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蔣經國“打虎”為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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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楊天石
一 蔣經國高調“打虎”
1948年8月，蔣介石為挽救因內戰(zhàn)而迅速加劇的巨大經濟危機，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等幾項法令和辦法，宣布發(fā)行金圓券，實行限價，規(guī)定各地物價必需凍結在8月19日的水準上，不得提高，同時限期收兌民間所藏金銀、外幣。8月20日，行政院特設經濟管制委員會，下設上海、天津、廣州三個督導區(qū)。上海區(qū)以曾任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的俞鴻鈞為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經國為助理，其任務是到上海實行“經濟管制”。蔣經國雖名為助理，實際上負全責。9月9日，行政院頒布《實施取締日用重要物品囤積居奇辦法補充要點》，規(guī)定個人和商家購買物品，其用量不得超過三個月，否則以囤積論。
蔣經國深知在上海前臺活動的商界大佬們的后臺就是南京的黨國要人，任務艱難，赴任之前，就對乃父說：“上海金融投機機關無不與黨政軍要人有密切關系，且作后盾，故將來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斬亂麻之精神貫徹到底不可也。”到上海后，蔣經國即在中央銀行設置經濟管制督導員辦公室，調來1948年成立的國防部戡亂建國總隊作為基本干部，以親信王升（少將）指揮，企圖雷厲風行，大刀闊斧，以鐵腕手段實行經濟管制，打擊囤積居奇、投機倒把等行為。蔣經國聲稱，這是一種“社會性質的革命運動”，要“發(fā)動廣大的民眾來參加這偉大的工作”。戡建隊宣稱：將“以伸張正義的做法，嚴懲囤積居奇的奸商、污吏，穩(wěn)定民生必需品的供應”，同時希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獲得廣大民眾的共鳴和支持”。8月下旬，王升從戡建隊員中選拔精明成員成立“經濟管理工作隊”，與新成立的經濟警察大隊聯(lián)合辦公，擁有檢查倉庫、貨棧、賬目，直接帶走違紀人員，查抄貨物等各種權力。8月29日，成立“人民服務站”，設立檢舉箱，鼓勵各界檢舉。其后，蔣經國先后扣押上海申新紡織公司總經理榮鴻元及杜月笙之子、鴻興證券號負責人杜維屏等“老虎”，轉交法庭審理。
蔣介石支持蔣經國的鐵腕做法。9月4日，蔣介石召見上海市長吳國楨，吳擔心蔣經國的做法有問題，蔣介石不以為然，日記稱：“經兒將滬上最大紗商鴻元與杜月笙之子拿辦，移交法庭，可謂雷厲風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為民之事，只有犧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顧忌，惟天父必能盡察也�！�9月7日，蔣經國親自回南京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對上海官商勾結的嚴重狀況雖感到痛心，但對蔣經國的“戰(zhàn)果”卻聽得眉開眼笑，“興奮非�！�。當日，蔣介石日記云：“經兒由上海來報告經濟管制情形。往日所有黑市與囤積等弊多有我黨政當局為首，言之痛心。但由此徹查，所有上海黑幕皆得發(fā)見，實堪欣幸�！�11日，蔣介石得悉上�！拔飪r平穩(wěn)，黑市幾乎消滅”，認為蔣經國克服了經濟上的“滔天大禍”，為“戡亂”奠定基業(yè)，高興地感謝上帝的“保佑”，在日記中表示“不勝感禱之至”！14日，蔣經國奉命再次回南京報告。蔣介石告以“食鼠之貓不威”的古訓，要他“多做實事，少發(fā)議論”，以免他人指責。后來，行政院院長翁文灝轉告蔣介石，美國有人認為蔣經國在上海的作風，“全為俄共產主義之思想，而其行動真是打到大小資本家之力行者”，“美國人必強力反對，并將正式警告”，蔣介石得悉后，一笑置之。
由于滿意蔣經國的工作，9月19日晚，蔣介石在和宋美齡乘車到南京東郊兜風時，特別和妻子相約，支持蔣經國在上海的舉措，“同為經兒前途打算，使之有成而無敗也”。
二 報紙報道的微妙變化
自9月12日起，戡建大隊號召上海年滿十八歲至三十五歲的青年參加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與奸商、污吏斗爭。報名者兩萬五千四百二十八人，獲批準者一萬兩千三百三十九人。9月25日，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成立，舉行入隊宣誓，蔣經國為監(jiān)誓人，要求隊員協(xié)助政府肅清上海的奸商。同日，蔣經國決定在上海實行物資總登記，限令各工廠及商家，于當月30日前將所存原料及制造品向同業(yè)公會登記，報告社會局，逾期即在全市普查，凡未經登記的商品、原料，一概沒收。
當時，上海最大的“老虎”是孔祥熙、宋靄齡的兒子孔令侃及其所開設的揚子建業(yè)公司（簡稱揚子公司）。9月29日，盧家灣警察局向上海警察總局報告，茂名南路、長樂路口的英商利公司汽車行囤有大量物資。經濟警察大隊會同該局前往檢查，發(fā)現(xiàn)該處存有大量物資，均系揚子公司所有。另在大通路277號及虹橋路倉庫中也發(fā)現(xiàn)該公司儲存的大量物資。30日，奉命查封所有物資。10月2日，上�！墩詧蟆钒l(fā)表消息，標題為《豪門驚人囤積案，揚子公司倉庫被封》，副標題有《新型汽車數近百輛，零件數百箱，西藥、呢絨，價值連城，何來巨額外匯，有關當局查究中》、《貨主孔令侃昨晚傳已赴京》等。其中提到：“據該庫及鄰近住居者語記者，經警曾于前日至該庫檢查，并查封該項物資。后因為數過多，乃續(xù)于昨日完成查封手續(xù)�！�
該報未說明消息來源，但據其中“該庫及鄰近住居者語記者”一語，可知該消息出自該報記者自身的采訪�！墩詧蟆穭�(chuàng)刊于1946年，創(chuàng)辦者為曾任上海市副市長、市黨部主任委員、社會局局長的吳紹澍。吳早年參加反帝、反軍閥運動，思想進步，后因與軍統(tǒng)和杜月笙矛盾，被撤銷職務，創(chuàng)辦《正言報》，批評國民黨和政府。該報在上海各報中率先刊登揚子公司被查的消息，正是吳紹澍和國民黨當局矛盾的體現(xiàn)。
同日《正言報》所發(fā)消息中，還根據接近孔令侃的揚子公司職員談話，披露了公司被查封的后續(xù)情況：在揚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曾致函蔣經國交涉，說明揚子公司營業(yè)額不大，查封之物，已向社會局登記，孔令侃并已于事發(fā)后乘夜車離滬赴京。
揚子公司的被查封，《正言報》和當時上海各報都未說明緣由，但是，根據當事人程義寬事后透露，這是杜月笙在兒子被捕后對蔣經國的“將軍”。
程義寬隸屬軍統(tǒng)，時任經濟檢察大隊長，每天都需要會見蔣經國，匯報情況。據他所說，蔣經國決定召集上海巨商開會，堅持要杜月笙出席。杜在會上說：“我的小兒子囤積了六千多元的物資，違犯國家的規(guī)定，是我的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資登記交出，而且把他交給蔣先生依法懲辦。不過我有一個要求，也可以說是今天到會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請蔣先生派人到上海揚子公司的倉庫去檢查檢查。揚子公司囤積的東西，盡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們的親友的物資登記封存交給國家處理，也希望蔣先生一視同仁，把揚子公司所囤積的物資，同樣予以查封處理，這樣才服人心。我的身體有病，在這里不能多待，叫我的兒子維屏留在這里聽候處理�！倍旁麦系脑�，合情合理，無懈可擊，蔣經國不無尷尬地表示：“揚子公司如有違法行為，我也一定繩之以法。”在送走杜月笙之后，蔣經國立即派程義寬赴揚子公司執(zhí)行。
孔令侃不僅是孔祥熙、宋靄齡的大兒子，而且和宋美齡關系密切。宋由于早年小產，后來一直沒有生育，非常疼愛她的這個外甥，視同己出，精心培植、呵護。杜月笙要求蔣經國去檢查揚子公司，這就等于在他的嘴里硬塞了一塊硬骨頭。
繼《正言報》之后，10月3日，上海三家大報《申報》、《新聞報》和《大公報》陸續(xù)報道揚子公司被查封的有關消息，但其態(tài)度卻出現(xiàn)了微妙的變化�！渡陥蟆返臉祟}是《抄獲揚子建業(yè)物資，呈候經管局候示》，不僅較《正言報》平淡，其內容則一是強調“上項物資均已向主管機關呈報有案”；二是強調外傳相關報道不確，聲稱“至外傳查獲大批新汽車及呢絨等，則并非事實”�！缎侣剤蟆返膱蟮栏鶕虾＞炀痔貏e刑事處的官方文書，其內容大體與《申報》相仿，但其標題則為《揚子公司物資呈報當局有案》，說明該批查封物資“呈報”過，有案可查，意在告訴讀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報道還稱：“關于外傳警局抄獲大批汽車零件、呢絨等物，并非事實�！薄洞蠊珗蟆返臉祟}為《揚子建業(yè)公司查獲一批囤貨》，內容亦與《申報》、《新聞報》相近，完全未提查獲汽車問題。
僅僅相隔一天，但三報與《正言報》的報道卻相差很大。其故安在？
推其原，當和孔令侃的緊急赴寧與宋美齡的緊急上海之行有關。
據程義寬回憶，孔令侃在揚子公司被查封的當天，曾飛往南京，向宋美齡求救�！墩詧蟆返膱蟮绖t說，孔令侃系乘夜車赴寧。兩說在孔令侃赴寧所用交通工具上雖有不同，但9月30日確有南京之行則一致。另據中央社消息：宋美齡于10月1日晨9時乘美齡號專機抵滬�！渡陥蟆�、《新聞報》、《大公報》的低調處理顯然和孔令侃、宋美齡抵滬之間的緊急互動相關。
三 蔣經國進退維谷
按蔣經國的脾氣和一貫作風，在揚子公司查獲了如此巨額的囤積物資，自然只有一個辦法——審查、扣押、查辦其主人孔令侃。然而，蔣經國感到，抓不得。
《正言報》、《申報》、《新聞報》的報道都提到了一個共同的情節(jié)，這就是被查封的揚子公司物資在事前已向上海社會局呈報登記。據后來監(jiān)察院的調查，在蔣經國發(fā)布“物資總登記”的命令后，揚子公司確曾向經濟管制督導員辦公室遞交過一份英文貨單，雖然手續(xù)上略有未合，應該以中文向上海社會局報告，但是，人家總是報告、登記過的呀！
10月2日，蔣經國日記云：“前天發(fā)現(xiàn)的揚子公司倉庫里面所囤積的貨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則擴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處理，真是頭痛�！�
10月9日，蔣經國《反省錄》云：“本星期的工作環(huán)境，是工作以來最困難的一段，希望這是一個轉機。除了物價不易管制以外，再加上揚子公司的案子，弄得滿城風雨。在法律上講，揚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發(fā)現(xiàn)在物資總登記以前，那我一定要將其移送特種刑庭�？傊冶乇k理，問心無愧。但是，四處所造成的空氣，確實可怕。凡是不沉著的人，是擋不住的�！�
揚子公司以孔令侃為董事長兼總經理，屬于權貴資本（當時稱為“豪門資本”）。成立于1946年4月，注冊資本一億元，1947年資本增加為十億元，分為一百萬股，孔令侃占24.9萬股。該公司長期名聲極糟。1947年7月，已因套用大量外匯事引起廣泛的社會反感。此次囤積大量物資一事被發(fā)現(xiàn)，自然更加激起各階層人士的不滿，甚至憤怒，不少人，主張立即逮捕孔令侃。據蔣經國當時的親信賈亦斌回憶，某日，他問蔣經國：“孔令侃案辦不辦？”蔣經國裝作沒有聽見，不回答。賈亦斌再問：“孔令侃案你準備辦不辦？”蔣經國便說：“塔斯社發(fā)表了一篇文章，評論上海‘打老虎’，說用政治手段去解決經濟問題是危險的�！闭f完便不再吭聲。賈亦斌當時對蔣經國仍懷有希望，過了幾天，再到蔣經國的住處，對他提出：“你對孔令侃一案究竟辦不辦？如果不辦，那豈不真像報紙上所說‘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了嗎？”蔣經國本來情緒就不好，聽了賈亦斌的話，便將沙啞的喉嚨放得特別大，嚷道：“孔令侃又沒犯法，你叫我怎么辦？”這時，一種從未有過的失望和憤怒從賈亦斌胸中涌起，他一拳擊在桌上，大聲反駁說：“孔令侃沒有犯法，誰犯法？……你這個話不僅騙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騙不了我！”
犯法還是不犯法，需要通過法律程序，以證據說話，孔令侃按蔣經國的規(guī)定，將揚子公司的囤積物資事先辦理了登記手續(xù)，這就讓蔣經國感到為難了。
四 蔣介石令《大眾夜報》等報�？�
東北戰(zhàn)局逐漸轉向有利于中共。林彪實行“關門打狗”方針，先圍錦州，企圖卡斷東北國民黨軍退往關內的通道。由于錦州危急，蔣介石于9月30日自南京飛北平。10月2日，自北平飛沈陽，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由廖耀湘指揮西進兵團，與自葫蘆島北上的東進兵團匯合，增援錦州。10月3日，蔣介石自北平致電上海市長吳國楨，請其轉致已到上海的宋美齡，告以“兄已由沈陽返平，約數日后回京”，可見，當時蔣介石原無自北平直飛上海的計劃。此后，蔣介石逛頤和園，參觀盧溝橋，聽譚富英的戲，好整以暇，顯得并不十分緊迫。10月5日，蔣介石和傅作義同赴天津，至塘沽，登上重慶號軍艦，至葫蘆島視察、部署、指揮。10月7日，返回塘沽，重回北平。10月8日上午，蔣介石先后與侯鏡如、陳鐵、傅作義等將領研究東北作戰(zhàn)計劃，但是，當日下午，蔣介石卻突然乘“中美號”專機，飛抵上海，住進東平路官邸。
蔣介石突然飛抵上海，是蔣經國、孔令侃之間矛盾激化的結果。
據賈亦斌回憶，宋美齡到上海后，即乘中秋節(jié)之機召見蔣經國、孔令侃，企圖調解這兩個表兄弟之間的矛盾，蔣要孔“顧全大局”，孔則大吼：“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還要我顧全大局！”兩人大吵起來。蔣經國臨走時表示：“我蔣某一定依法辦事！”孔則回答：“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墻！假如你要搞我的揚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來，向新聞界公布我們兩家包括宋家在美國的財產�！碑敿礆獾盟蚊例g面色煞白，手腳發(fā)抖，急忙打電話給在北平的蔣介石，說是上海出了大事，要蔣介石火速乘飛機南下。
蔣介石到上海后，當夜與宋美齡“月下談心”。同晚見到上海出版的《大眾夜報》，其第一版報道為《揚子囤貨案，監(jiān)委進行徹查，必要時并將傳訊孔令侃》。
該報稱：監(jiān)察院為徹查該案真相，特派監(jiān)委兩人來滬。該報并配發(fā)一篇社評：《請蔣督導為政府立信，為人民請命》，中云：
轟動一時的滬上豪門大囤積案似有煙消云散之勢，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對政府的一點“信仰”之幼芽，恐將因此而連根拔去，同時亦可能給當前的經管工作以致命的打擊，瞻望前途，不勝憂惶。
總理當初所夢想不到的，在革命的陣營中，竟有若干人因緣際會，形成了所謂“豪門資本家”……在國內藉其政治上特殊的關系，經營一切戕賊民生之買賣，如攫取大量外匯以輸入口紅、尼龍絲襪等奢侈品，獲取暴利；囤積操縱，掀動經濟風潮；從事投機，擾亂金融等等，不一而足，從不見將其資本投向生產事業(yè)，做一絲一毫有益于國家人民之事。而政府一切經濟上的政策措施，往往被若輩略施小技，便已破壞無余。
人所共知，其中最著名者為孔氏豪門，此次利公司孔令侃大囤積案，不過是許多事件中被發(fā)現(xiàn)的一件。
政府究竟是要豪門呢，還是要人民？將此處決定。
社評表示：“吾人盼望蔣先生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張‘大義滅親’，毫無顧忌地對孔令侃大囤積案迅予徹查，鐵面無私，懲以應得之罪。”《大眾夜報》原名《大英夜報》，創(chuàng)刊于1946年8月，其后臺是當時擔任上海警備司令的宣鐵吾。宣鐵吾和蔣經國關系密切，支持蔣經國實行“經濟管制”，報紙上的報道和社評，很可能反映蔣經國的態(tài)度。
蔣介石讀了《大眾夜報》的兩篇文章后，非常生氣，不過當晚還無法發(fā)作。
蔣介石到上海的時候，蔣經國正在無錫參加十一個縣的經濟管制會議，受到群眾的包圍歡呼。在參觀工廠的時候，工人佇立橋頭靜候，見到蔣經國經過，再次以歡呼送行。蔣經國見到此情此景，“內心十分難受，而且慚愧，眼淚亦想流出來”。當晚9時，蔣經國離錫，12時到達上海。第二天5點30分，天色破曉，蔣經國就急不可耐地拜見蔣介石。其日記稱：“清晨拜見父親，報告上海情況。目前有許多問題，尚未解決，但亦不忍報告。蓋不愿煩父之心也�！笔Y介石的日記則記載說：“經兒自錫來見，在美亭中敘談，聽取其上海經濟管制經過之報告。經濟本為復雜難理之事，而上海之難，更為全國一切萬惡鬼詐薈萃之地，其處理不易，可想而知�！倍说娜沼浂紱]有記載雙方討論孔令侃和揚子公司的情況，顯然是一種有意的省略。
蔣介石會見蔣經國之后，先后接見薛岳、宣鐵吾、吳國楨、吳開先等人，所談均為有關滬市“經濟管制”事項。接見情況，上海報紙的報道一片祥和，不見半絲風雨，說是“總統(tǒng)先后接見吳國楨、蔣經國、宣鐵吾、吳開先、方治、薛岳、俞鴻鈞等，對于本市物價及最近經管工作進展狀況，垂詢頗詳，并面諭必須穩(wěn)定物價，安定民生”。但是，當日蔣介石日記所記卻完全相反：“對于孔令侃問題，反動派更借題發(fā)揮，強令為難，必欲陷其于罪，否則即謂經（國）之包蔽，尤以宣鐵吾機關報專事攻訐為甚。余聲斥其妄，令其自動�？��！薄奥暢馄渫痹圃�，雖僅四字，但不難想見當時蔣介石怒火中燒、嚴厲斥責的狀況。
宣鐵吾，浙江諸暨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的畢業(yè)生。在軍校時就被蔣介石選為貼身侍衛(wèi)，因忠誠和才干，被提升為辦公室侍衛(wèi)長。抗戰(zhàn)期間任浙江省保安副司令，并因蔣經國力薦，兼任三青團浙江省籌備主任。抗戰(zhàn)勝利后，被蔣介石親自提名，出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長，接著兼任淞滬警備司令。他積極支持蔣經國，曾親自下令逮捕杜月笙的管家萬墨林，又曾帶隊抓捕杜維屏。對于這樣一個忠心耿耿，和蔣氏父子都有長遠而深厚關系的人，蔣介石一時激憤，居然將之歸入“反動派”之列，顯然不當。
值得注意的是，蔣經國、宣鐵吾等辭出后，宋美齡卻于當日上午10時親自駕車將孔令侃帶進官邸，引見蔣介石。據報道：“夫人御黑色旗袍，孔御灰色西裝，神態(tài)怡然。”這無異在向上海各界示威了。
10月12日，《大眾夜報》發(fā)表《緊急啟事》，聲稱：“本報為改變組織，整理內部，自本月13日起，暫行�？聪ＳH愛讀者，賜以鑒諒。”一直到10月20日，該報才得以復刊，整整停辦了一個星期。
《正言報》最早報道揚子公司被查消息，但是，其后并未發(fā)表相關激烈言論。9月30日，地下共產黨員王孝和因領導楊樹浦發(fā)電廠工人運動，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正言報》發(fā)表消息，指責國民黨“特刑庭亂殺人！王孝和口眼不閉，一路喊冤”。第二天，在吳紹澍指示下，又發(fā)表社論《不要再制造第二個王孝和了》。10月13日，國民黨舉行“宣傳會報”，蔣介石日記云：“對《正言報》吳紹澍等不法言行，氣憤不堪，暴怒峻斥，事后自覺無謂，而且吳本人并不在座，輕忽狂言，不惟傷神，且亦自鄙人格�！�
大概蔣介石的脾氣發(fā)得太大，言詞過于粗魯，所以蔣介石自覺不當。但是，有關當局還是下令《正言報》�？２贿^，其主因是該報對王孝和事件所發(fā)言論，而揚子公司案則可能只是次因。兩因并發(fā)，所以懲處分外嚴厲。前此相關著作將其與《大眾夜報》視為同受揚子公司案件之殃，顯然失之于簡單。
五 蔣介石阻止監(jiān)察院調查
揚子公司案件發(fā)生后，在南京的監(jiān)察院迅速注意到此案，決議派員調查。院長于右任將這一任務指派給了監(jiān)察委員熊在渭與金越光。二人于10月7日抵滬，自12日起，先后訪問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經濟督導員辦公處、上海警察局、社會局等處，會見蔣經國，并且詢問了孔令侃本人。
10月18日，蔣介石自北平致電上海市長吳國楨云：
關于揚子公司事，聞監(jiān)察委員要將其開辦以來業(yè)務全部檢查，中以為依法而論，殊不合理，以該公司為商營而非政府機關，該院不應對商營事業(yè)無理取鬧。如果屬實，可囑令侃聘請律師進行法律解決，先詳討其監(jiān)察委員此舉是否合法，是否有權，一面由律師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動，拒絕其檢查。并以此意約經國切商，勿使任何商民無辜受屈也。中正手啟。
按照1946年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監(jiān)察院的主要職責在于防范政府機構與官員貪贓枉法，侵害人民權益。蔣介石此電，以保護“商民”和“商營事業(yè)”為盾牌，批評監(jiān)察院超出其職責范圍，理由似乎并無不當。然而，孔令侃并非一般商民，而是權貴子弟，揚子公司也并非一般商業(yè)機構，而是權貴資本，在當時為社會所指，民怨所歸，理應加以處理；而且，即使是普通的商民和商業(yè)機構，違反國法，即使不是監(jiān)察院，其他相應機構也完全可以查究，轉交司法機關處理。蔣介石派蔣經國到上海，不就是要他來調查并處理各類經濟問題或案件的嗎？蔣介石此電，對于如何處理孔令侃及揚子公司，無一語涉及，相反，卻嚴厲批評監(jiān)察院“對商營事業(yè)無理取鬧”，要吳國楨轉囑孔令侃“聘請律師進行法律解決”，實際上是在鼓勵孔令侃抗拒調查。
揚子公司的囤積物資履行過“登記”，不好隨意逮捕，但是封存、查核，以便判明其罪或非罪，不僅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必需的，蔣介石反對、制止監(jiān)察委員的調查，而又不下令其他機構調查，其包庇行為就十分明顯了。
10月20日，吳國楨復電蔣介石云：
查此案前系由督導員辦事處徑飭警局辦理，奉鈞座電后，經與經國兄洽定三項辦法：（一）警局即日通知監(jiān)察委員，檢查該公司業(yè)務全部超越警局只能根據違反取締日用品囤積居奇條例之職權，警局前派會同查勘人員即日撤回；（二）該公司可以無當地行政人員在場為理由，拒絕查賬，不必正面與該委員等發(fā)生爭執(zhí)；（三）監(jiān)察委員熊在渭與天翼先生關系極深，職定訪天翼先生，請其轉達不作超越法律范圍之檢查。是否有當，敬請示遵。
從此電可以看出，吳國楨收到蔣介石10月18日的電報后，和蔣經國商量后定出三項辦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便是以“超越職權”為理由，撤出警察局“會同查勘人員”，同時指示揚子建業(yè)公司“拒絕查賬”，并企圖利用熊式輝（天翼）和熊在渭的“極深”關系，勸熊在渭“不作超越法律范圍之檢查”。根據這三項辦法，徇私、包庇盡在其中，而又一切合法，沒有絲毫破綻。
次日，蔣介石復電云：“號電悉，可照來電之意進行，如至不得已時，仍應照中前電辦理�！笨梢姡Y介石批準了三項辦法，而將自己18日電所述作為最終辦法。
關于蔣、吳之間為揚子建業(yè)公司案往來通電情況，后來吳國楨回憶說：
過了兩星期，什么也沒發(fā)生，蔣經國無能為力。此后我突然接到蔣介石從北平發(fā)來的電報，電報里說他已下令應由我處理此案。我回電說，從一開始我就向閣下說明過，我對此事不負責任，而且所有其他的案件也是別人處理的，我認為此案不應由我處理。三天后蔣夫人給我來長途電話，說委員長正在打另一份電報，命我直接處理此案，因此我最好還是照辦。
此回憶的特殊價值在于，它提供了宋美齡介入孔令侃案的直接證據。
11月4日，蔣經國將孔令侃的囤積清單交給蔣介石，蔣介石閱后，很生氣，日記云：“本日經國報告，孔令侃囤積居奇，見其貨單，痛憤之至，故今日情緒更覺抑郁矣�！比欢Y介石也僅止于“痛憤”而已。
揚子公司案激起了監(jiān)察委員們對宋子文、孔祥熙家族的聲討熱情，蔣介石本來認為，中國國情和西方不同，“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只能“自討苦痛”。早在10月16日，他就在日記中批評立法院、監(jiān)察院的委員們不守紀律，和黨，和政府，包括他這個“領袖”矛盾、對立，日記說：
數月以來，戰(zhàn)事不利，經濟拮據，外交艱窘，因之立法、監(jiān)察各院之黨員更形無法無天，不僅事事違反紀律，與中央黨政處處立于反對地位，而且一人一黨，每一黨員皆欲自作領導，自有主張，直接領袖，而其對領袖意旨與命令陽奉陰違，口是心非，并對余之言論吹毛求疵，惡意曲解，不但喪失領袖威信在所不顧，而且無形中間接協(xié)助共匪，以摧毀黨政，亦所不恤，幾乎令余無所措手足。
10月23日，立法院舉行時局談話會，有立委激烈地批判政府，發(fā)言說：“人事破壞法統(tǒng)，貪污無法懲辦。如宋子文套購外匯，揚子公司的囤積嫌疑，至今也莫奈何。其次，例如豪門問題，至今沒有辦法。試問現(xiàn)在政府的權貴哪個不是豪門？哪個不是老虎？號稱打虎的蔣經國，又有什么辦法！”該立委責問當時的翁文灝內閣：“是否能將政情澄清，否則請他下臺！”
立法委員的情緒如此，監(jiān)察委員的情緒自然更不在其下。10月24日，蔣介石日記云：“尤以監(jiān)察委員對宋、孔之攻訐，糾纏誣蔑，不顧大局，為匪作倀，此種卑劣無智之民意機構，更令人悲痛灰心也�！逼鋵�，民國時代的立法院大體上相當于西方的議會，監(jiān)察院更是孫中山設計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機構，其制衡、質詢、批評甚至抨擊政府的各級機構和成員乃是職責所在，蔣介石不能容忍其監(jiān)督，不僅說明他對這種民主方式不習慣，也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出，盡管他有時候高唱“民主”，而其實有類于葉公好龍。不過，應該指出的是，他還有一定的度量，沒有對這些放言高論者采取懲罰措施，報紙上也還可以將他們的言論登出來。
六 蔣經國辭職離滬
蔣介石阻止調查，揚子公司的案子辦不下去，其他事情自然也難于推動。10月16日，蔣經國在《反省錄》中承認：“揚子公司的案子，未能徹底處理，因為限于法令，不能嚴辦，引起外界的誤會。同時自從此事發(fā)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動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笔Y介石下令阻止監(jiān)察院調查的當日，蔣經國約吳國楨、宣鐵吾等討論目前經濟問題，“可以說沒有一個是支持政府政策的”。蔣經國在日記中自稱：“今日在精神上受到極嚴重的壓迫，未安睡。”
此后的一段時期內，蔣經國既感到行政院方面的動搖，也感到自己的話越來越沒有人聽。10月27日日記云：“在前半個月我的話是不會打折扣的，而現(xiàn)在則不如前了�！�
經濟問題只能用經濟辦法解決。國民黨用高壓手段“限價”，嚴禁物價上漲，這就逼得上海和各地商界用“拒售”的辦法來對付，從而形成更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10月24日，蔣介石和行政院院長翁文灝長時間討論經濟問題，日記云：“情形日非，商鋪空室藏貨，人民排隊擠購，尤以糧食缺乏為可慮耳！”同日，蔣經國早起到理發(fā)店理發(fā)，聽到的都是“排隊買不到東西”這許多話。這種“買不到東西”的情況不僅嚴重影響到上海、南京的市民生活，甚至也影響到了蔣介石。10月31日是蔣介石的六十二歲生日，蔣緯國夫婦和蔣介石的侄女蔣華秀夫婦前來祝壽，蔣介石居然辦不出一席稍微像樣的飯菜來，日記云：“晚課后緯兒及華秀等夫妻來祝壽，聚餐便飯，以買不到食物也�！边B為蔣介石服務的侍從們都不能為蔣買到食物，市場上物資匱乏情況可想而知。
10月28日，蔣經國到南京參加經濟管制會議，“大家都主張讓步”。會議決定糧食可以自由買賣，工資可以調整，百物都可以照成本定價。11月1日，行政院宣布取消限價，糧食按市價交易，自由運銷，紗布、煤、糖、鹽，由中央主管機關核本定價，統(tǒng)籌調節(jié)。蔣經國原來主張堅決守住“八一九”的限價防線，至此徹底崩潰。當日，蔣經國發(fā)表《告上海人民書》，承認自己未能盡責完成任務，在若干地方，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應向政府自請?zhí)幏帧?1月6日，正式發(fā)布消息，辭去督導員職務。從即日起，蔣經國可以不再到中央銀行辦公。他到督導員辦公室走了一圈，“心中實有無限的感慨，幾欲流淚”。此后，他情緒消極，借酒澆愁，一邊喝酒，一邊焚燒文件，甚至連印好的請柬也在焚燒之列，賈亦斌問故，蔣答：“亡國了，還請什么客？”
蔣經國以鐵腕手段控制物價，在一段時期內有效，并且得到一般平民百姓的擁護，但是，一旦“限價”令取消，物價立即如斷線風箏，扶搖直上，平民百姓受到更大的痛苦。11月8日，蔣介石日記云：“自限價取消，經國辭去管制督導員后，上海物價已日漸實漲四五倍。”蔣介石派蔣經國到上海，本意在解決經濟危機，不料卻陷入更大的危機中。
11月15日，上海經濟督導員辦公室發(fā)表聲明：
關于揚子建業(yè)公司囤貨事件，茲已將該案調查處理經過，連同警局檢查報告及該公司囤貨一并呈報行政院，督導處并規(guī)定該公司所囤工業(yè)原料及日用必需品由主管機關按照限價配給各廠家、商號，已轉飭市府及主管當局辦理。
這份聲明無異提前宣告，孔令侃和揚子公司無罪。
七 監(jiān)察院公布對揚子公司的《糾舉書》
盡管蔣介石阻止監(jiān)察院對揚子公司進行調查，但是，他當時還不擁有“一句頂一萬句”的絕對權力，因此，熊在渭、金越光的調查一直在持續(xù)進行�？琢钯┓矫�，由于有姨丈蔣介石和姨母宋美齡的撐腰，有恃無恐，拒不交出貨物進出總賬、分戶賬及結匯等重要賬冊，與熊、金二人接談過一次后即避不見面，僅由財務處副處長出面敷衍，聲稱“公司創(chuàng)設未久，賬項不全，且全盤賬目清查頗為繁復，未便交出”。同時，上海市政府等有關方面也不能積極配合。盡管如此，熊、金兩位監(jiān)察委員仍然完成調查，寫出長達1.2萬字的《糾舉書》。
《糾舉書》提出：揚子公司囤有西藥、顏料、化妝品、玻璃質日用品等，共三四千箱；另有與揚子公司關系密切之利所存新小汽車七十五輛、卡車十輛。以現(xiàn)貨從低估計，約合金圓券二千萬元以上，折合法幣六十萬億元，約合其第二年注冊資本的六萬倍，“要非該公司總經理孔令侃具有特殊權勢，巧取豪奪，誰能相信？”
《糾舉書》列舉揚子公司1947年以來的營業(yè)額，計算該公司應向國家交納的巨大稅款數字，指出該公司實際所交，僅及千分之五六，特種營業(yè)稅只交了金圓券132元4角7分�！捌渲信c稅務機關有無勾結，固不可知，然該公司仗勢逃稅，則實為明顯�！薄�
《糾舉書》還提出：該公司存貨，大多為民國三十五年、三十六年購進，迄今尚未拋售應市，其中食糖、煤油，均在一年以上，“自難謂為非囤積居奇之行為”。又指出：在這些存貨中，屬于禁止進口或暫時禁止進口者達二十余種，“其破壞法令，圖謀私利，殆無疑義”。
《糾舉書》并將矛頭指向孔祥熙，指出孔祥熙、孔令侃父子進口的“卡地洛克”汽車與揚子公司另一批六噸以上的“飛愛特”汽車，輸出入管理委員會都表示未發(fā)進口許可證，那么，“江海關何以準其進口？”如非“與該江海關主管人員勾結，何能登岸？”
《糾舉書》認為，孔令侃“仗勢違法、逃稅走私、囤積牟利各罪俱全，自應予以嚴懲”，建議函請行政院轉飭工商部，吊銷揚子公司的營業(yè)執(zhí)照，停止其營業(yè)，“至其侵犯司法部分，并應移送法院，依法究辦”。
此外，《糾舉書》并提出，上海市長吳國楨、警察局局長俞叔平、經警大隊長程義寬，及上海市直接稅局局長黃祖培、輸出入管理委員會主委霍寶樹、江海關稅務司張勇年等，均“有玩忽職務之處”，一并糾舉。
該《糾舉書》經監(jiān)察委員劉延濤、王向辰、王澍臨三人審查成立，于12月21日，送交行政院處理。
《糾舉書》送交行政院之日，離蔣介石宣布下野，將總統(tǒng)職務交由李宗仁代理的日子已經不遠。自然，此后《糾舉書》即進入國民黨內習以為常的公文旅行流程。
八 國民黨和政府陷入人心盡失的危機
俗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笔Y介石、宋美齡包庇孔令侃的情節(jié)迅速在社會流傳、發(fā)酵，蔣介石父子和宋美齡都受到社會，包括國民黨內部的廣泛批評，它使國民黨和政府陷入人心盡失的嚴重危機。當時守衛(wèi)北平的將領傅作義就曾為此事對杜聿明說：“蔣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們還給他干什么！”此事成為傅對蔣“失去信仰”的重要原因。賈亦斌在向蔣經國勸諫不成后也對他最后失望，“決心同蔣家王朝決裂，同蔣經國分道揚鑣，去尋找新的道路”。1949年4月，他在浙江嘉興起義，投向中共。
1948年11月4日，《中央日報》曾發(fā)表殷海光執(zhí)筆寫作的社論《趕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門”貪財橫行，“享有特權的人享有特權，人民莫可如何�？恐饺苏侮P系而發(fā)橫財的豪門之輩，不是逍遙海外，即是依勢豪強如故”�？紫槲醍敃r在美國，孔令侃在揚子公司被查封后不久也經香港去了美國。社論指認“豪門”為“人民公敵”，斥責國民黨和政府“甚至不曾用指甲輕輕彈他們一下”。社論說：
革命與反革命的試金石，就看是走多數派的路線，還是走少數派的路線。如果走少數派的路線，只顧全少數人的利益權勢，那么盡管口里喊革命，事實上是反革命。
《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機關報。人們已經很難分清，這些言論和當時中共批判國民黨的言論有多大區(qū)別了。
國民黨內和社會上普遍彌漫的這種不滿、怨憤，蔣介石自然是清楚的。不妨看他這一時期的日記：
11月3日：“宣傳會報，為孔令侃牽累非淺也。”
11月5日：“黨報社論，亦攻訐我父子，無所顧忌，此全為孔令侃父子所累，人心動搖，怨恨，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11月9日：“本日謠諑更甚，牽涉妻事�！�
11月10日：“為孔家事，全體黨員皆起疑竇，牽累不少。”
11月11日：“本日為孔庸之事及社會對宋、孔豪門資本之攻訐，幾乎成為全國一致之目標。”
11月12日：“今日謠諑繁興，甚于卅三年之時，并對孔、宋攻訐，牽涉內人�！�
這些傳言、攻訐、謠諑的內容，今天已難一一闡述清楚。徐永昌日記云：“聞蔣先生日前亟亟到滬，十之八九因孔大少爺不法囤積等問題，蔣夫人速其訪滬解圍云云�！笔Y介石的秘書周宏濤則回憶說：“我風聞這天蔣公為了揚子公司囤積居奇案，在夫人的要求下召見經國先生，垂詢上海金融管制執(zhí)行情形，經國先生本要法辦經營揚子公司的負責人孔令侃，因而擱置�！毙斓娜沼�、周的回憶，都說明蔣介石、宋美齡干預揚子公司案一事流傳之迅速和廣泛。至于賈亦斌在回憶錄中所說，蔣介石曾在10月9日痛罵蔣經國：“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中來了！”要他立即打消查抄揚子公司一事。又曾召見上海文武官員說：“人人都有親戚，總不能叫親戚丟臉，誰又能真正鐵面無私呢？我看這個案子打消了吧！”賈亦斌并非在現(xiàn)場目擊耳聞的當事人，他的這些回憶和蔣介石的身份、性格與語言風格不合，顯然屬于傳言、謠諑之類。
既然是傳言、謠諑，自然不可能很準確，模糊失真，甚至夸大、扭曲都在所難免。傳言中可能有同情蔣經國，指責宋美齡的內容，因此，宋美齡覺得很委屈。11月27日夜，國民黨和政府已經風雨飄搖，宋美齡赴美乞援，行前之夜，蔣介石發(fā)現(xiàn)宋美齡突然啼泣不止，日記記載說：
午夜醒時，妻又悲切不置。彼稱國家為何陷入今日之悲境，又稱彼對經兒之愛護，雖其親母亦決無此真摯，但恐經兒未能了解深知耳！惜別凄語，感慨無窮，彼為余與國家以及宋、孔之家庭受枉被屈，實有不能言之隱痛，故其悲痛之切，乃非言詞所能表達其萬一。
可能宋美齡當時對蔣經國確有真摯“愛護”之意，也可能在蔣、宋、孔三家的關系中，傳言中宋美齡的作用有不完全準確之處，但是，衡以本文所舉上述例證，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徇私包庇孔令侃及其揚子公司的基本事實應無疑義。
傳言、謠諑有很大的殺傷力，基本符合事實的傳言，其殺傷力就更大。在揚子公司問題上，人們對蔣介石、宋美齡、孔祥熙、孔令侃以及蔣經國的批評實際上就是對掌控當時社會、國家的“豪門”的批評。這種批評是很容易轉化為打倒“豪門”、推翻“豪門”的革命情緒的。
平心而論，蔣介石自奉儉約，大體清廉，對孔氏家族的貪瀆、腐敗也有過制裁。例如：1942年12月，槍斃與孔祥熙家族關系密切的林世良。1945年，親自審查孔祥熙涉案的美金公債舞弊事件，迫使孔祥熙辭去行政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等多項職務。但是，蔣介石顧全國民政府和孔氏家族的體面，擔心“夜長夢多，授人口實”，最終還是只能以大事化小，后臺結案的方式了斷。到了揚子公司問題上，蔣介石礙于宋美齡和孔令侃之間的關系，壓制調查，窒息言論，徇私包庇，終于毀滅了國民黨和政府擁戴者的最后一點兒希望，陷入人心盡失的嚴重局面。
豪門越“豪”，處理其貪腐，就應該越堅決、果斷、及時，這就是歷史的教訓。
選自《炎黃春秋》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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