，便將圍屋的一邊敞開，建成中原府第殿堂的模樣，并在門前設置一處曬物的禾坪及一口半圓形池塘。池塘匯聚圍內(nèi)各個天井的排水，既可以養(yǎng)魚澆園，又可以充當消防水源。所以，在梅州一帶，我們看到的多是這種殿堂式圍龍屋，實用性和美觀度都比贛南圍屋和福建土樓有所提高。
我到達那些圍屋時，它們的主人早已搬離，融入城市或鄉(xiāng)間洋樓。圍屋內(nèi)的生活形態(tài)、倫理關系和煙火氣也一并灰飛煙滅，我必須借助資料、道聽途說的故事，加上強勁的想象，才能還原空寂的圍城中曾有的擁擠與熱鬧。
從內(nèi)寬外窄的射擊窗望出去，田野是一片虛虛的綠，亮得晃眼。酒堡的黃昏，光線晦暗，站在哪里照相都會曝光不足。只是，書著繁體酒字的大紅燈籠呈弧形排列成一圈，多少稀釋了一點堡內(nèi)的暗淡與沉悶。
南遷之初，客家人常與土著和盜匪發(fā)生沖突，這強化了他們的身份意識和宗族觀念。
客家人的族長并非世襲，由族人依據(jù)輩分、威望、能力、品行等要素公開推舉。圍屋內(nèi)的小社會便是以族長為龍頭，以族規(guī)為準繩有序地運行，這樣有利于發(fā)揮合力，一致對外。
這個小社會的財富有著族產(chǎn)和私產(chǎn)之分，二者并存不悖，在族規(guī)的框架內(nèi)各自發(fā)展，有種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兼容的意味。不過說到底，圍屋本身還是封建割據(jù)意識的建筑象形。
一位客家朋友說，圍屋里雖然住著許多小家庭，但因建筑格局和管理模式的影響，并無多少私人空間，居民之間很難有隱私，一家吵架全圍人都聽得清清楚楚。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那些特立獨行的思想和觀念，常會受到孤立和排擠，這種生活形態(tài)對人的創(chuàng)造力還是有些鉗制的。
的確也是，客家歷代名人中，像陳寅恪這種才學與人格均孤絕于世的名士似乎并不多。自然，藉此就把責任歸咎于圍屋的生存方式或許有點直線思維，要說一點關系都沒有也難免牽強。
看過一位客家籍作家寫的客家人性格分析，談到客家人的優(yōu)點不外乎勤勉、自立、自強等，毛病則包括：過度自尊，太看重面子，容易得紅眼病，陷入內(nèi)耗，作者還沿引日本學者打的一個比方——三個日本人斗不過一個客家人，但是一個日本人可以斗過三個客家人。
同我個人對客家人的切身感受有不少暗合之處，不過內(nèi)耗的性格弱點，放到其他漢人身上也基本適用，所以究竟具有多少族群的共性，還真的不好考量。
在我看來，客家人堅韌的開拓精神和柔韌的適應能力倒是有據(jù)可考的。
“逢山必住客，無客不住山。”作為后來者，在生存空間的選擇上沒有話語權，只好在土著的領地邊緣伺機置喙。在南方，這種邊緣就是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從那些純客縣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基本在贛南、閩西、粵東交界的山區(qū)。
梅縣雁洋鎮(zhèn)的橋溪村位于陰那山五指峰的西麓，海拔近千米，在明朝之前是純粹的荒山野嶺，大約在明萬歷年間，客家人在此建村，香火延續(xù)至今。
現(xiàn)今這里正打造休閑度假村，鋪了水泥盤山公路，上一趟山仍然不易。從山腳到村前這段路我差點暈車嘔吐了。村子就像懸掛在山壁上，找不到一塊稍大點的平地。就算到了村前，每走一步都要彎腰埋頭努力向上攀登，狀若叩頭，所以這個村子還有個別名叫叩頭溪。當然，村里人對于叩頭溪的來歷還有一種說法：明亡后，朱三太子一路南逃，曾躲到此處隱居，本地官民前來朝拜時，均要一步一叩頭，故得名。事實似乎也在佐證這點，本村人大多數(shù)都是朱姓。
不管哪種說法接近真相，都從側面印證了這一帶的偏僻和艱險。在公路開通之前的年代，進一次村和出一次村都像是一場遠征。
在一馬平川的黃河流域住慣的人，要搬遷到陡峭的山坡上居住，還要克服氣候、外敵騷擾等種種干擾，需要多大的毅力和適應力呢？這甚至都不是幾年幾十年的堅持，許多習性和基因，要花費幾百上千年的時間去改造吧。
那些為捍衛(wèi)生存權而爆發(fā)的大大小小的戰(zhàn)役和械斗，地方志和族譜上多有記載，征戰(zhàn)的難度尚在明處，成功了就地落戶，失敗了另辟蹊徑，雖則兇險，倒也干脆。在我看來，最難的還不是社會關系的楔入與重構，而是對于全新地理環(huán)境、氣候環(huán)境的征服與適應。這種適應貌似僅僅關乎生理，其實有著太多文化和人類學的內(nèi)涵。
十年前，我也曾有長居珠三角的嘗試。我故鄉(xiāng)鄱陽和那一帶的緯度相差不算太大，但不大的緯度差造成的氣候差異、植被差異已讓我渾身不適。首先不適應那里四季不分明，一年似乎只有夏秋兩季，生理機能和心理機制都被打亂。那些軀干低矮、葉片肥厚、花瓣鮮艷的熱帶植物明明也很有風韻，可我再怎么跟自己做思想工作，就是喜歡不起來，覺得遠不如江西的樟樹、桃樹來得親切。這些最終成為我選擇還鄉(xiāng)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2年12月初，因會議在梅州逗留四日。和我預想的不同，梅州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好得接近江西，同我去過的廣州、順德、陽江等地完全不在同一層面。城市也干凈且安靜，鮮有工廠，也極少有外來人口。上下班高峰期也不會堵車。穿城而過的梅江迂緩寧靜，弧度肥美，像梅州人那樣，心有靜氣，步履從容。
有天夜晚我沿江慢跑，十多分鐘都遇不上一個肩膀擦身而過，只有溫濕的江風軟軟地舔舐著面頰的皮膚，間或還能聞到桂花的濃香。
才晚上十點多，梅州的街面便人影寥落了。同喜好夜生活的潮汕地區(qū)及珠三角的人不同，梅州人大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方式相對科學和健康些。
已作為景點開放的梅縣南口鎮(zhèn)橋鄉(xiāng)村，因旅居海外的華僑眾多，建筑可見客家和西洋兩種風格的合璧。周邊的田園基本保存完好，山是綠的，水是清的，一些番鴨暢游淺塘。農(nóng)田有些布滿淺黃的稻茬，另一些被種上進口草皮。我在“南華又廬”前閑逛時，幾個農(nóng)民正戴著遮陽帽搬運草皮，說是準備賣給樓盤和公園，收益自然比種糧食高不少，因為價格高成本低，一年可以種很多批次。
下榻的賓館是本地一家有名的庭院式五星級酒店，院子里密集栽種了各種好看的熱帶和亞熱帶植物：大王椰子樹、高山榕樹、木棉、秋楓、晃傘松、芋荷、鳳凰樹、黃槐、爆仗花�；臼菐X南才有的品種。
賓館外有一處村落叫東升村，隸屬于梅江區(qū)三角鎮(zhèn)，離開梅州的前一天下午我去那里走了走。東升村的房子已無多少客家老屋的特點，稍老點的房子都是民國時的南洋式樓房。房前屋后瘋長著高大的芭蕉和累疊著青色果子的蜜蕉。
一個老人在村口用網(wǎng)兜打撈魚塘里的枯葉和雜物，問他這個村子是否都是客家人，他點點頭，又問他們祖上是哪里遷來的，便沒了耐性，讓我到前面的宗祠里去打問，不知是我的問話方式太魯莽，還是他確實不關心祖先的來歷。
客觀地說，作為世界客都，梅州的城市和鄉(xiāng)間都堪稱漂亮，但置身其間，當年那種客居珠三角的茫然和不適感再次卷土重來。尤其在賓館的庭院散步時，那些熱帶植物的濃重的身影與氣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提示我的外來者身份，一個在樟樹、楓楊下長大的江南人，只有在香樟的清香和油菜花的粉香中才能安恬陶醉地呼吸。
這也讓我推想到客家人初到梅州時的困窘。他們的籍貫和性情離這片土地比我還要遠很多，那些在大槐樹、榆樹和白楊樹下長大的人，是怎么接納并習慣這些外星景觀般的熱帶植物的呢？黃河流域的四季溫差可是比長江流域還要大很多，他們怎么適應得了一個個無雪的冬天和嶺南的悶熱與瘴氣呢？除了改變自己的心態(tài)、膚色、勞作方式，還要完成哪些我們無法洞察和歸類的基因改進呢？在我看來，這個工程遠比和土著及土匪打十場戰(zhàn)爭還要辛酸漫長。
中國人寫的歷史書，每談到戰(zhàn)亂導致的流民遷徙時，總喜歡加上一句：客觀上加強了東西或南北地區(qū)經(jīng)濟與文化的交流。每每看到這樣的結論我就會覺得，那個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歷史學家真是可惡，這種貌似客觀的歷史觀其實是建立在漠視具體生命的精神苦難基礎上的。
在梅州，我總是有意無意地和當?shù)厝顺兜洁l(xiāng)愁這個詞，可是對方大多比較淡然，和我交談的客家年輕人說，他們世代居住此地，并不存在什么鄉(xiāng)愁，現(xiàn)在再回到中原去反倒更不習慣。
他們的說法應該是誠實的，一般說來，有鄉(xiāng)愁也是第一第二代或頂多第三代移民的事，不會此愁綿綿無絕期。總的說來，中國人算世界上最務實的人種之一，生存需求永遠大于情感需求。
不過有意思的是，一個不談鄉(xiāng)愁的族群，定居異鄉(xiāng)千百年后，卻一直鄉(xiāng)音不改，以至于時代更迭了無數(shù)回，與當?shù)卣Z言雜交了無數(shù)回，他們的口音仍舊和古時中原的祖先相差不多。他們迄今仍稱繩子為索，臉為面；稱吃為食，走為行；稱脖子為頸，柴為樵……他們迄今最流行的一句話仍是：ai（發(fā)第三聲）是客家人，那個ai所對應的指稱“我”的漢字，古舊生僻到現(xiàn)代漢語詞典里都沒有收錄。
基于這種對于方言和客家身份的看重，我又一廂情愿地認定，客家人心里其實是有鄉(xiāng)愁的，只是這個鄉(xiāng)太遠，愁太深，消溶進血脈，自己都意識不到了�；蛘哒f，深到了無的程度。
實事求是地說，賓館里提供的客家菜并不好吃，既無粵菜的清淡，也無中原菜的厚重口味，多是雜燴和折中的產(chǎn)物，比如鹽焗雞、棗姜羊肉、米粄等等。
在梅州的四天，每頓都會吃到的一道菜是釀豆腐，在豆腐里放點肉餡烹煮而成。我的第一感覺是，這種怪誕的搭配絕對不是從口味出發(fā)的。一打聽果然不假，客家人初到嶺南時，很懷念中原的餃子，但嶺南不產(chǎn)麥子，沒有米粉，他們就把顏色和米粉相似的豆腐當成米粉做成釀豆腐。
釀豆腐的味道和餃子毫不相干，不過每次吃飯時我都會品嘗一塊，因為每次夾起這只義餃時，眼前就會浮現(xiàn)一片北方的麥田，那麥田地勢平坦，無邊無際，六月的熏風追逐著金黃的麥浪，一波一波地涌向古銅色的天際。
選自《散文》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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